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育英听了毛泽东的叙述，也顿生忧虑，马上说：“我如能起作用那当然好，就怕工作做不好。”
“也许能起作用”，毛泽东又说，“目前，张国焘与我和张闻天、恩来的关系很僵，我们发电去，他听不进去，朱德、徐向前等同志在那里很为难，也很吃力。张国焘比较相信共产国际，正好你又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你如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工作，他有可能听。更何况你和张国焘在一起共过事，有一定的交情，他会相信你的。”
林育英仔细一想，感到毛泽东交给的这个任务很重，责任也很大，为了党和革命的事业，自己应尽力来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
“这样吧，我尽力配合你和中央做工作。”林育英心里还没有多大把握，他只能这样说。
毛泽东点头笑了。
1936年元旦，蹲在川西北的张国焘收到了来自陕北中央的电报，这封电报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事未置一词，只是通报说：“我处不但对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也已发生联系，这是大胜利。”并告诉他共产国际已派林育英来到陕北。
林育英也以个人的名义给张国焘去电，向他通报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一书中这样提及他当时收到林育英给他的第一封电报：
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等曾参加1935年7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月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隔，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
我接到这个电报，一时喜出望外。立即回电表示欣慰，并请他暂留陕北，以免途中遭受袭击的危险，彼此可用电讯商谈各项问题。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只字未提他同时收到的中央给他的电报，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把中央的电报当作一回事，也根本就没有给中央回电。他只给林育英回电，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同时以“中央”名义向共产国际代表报告了毛泽东等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惧怕敌人，放弃向南发展，实行机会主义的向北逃跑”。
中央不见他回电，又给他发了电报，令他取消“临时中央”。
依然无回音。
中央还以张闻天的名义去电劝张国焘：“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的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解决，但另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绝非革命之利。”并特别说明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未作任何组织结论”，“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军直入正轨，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也不以为然。”
张闻天的电报发走后，依然如石沉大海。
毛泽东等见张国焘既不回电，也不同意取消“临时中央”，便于1936年1月2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
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红四方面军中公开的成立了他自己的“党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中央政治局
林育英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为配合中共中央作出的这个决定，毛泽东等又建议林育英给张国焘、朱德去电：
国焘、朱德二同志：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林育英
24日
张国焘接到林育英的电报，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他都可以倒背如流了。他想，让他取消“临时中央”，成立直属国际的西南局，这看起来可行，实际上还是说陕北的中央仍是中央，以后我还要归他们领导，到那时，就由不得我张国焘像今天这样可以自己作主来决定问题了。但他又想，林育英是代表共产国际的，他的意见不能不考虑。那么究竟怎么办才好呢？
张国焘不是饭桶，他有着发达的大脑。
经过几天的思考，张国焘巧妙地把皮球踢给了毛泽东。
林育英和陕北的中央，左盼右盼，张国焘终于回电林育英和张闻天，他一方面表示应“急谋党统一”，同时提出：
强迫此间承认兄处中央和正统，不过在党史中留下一个不良痕迹，一方让步，必是种下派别痕迹的恶根。互相坚持必是把对方往托陈派、罗章龙路线上推。此时或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如一时不能召集七次大会，由国际和代表团商同我们双方意见，重新宣布政治局的组成和指导方法，亦可兄处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
