”，要么埋首于古籍中搞搞考据，其子代序便说，他是跟上了一九七五年研究鲁迅热的形势；金性尧写的《赵景深与中国小说史》，则特别指出了他的小心翼翼做考证。但，它们倒未尝不正是赵景深本身兴趣所在。他做《中国小说史略》的注释、题解（一九七六年七月一六日、十七日等多处），表现出对鲁迅古小说研究的浓厚兴趣，是其来有自的：三十年代，他纪念鲁迅的文章就已突出这一方面，题曰《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先生》。该文中说：“最近我时常翻阅鲁迅的三部书——《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以及《唐宋传奇集》”，简直就是他晚年这些日记中说的话。
当然，“跟上形势”始终是不可避免的。且不说他曾写过“立愿紧跟华主席”的诗上交并抄赠友人（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二月二十四日），还替孙女写和修改过类似的诗与作文（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以及平时给孙女讲《洪秀全反孔斗争的故事》（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等等；即以其本色行当观之：一九七六年八月三一日记，读罢《忠义璇图》后，他撰文批判，谓此书“删去《水浒》中革命的部分”，“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等事则不删，借以迎合乾隆等皇帝的腐朽糜烂生活，投其所好”云云。这在今日读来令人失笑，当时却是不得不如此或衷心之论。另外，他喜弄昆曲，常与张允和等就此往来，而一九七八年五月一八日则记有：“阴雨，……与希同（按：其妻，当年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之妹）唱《拾画》和《惊梦》为乐。”如此好情致，可是同年四月二五日记：“最近我还用昆曲歌颂了十一大。”
但在这些紧跟和谨慎之下，仍可偶尔见到与时相悖的闪光：一九七七年三月一日记：“方平来，借他译的索尔仁尼琴传给我看。”这传记居然出现在那个时候、出现在赵景深所读书目中，颇为突兀。也许是因为出自友人手才读，也许读时已存了批判之心，但无论如何，总让人窥见一些边缘的、独立的东西。
更多地提到的作品属于他治学和兴趣的范围，偶有点评，如称《三国演义》第四六至四八回，“是此书最精彩的地方。”（一九七七年一月九日）余冠英、钱锺书等编的《唐诗选注》，“不是人云亦云，有创见”，但“校勘不甚精。”（一九七七年一月十日、十三日）张静庐的《在出版界二十年》，读了两次，“仍感兴味”。（一九七六年七月九日）增田涉《鲁迅的印象》，“说的是老实话，当然在中国是不适宜于公开出版的。”（一九七七年三月四日）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第四节谈读书、第五节谈周作人，“颇感兴味”。（一九七七年二月九日）冯雪峰的《回忆鲁迅》，“分析思想较深刻，但行文似啰唆”（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二日），等等。此外令我同样感兴趣的，还有那些可见出治学细节、意见的地方，如为了王映霞的来访，他隆重其事，专门抄出《鲁迅日记》中的记载来作准备。（一九七七年四月五日）又如他对资料整理赞同鲁迅《小说旧闻钞》的体例，“按类汇编而不按时代；但亦可按时代而加一个索引……这就可以两全其美”。 （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日、二十六日）——零零碎碎的这些，便是这本《日记》对我的最大价值了。
《日记》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三、十七日记有上海古籍社为重版他校注的《英烈传》约其再次修订事。这本讲朱元璋等反元建明故事的演义小说，赵景深早在四十年代就开始研究，五十年代已修订过一次；后来这个一九八一年一月的新一版，我读大学时在校内折价旧书摊上买到一九八五年六月第四次印刷本，当时就有兼以存赵景深于架上之意。他不但进行校勘、整理、订正，以及选用上官周《晚笑堂画传》等作为插图，还汇入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其早年写的《〈英烈传〉本事考证》，“根据三十二种著作，替每一回的故事找出它的娘家……这些材料，现在我也都列入各回的注释中去”。（《序》）——这样，这本并不很彰显、突出的旧小说，也就有了难得的价值了。
然而，在学者之外，早年赵景深还有另两个角色：文人、编辑。他写过新诗、小说、散文、儿童文学，译过书；长期担任北新、开明等书局及报刊的编辑。这样的身份地位，加上为人热心厚道，使他成为“文坛中朋友最多的作家之一”，从而形成了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成果：大量的现代作家介绍和回忆录。解放前就结集有《琐忆集》、《文人剪影》、《文人印象》、《文坛忆旧》等，近年，倪墨炎之子倪凡以这些旧著为主，编成一本《我与文坛》（上海古籍社，“白屋丛书”，一九九九年十月第一版）。我购得时曾感叹倪凡所拟书名平实中的大气：将“我”与“文坛”并列。——不过赵景深倒也担待得起。他掌握充实的第一手资料，写出许多不为人知的小节、趣闻，虽然都是篇幅不长的“剪影”体，但文笔生动，颇能抓住个性、特点。如《沈从文》：“他有的是静默，你见了他不会觉得燥热”，“手的轻扬，口的微启，每一个举动都是文雅的”。（按：《日记》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记，他写了沈从文、凌叔华、张资平、台静农等人的传略。此未见收入本书，本篇《沈从文》是三十年代写的。——本文所举引该书文章，均写于三四十年代。）
