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大陆时，从台湾大学图书馆带走《四季随笔》英文本及另一书；“文革”时二书被抄走，动乱结束后又奇迹般发回，李霁野乃在借走四十余年后将它们寄还台大。——如此巧合，在他还书前夕，我却携走其译本，同为不失趣味、更不无沉重的“大学图书馆之缘”（当然，我的德行与李先生正好相反）。
从一九九〇年秋天起到一九九一年冬，我按着季节读过此“四季”。仿佛追随吉辛去观察自然，倾听那些发自内心的闲谈，欣喜于他对古希腊罗马的迷恋，感受他恬然自适、静默的幸福，也像他一样，觉得自己更适合独自沉思、那才是发挥自己对世界的益处，盼望用金钱买闲暇，感慨时光也享受时光，感到生活永远都是些“靠不住的起头”、“无希望的开端”，等等。
这些都是颇合我心的（包括“四季随笔”这种形式本身）。但到一九九二年十月，我也把它送走了：作出最慷慨的一次大手笔，转赠找这本书的好友戴君。当时除了出于友谊外，还因为念及世间本无恒守之物，聚而后散乃是天道，何必孜孜保存。
这是在人生转折期特定背景下、貌似潇洒其实心灰之举。但到底修行未至，或者说是在灰烬堆中还是得一路走下去，所以对人世身外物终存贪恋，颇思重聚之。一九九六年七月，曾购得郑翼棠译本（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七月一版、一九九五年五月新一版第二次印刷），只是作为暂时替代品，一心还是要找回李霁野译本——水准、功底固然是李霁野值得信赖（他为中译本改的这个书名也是极贴切的佳构），更主要是为了那一番书缘。
二〇〇四年一月，携家眷到香港游玩，终于买到了多年念念不已的此书！就在那之前不久，我写“书房花木”专栏，整理一篇旧笔记《冬天里的落叶树》，里面就有对《四季随笔》的引用，转过新年即觅得，更觉欣快。
它已非“曾在我手”的面目，却别添一喜：这是在台湾重新印行的版本（台北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库”。一九九一年二月初版，一九九八年一二月再版）。我与译者一样，都感到是“一种奇妙的机缘”了。
书中所收李霁野为大陆版（即我看过的陕西版）而写的《译者后记》，另还记载了两个“书去来”的故事，亦皆足感喟。
一是，一九四七年台湾初版印出后，李霁野因好友陈翔鹤曾说过也很喜欢该书，就寄赠了一本给他；后来他们相聚，“文学兴趣似乎都有些改变，并没有再谈到过这本书及其作者”；但到“十年动乱”，李在与外界几乎隔绝中突然收到陈寄回来的《四季随笔》，当时只有想起往事的欣慰，“以后我听到他含冤逝世，才知道这是他向我告别。我默默流了泪，……除了默默悼念，有什么话可说呢”？（据陈翔鹤之子后来发表文章记述，陈是知道抄家在即，“说留在身边不安全，还是归还给译者，将来是用得着的。”不过我更喜欢李霁野的理解：作为知音独特的告别。）
二是，李霁野曾接到一位青年教师的信，说很想再读该书而手头的遗失了，问能否借给他抄录一些段落，一星期后就归还；李把自己唯一的一本寄给他，他也果然按时寄回；李本想到重印时送他一册，可惜信件也是在动乱中丢失，无法为之。