毛泽东一看张国焘的电报，就感到张国焘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同时，他也深知此时的党内政治斗争，需要军事的胜利和根据地的发展作后盾。
于是，毛泽东又开始集中精力考虑陕北根据地的发展问题。
那么，毛泽东什么时候才能把皮球踢回给张国焘呢？
第四章 长征尾声：余波难平张国焘另有图谋（一）
陕北中央与张国焘并没有中断电讯联系，只是陕北方面改变了口气，每次发电很少以中央的名义了，而多是以林育英、张闻天的名义。这种变化说明了中央在对待张国焘的问题上，采取了相忍等待的办法。
不知毛泽东后来是否知道张国焘还另有图谋，反正当时他是一无所知。
读者不会忘记，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为了控制毛泽东等人与红军发生直接联系，把发电报用的密码本都收归张国焘控制之下的红军总指挥部。后来，毛泽东等人与张国焘“不辞而别”，这密码本就留在了四方面军。中革军委就只能同四方面军联系，同其他红军部队失去了联络。
这些红军都在孤军奋战，他们都盼望着与党中央、中革军委取得联系。
在湘鄂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到了1935年9月间，因形势发生变化，焦急地寻找中革军委。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及军委获得国民党要“围剿”红二、六军团的情报，便及时给他们发去了《中央及军委关于战略问题给二、六军团的指示》，任弼时看完电报，有些纳闷，中央的这份电报，一反原来的调子，很有些像毛泽东过去的提法，这是为什么呢？
任弼时把电报递给贺龙。
“嗯，好！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中消灭，这个好！”贺龙一边看，一边摸着小胡子，笑眯眯说道。
“这份电报跟过去中央的电报提法有些不一样。”任弼时沉思着说。
贺龙这才仔细琢磨起来，发现不光在战术原则上提法有差别，在战略发展上也不一样。去年12月底中革军委曾电令他们向湘西北发展，接应中央红军北上……
于是，贺龙提议：“是不是发个电报问问，中央发生了什么变化？”
“好，立即发电问一问。”任弼时也同意。
不几天，中央就来电通报了遵义会议情况，正如他们猜测的那样，中央的确有人事变动。
贺龙很高兴，说：“毛泽东这个人我不认识，但我读过他的文章。他能把江西苏区搞成那么大，这就不简单，我看他来指挥肯定行。”
任弼时此时的心情却很复杂，他曾是当初中央派到苏区的“三人团”成员，是他们三人给毛泽东下马威的。随后中央到苏区，把毛泽东扔到一边，结果很快把苏区丧失掉了。从这一事实中，他感到遵义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必需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亲自带部队与敌人作战，尤其是与贺龙部队会合以后，在实践中逐步对王明的那一套感到不那么对劲儿。
“是应该总结一下了。中央的军事路线改变和人事上的变动都很正确、很及时，我们拥护。”任弼时旗帜鲜明对贺龙说道。
于是，他们坚决按照遵义会议确定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与敌人作战。结果，红二、六军团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有力地配合了红一、四方面军的长征。这时，红二、六军团发展到21000余人。
红二、六军团的节节胜利，震撼了国民党。蒋介石便纠集132个团的庞大兵力，对红二、六军团发动了新的“围剿”。敌人采取在江西用过的那种办法，四面包围，筑堡推进。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他们决定向中革军委建议红二、六军团主力转移。因而，他们焦急地寻找军委电台，但怎么也寻找不到。
直到1935年9月，他们终于同四方面军的电台沟通了联络，因该台用的是中革军委与二、六军团联络时的规定，二、六军团的同志遂误认为这就是中革军委的电台。当天，即将任弼时给周恩来的一份电报发出：
恩来同志：
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来电说明此间省委委员姓名，以证明我们的关系。
任弼时
9月29日
张国焘收到此电后，他应该立即将任弼时的这封电报转发给正在甘肃榜罗镇的周恩来。
但张国焘没有这样做。
张国焘收到任弼时的电报，不免有些兴奋。心想，真是天助我也。任弼时，不就是往日那个任少共书记的初生牛犊似的小兄弟吗？他还能不听我的话吗？张国焘还想，任弼时不给毛泽东去电，而专门给周恩来发电报，看来他与毛泽东也有矛盾。这两个军团如果置于我的指挥棒下面，那力量就比毛泽东的那支部队更大了，我张国焘的分量也就更重了。
想到此，张国焘自个儿笑了。
第二天，张国焘即给任弼时回电，说明29日电收到，并说了省委委员姓名，还特别说：“一、四方面军6月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签名是：“朱（德）张（国焘）。”
这封电报，既没有告诉他们中革军委在何处，也没有说周恩来为什么没有亲自给他们回电，只告诉他一、四方面军在一起行动。实际上，当时一、四方面军已经分裂了。但因为签名是朱德和张国焘，给人的印象一、四方面军的确在一起行动。在此，张国焘充当了一个实足的政治骗子。
这样，张国焘就以红军总政委名义向二、六军团发号施令，而二、六军团也误认为中革军委就在张国焘那里。
后来，朱德从四方面军电台得知二、六军团离开湘鄂川黔交界的根据地，转战到滇西北地区，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