其他以记所见所闻叙写的作家独特的人与事，如《丁玲》一篇，谓有次见到丁玲在蓝罩台灯下写作，赵景深惊诧于她的字迹与沈从文十分相似，“可见他们三人（按另一为胡也频）是多么要好了”；这使他想到戴望舒、施蛰存、杜衡这“三个火枪手”，说沈、丁、胡也一样，将“永远是最密切的朋友”——这一笔迹的细节只能留给人感叹，因为后来并不“永远”，而是反目成仇了。而另一些则能令人发会心微笑：他曾为编副刊向钱锺书索稿，因稿已给了郑振铎，钱回信引旧诗云：“还君明珠双泪垂。”（《钱锺书杨绛夫妇》）还有《傅东华》，如何用自己的名字打趣地自我介绍；《钱君匋》，“偶尔兴到，写信给你，会来一个满幅篆字”。（按赵景深早年诗集《荷花》，封面就是钱设计的。）等等。他自己也不无趣事在其中，如以“活财产”换财完婚：“因家贫无力完姻，只得临时赶译了一篇柴霍甫的《活财产》出来，拿了译稿去看徐师，想换一点钱用。”
这一记载同时也见出徐志摩一贯的热心助人。该文原题《徐志摩》，收入《我与文坛》时，倪凡易为《忆徐志摩师》，此一“师”字在全书标题中绝无仅有，是编者体会作者用心的贴切之举了。（但我这里举引的其他文章，仍取赵景深原题。）此文记述往事、哀悼逝者，情意是浓的。不过就文字兼美而论，最佳的则是那篇抒情散文般的《西溪》，回忆与戴望舒、杜衡、钱君匋等及其家人畅游，描写如画、情意丰盈，如此旧游雅叙，令人神往。（其他篇章中插入的优美闲笔也不少，如《林语堂》的结尾，记林宅外的林阴道；《徐霞村》的结尾，因徐喜爱南欧文学，而使“我仿佛看见了南方明净的天，嗅着了橘林的香气”。）
——灵动活泼的笔调，正是这些作家印象记与后期日记（按：此处我原文说是“后期文字”，按赵易林先生批评意见而改）的重大区别。那本《日记》读来如此枯燥，也许是因为日记体本身的特点，更也许是要上交汇报等外界气候的影响；也许来自学术专攻的变化，还也许是老来文笔衰颓的自然现象，但无论如何，他早年写的文坛逸事要更使人喜爱。后来，他就真像《荷花》集内那首《一片红叶》写的：“诗的兴趣一丝丝 / 从叶里抽出来了。”将《日记》和《我与文坛》对读，我无疑要怀念他从前那种“荷花”的香气。
二〇〇三年四月下旬
第三部分 书林散叶第29节 从花花草草到棉花水稻（1）
关于鹤西，我最早是九十年代初期在《读书》等处看到他一些零星文章，尤其一篇《斯密斯的老话》，是饱看世事的老者含着智慧与失望的感慨（我们从时间那里“得到的是一些价值有限的东西而失去的是更为宝贵的”，等等），却又寓幽凉于平淡，从此留下了印象。但直到读了周国平的《有这么一本书》，才真正喜欢上这个陌生的老人。
那是鹤西读到周国平《悲观·执著·超脱》一文，心有所感，将自印来作八旬自寿的《野花野菜集》寄给周。收到书，周说：“一种寂寞和一种热闹同时扑向我的心间。”读后拍案叫好，为此书只能自费印刷不平，旋又释然：“这一份冷清……怎知不也是作者自然的选择呢？”因为鹤西“年轻时也是文学圈子中人，但从三十年代初就跳了出来，改行学农，从此以农为业。”周国平引用他早年《中秋夜》里的话：“他总梦想要对生活告一个假，能够活着，同时却又在生活之外。”然后说：“他后来的确告假了，向那名利场中的生活，包括文坛，竟告了这么长的一个假。”并指出：“正因为此，他为自娱写的作品就有一般卖文者不易企及的真实动人的韵味。”周自认：“我自己对职业化的写作素怀戒心，要我改行，我却舍不得。真改了行，好兴致能否至老不衰，不被琐碎的日常生活磨灭，就更不敢说了”，因此，他明白这老人之不易。在介绍了鹤西淡淡写来的淡淡欢喜淡淡哀愁（这是鹤西在《流星》中自述他所喜欢的情致）后，周国平引鹤西给他的信，说也向往周文中“由执著而渐近超脱的境界，只是悲观与时俱增，老而弥甚。我（周）知道我没有能力抚慰他（鹤）的悲观，我该自问的是我有没有能力学他的执著和超脱。”
读了此文，便想找鹤西的书。因为，那样的“告假”，那样为自娱而写作、跳出文学圈、放弃虚浮的文学而埋首于与植物、土地打交道的农事，正是与我心相通的、为我欣赏的，何况周文所引的鹤西几段文字，其风格颇合我意。
“唉，只是你们到哪里去找这本书呢？”周国平如是叹息。到一九九七年九月，我终于邮购得了上海书店一九九七年五月第一版、收在“文苑春秋随笔书系”里的《初冬的朝颜》，喜如何之。它分为“野菜集”、“初冬的朝颜”两辑：前者大部分是青年时期的作品，与诗文合集的《野花野菜集》相比，是只有文，没有诗，计五九篇；后者则为近作，连前言、代跋计三十七篇，合共只有十一万字的一册小书。
得后即于丽阳晴日和绵绵冷雨天的数日间读毕。果然是适合秋天读的好文字、好情怀，无论是略有废名风格的创作性少作，还是晚近转趋平淡沉吟的记述性篇章，都耐人咀嚼、沁人心脾、发人幽思。我又有了当年初读刚“出土”的张中行、台静农等那种私心隐喜，又找到了一个冷僻角落里对坐听谈的倾心老人。
书前有扬之水《序》（扬收入其《终朝采绿》时题为《依旧野花野菜》），说正是周国平把《野花野菜集》带给她，才得与鹤西“相识”。她评鹤西人与文：“超然物外的洒脱通达与立足人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