不知那青年教师后来的兴趣有没有改变、是否买到了该书。唯愿天下的爱书者，都能得到他们的喜爱，虽则世间聚散并不由得你我，然而天意又有悯人之时，缘分总会出其不意。——我得此书还有一点后续的佳话。曾将自己想要找的书、特别是希望重聚的旧书，列为“欲采的海上花”书目贴在网上，“闲闲书话”的版主之一云也退暗中留了心，巧巧的就在我从香港归来当晚，上网竟见他的留言，说是偶然买到了李译，问我要不要。这样的情谊和恰好也让我欢喜。
在海港采得海峡对岸漂来的这朵海上花，遂将多个人生季节中流转的书缘，驻留于架上了。
二〇〇四年一月记；十一月修订；二〇〇五年三月修改。
第三部分 书林散叶第35节 不扫地的歌
美国诗人史蒂文斯，我原本并不认识。毕业前不久的一九九〇年六月五日夜，在大学书店里看见《史蒂文斯诗集》（西蒙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版），纯粹是顺手买下。
回宿舍略看看，才发觉这偶得之缘实在是上天安排的礼物。此人有“一种更接近于尘世生活的宗教”（《译后记》）；诗作具音乐感，又富高更、马蒂斯、夏加尔等现代绘画斑斓浓烈明亮的色彩感，写得单纯澄明，正迎合我的心境。其中一首《俄国的一盘桃子》，一看便知是写俄国油画《少女与桃》的；此画曾于早年《读者文摘》某期封底见到，一直为我所爱，旧作“油画临摹习作”系列中就有一首写它；今见与我合拍者亦爱之，且诗写得比我好，不负彼画，乐哉！
刚毕业的一九九〇年八月，想到叶芝写过《驶向拜占廷》，是对旧日美好世界的追怀，在我心中，仍是驶向那华贵的“拜占廷”；但在生活中，我接受史蒂文斯的《驶向夏天》，驶向一个不优雅但鲜亮、不忧郁但明净、不纤丽但朴实、不辗转但自在、不象牙塔但广阔的夏日世界——作为自己离开校园面对现实社会的象征。而在一个深夜，抽着“史蒂文生”香烟，从大学带回家尚未整理的一箱书中随手抽一本，竟是名字一样的《史蒂文斯诗集》，诗正合于烟，合于心情。
到一九九一年四月一个星期天下午，也是偶然重翻的巧合：打开正是一首《黄色的下午》。看他说：“只在泥土中 / 他处于自己的事物的 / 根部。那里他可以说 / 这就是我……”以是欢喜。就在那个闲适的四月、湿春浅夏之间读毕。
一九九二年二至三月，又于重读这些优美的诗歌后，因读到一篇文章有感，遂写下《不扫地的歌》——
读到卫建民评周涛《稀世之鸟》，用周涛的话做标题：《优秀的人总想把世界扫干净》。文内又说：高贵就是不屑于低下头颅去得到什么。
不知怎么想到温瑞安《大侠传奇》里的几个僧人：一个以帚扫叶，一个以帚扫无叶之地，一个无帚无叶、只作扫姿，还有一位端坐不动，却说：“我在扫地”。——似乎一个比一个境界高，可是我想：再高妙的境界，原来还是在乎落叶！
不是想用“心净则无叶”之类的机锋，去揶揄优秀的人。不，我真心敬佩他们，他们是社会的脊梁。但我不是，大部分芸芸众生也不是。我们是人微力绵的普通人，我连心内和身上的红尘都扫不干净。
且把扫地留给优秀的人吧。我喜欢的诗人史蒂文斯说：“依然幽居在象牙塔中，但又坚持……俯瞰垃圾堆和广告牌。（按：而不是不屑于低下头颅）……独与日月栖居，却又坚持要看破报纸。”我欣赏这种在垃圾侧畔的踏踏实实的态度。
评论家西·康诺利评价斯蒂文斯说：“他一生……没有离开保险公司还担任董事长，这一点对他的文学生涯不是没有副作用的。”
