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当天，李立三、向忠发立刻找他并提出质问：为何正值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时，共产国际还来电批评我们并阻止我们的行动，这究竟是为什么？
面对如此尖锐的质问，周恩来立刻意识到李立三、向忠发对他此次莫斯科之行的作用产生了怀疑和不满。尽管长途奔波的疲劳已使他打不起精神，但还是耐心地和他们交谈起来。
“忠发、立三同志，国际之所以来电提出批评，是因为我们有些搞法还不那么对头，需要在策略上做些调整。”周恩来如实转达了国际的意见。
“国际提出批评的根据是什么？”李立三有些耐不住性子地问道，“现在全国的形势并不是那么糟的。”
“这当然是根据我国目前的政治形势。”周恩来立刻严肃地说，“眼下还没有直接革命的条件，更没有进行暴动的政治形势。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看来，这是你对我国政治形势的判断，国际才提出批评的。”向忠发单刀直入地说道。
“坦率地说是这样的。但我向国际汇报的内容，我们都讨论过，基本原则就是要把中国的实际情况向国际作全面的介绍。不然，我们和国际的分歧就难以消除，这对中国革命是极为有害的。”
周恩来就这样同向忠发和李立三接连进行了两次谈话。周恩来通过耐心的说理和具体的分析，终于说服了他们，并消除了误解，李立三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22日和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批评了李立三在个别策略上犯了错误，但并不认为有李立三主义。李立三也发了言，他说：“听了伍豪（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以后，将过去所怀疑的主要问题完全了解。”同时他也作了自我批评。
此时，李立三开始清醒了，但为时已晚。
8月26日，瞿秋白也回到上海，他本来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此次回国，是受共产国际指派，回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同周恩来一起纠正李立三的错误。瞿秋白的这一使命，宣告李立三未来的命运出现了变数。
9月8日，中央政治局致电共产国际，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和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承认最近期间的策略是有害的”，“坚决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执行策略的转变”。
为传达贯彻共产国际决议，进一步在党内纠正李立三的错误。9月２４日至２８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上海麦特赫斯脱路一所临时租用的洋房里秘密召开。会议上，周恩来在作报告时公开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认为李立三在“工作布置上部分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充实了党中央领导机构，补选李维汉、贺昌、陈郁、邓发等为中央委员，朱德、陈云、林育英、陈潭秋、恽代英为中央候补委员。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张国焘、关向应、李立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维汉、徐锡根、卢福坦、罗登贤、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次会议虽然公开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但基本上是一个团结的会议。
李立三虽然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经过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他已离开原有的领导岗位，一切暴动计划已经取消。
就这样，周恩来总算平息了这场政治斗争。
然而，暴风雨还在后面。
第一章 长征前夜：漩涡星云祸从“天”降
正当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竭尽全力收拾李立三扔下的残局时，却发生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的政局突变。
11月13日，中共中央收到正准备赴苏区的王明和博古联名写的一封信。信中说：
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立三同志的路线和国际路线是不能并容的。立三同志的路线的发展，必然要起到脱离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国际的地位上去（事实上已经走到了这种地位）。……但是三中全会的最大缺点就是与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立三同志的路线没有充分的揭露其机会主义实质；没有使全党同志了解过去领导的错误而实行迅速的转变。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没有采取必要的方法（各种会议、党报上的解释等）迅速地传达国际路线到下级干部中去。
瞿秋白、周恩来以为这只是王明等拒绝前往苏区的一个借口。因为三中全会是专门批判李立三的，他们对三中全会的报告也举双手赞成。现在他们突然反对三中全会，可能是闹闹情绪罢了。
殊不知，这封信包含了一个政治阴谋。
10月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写来了一封信。
信中首先写道：“共产国际执委会很满意地接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通知，说在伍豪同志报告之后，政治局已经取消以前的决议，而完全同意国际执委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所共同拟定的决议。”
然而，这封信在稍作肯定之后，以下的内容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立三同志底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底结果，就是消极，就是失败，就是极危险的冒险。”中共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中国共产党必须揭露“立三路线底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实质”。
这就是著名的“十月来信”。
这封信里的这些话在今天看来并不陌生，在中国的大地上曾经铺天盖地，随处可闻。然而在当时，还不曾使用路线斗争这个提法，指出某人犯了路线错误，就意味着这个人要被彻底打倒。
但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这里。
李立三的问题，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已经解决，结论是李立三在个别的策略上犯了错误。共产国际此时的来信精神，无疑全面否定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无论是瞿秋白、周恩来，还是其他中共领导人，都深知这里面的厉害。
那么，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为什么没有把李立三的错误上升到路线斗争呢？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两点：一点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处于极其困难的时期，维护党的团结是当务之急；另一点是周恩来在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李立三的问题时，共产国际并没有说过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问题，当时共产国际决议案的批评还是比较温和的。甚至到8月间，共产国际执委《关于远东局与政治局新的争论的决议》及其草案中，仍说“政治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个别错误”。三中全会正是根据这个基调对李立三的问题作出结论的，中央也是根据这个基调维护和修正了六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如今半路杀出这一枪，原因何在？
中国共产党违背了斯大林的逻辑，但祸起李立三之口。
在8月1日和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曾讲过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且还讲：“国际在目前形势，我想必须采取积极进攻路线才有办法，首先是苏联，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要求共产国际立即命令外蒙古红军向平津一带进攻，苏联红军向东三省进攻，以配合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行动。在李立三看来，1929年苏联与张学良的军队开火，那时中国共产党曾极力支援苏联，现在该是苏联以实力支持中国革命的时候了。他还声称，作为世界革命大本营的共产国际，应本着国际主义精神，配合中国革命一致行动，如果共产国际不能这样做，他将坚决反对，他忠实于中国革命，就不能忠实于不遵守国际主义的共产国际了。这无疑是向斯大林说：如果你只知道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忽视国际主义，不支持中国革命，那你就犯了错误。
斯大林决不能容忍李立三对他指手画脚。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李立三要斯大林准备战争，给中国以实际的援助。这是斯大林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斯大林要求的是各国共产党保卫苏联，而不是他要出兵帮助中国共产党，这正好拧反了劲儿。
共产国际知道了李立三这些讲话之后，认为中共不那么听话了，所以要给中共一点儿颜色看看。
然而，使中共中央处境格外困难的还不在于这封信的内容本身。
正准备赴苏区的王明、博古等人，通过留俄归国的学生夏曦、沈泽民、何凯丰、陈昌浩、李竹声等，先于中共中央知道了国际来信的消息和信的内容。他们认为这是取得中央领导权的极好机会，真是千载难逢，便不肯到苏区了。于是就写了那封信，突然向中央发难。
直到11月16日，中央才收到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
11月17日，王明和博古再次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
在信的最后，王明和博古提出了三条要求：
一、正式公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教育全党。
二、正式公开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销对我们的处罚。
三、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的污蔑和造谣！
人们万万不会想到，第一个吹捧李立三路线的不是别人，正是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之后，王明写了一篇又一篇鼓吹暴动的文章，为李立三摇旗呐喊。后来，当他得知这个决议遭到共产国际驻远东代表罗伯特的坚决反对时，便翻手为雨，给中央写信，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及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这使李立三怒火中烧，便以中央名义给王明六个月的留党察看处分，同时也给参与反李立三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三人严重警告处分。
现在，王明、博古理直气壮地提出这三条要求，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为他们平反。但中共中央对此未置可否，因为还有更重要的问题要解决。
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召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的来信，承认三中全会没有揭露李立三的路线错误，是一种调和态度。但认为在目前的特殊环境下，这个问题不宜在党内扩大讨论，以免妨碍正在实行中的工作并造成党的分裂。
为此，周恩来在发言中要求：“已经知道国际来信的同志（如新由莫方回国的），必须召集他们一次会议，要他们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的领导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
11月22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发言中对三中全会作了定性，他说：“要指出三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之下传达国际决议的。”
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补充三中全会的决议”。
尽管如此，王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