是有副作用，那就是：其诗歌在保持精神世界的玄妙的同时，掺杂了尘世的光线、色彩和音乐。但，也正因此而达到与两者不即不离的境地。他写《玄学家屋里的窗帘》，写《在红宫喝茶》，写《晴朗的葡萄季节》……写着一些《宁静正常的事物》，他写的是《我们气候的诗》。他关注的《不是关于事物的意念，而是事物本身》。他说：“如果神灵只能在无声的阴影 / 和在梦中出现，那还算什么神灵？/ 为什么她不能在温暖的阳光中 / 芬芳的水果和明亮的绿翼中 / 从世上的香膏和美学中 / 发现那些如天堂的思想般珍贵的事物？”（《星期天早晨》）
——我喜欢的就是他和惠特曼这一类诗，以及夜街、炊烟、吉他，等等，不脱人间烟火的优美。
喜欢他“在最锈重的弦上弹拨轻轻的音乐”（《上帝很好。夜很美丽》）。那是不必等扫清垃圾才能唱出的歌。属于普通人的歌。
二〇〇四年十月稍整理
第三部分 书林散叶第36节 米肖：我在天涯海角给你写信
冷雨。
中午，抽一支GITANES。漂亮优雅的蓝白盒子，独特粗圆的短身、白嘴，烟草味醇郁芳香。Made in France。
因为一支法国烟，便想读法兰西。因为冷雨，便想起大学时那本现代法国诗抄《雨》（徐知免译。外国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九月第一版）。里面最喜爱的是亨利·米肖，而后来买到他的诗选《我曾是谁》（杜青钢译。漓江出版社，“域外诗丛”。一九九一年八月第一版）。好吧，就读米肖。
一首《记忆》，说：记忆“像钉入木头里的钉头，/ 像你越想忙别的它越抓住你不放的瞌睡，/ 像一首外语歌，/ 像一颗疼痛感觉的牙，/……像一只垂泣并用泪水冲洗视网膜的眼睛，/ 像层叠多姿，将天际变小却使人联想到苍穹的云，/ 像火车站夜间的灯光，当人们到来，不知是否有车时的夜灯……”。
不可自拔的钉子；纠缠的瞌睡；有隔阂、却又分明生动的外语歌；因为疼痛才证明其存在、已失去作用可拔走又会剩下空洞的病牙；产生泪水、可越洗视线越模糊的泪眼；使往事变小又使人联想往事的浮云；寂寞的车站夜灯，它亮着，却不能指示有没有一趟列车可以把你带走……
是的，记忆就是这样，“像疲倦的爱抚，长期兑不了现的许诺”。米肖说：“最后像我，/ 更像非我。”
而我已非我。向记忆难过地说一声“对不起”。
下午下班，到久违的书店。久违的地方找不到久违的温暖。快入冬了，一瞬间天已黑了下来。满街的霓虹灯在斜雨下繁华一亮。湿漉漉的大街对面店铺里，流行歌手在唱一首怨曲：“爱是不可理喻。爱是不可测……”不但我已非我，一切也不再是一切。我汇入人流，没有穿雨衣。出了闹市，近家的河边，才能看到稍为开阔的黯蓝天空；而同时发觉，身上已经湿透。风雨在一点一点地改变我们。
一天都是不开心的琐屑俗事。可是竟不再怨愤，而是当作必然的接受下来；不发火，甚至有一种自虐的感觉，好像接受这些小小的不快才能证明自己的生存。林白在《同心爱者不能分手》中说：“到了我这样的年龄就一定会明白：不痛快是件多么微不足道的事情，不痛快只是一粒沙子，生活就是由许多沙子组成的。生活是一盘散沙。”生活在一点一点地改变我们。
还是继续读米肖吧，在晚上。
可是从前读到的米肖不是这个样子的。在《雨》里读的几首，感觉那是一个超然物外、深处地叹息着的形而上诗人：“我们脖子勒得紧紧的在这里生活。虽然现在我很年轻，但从前我更年轻，……这说明什么呢？肯定这其中有着某些可怕的东西。”“请告诉我，是不是永远不再害怕呢？”（《我在远方给你写信》）即使他令人心痛地说着这些，他仍然站在一个高迈的境地。
我怀疑是不是上天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