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所说的只是现象，并不触及乌拉那拉氏为何要断发为尼这一最核心的问题，而金从善要求乾隆下罪己诏，恰恰是抓住这一核心问题。
至于乾隆一再标榜自己“仁至义尽”，并未削掉乌拉那拉氏的皇后名号，实际是不愿引起更大的波澜。
按照汉族的观念，废后为“圣德之累”，总是件不体面的事，而且必然要引起朝臣的一番辩论，对皇帝来说也就毫无隐私可言了。
一般说不是为了要另立一位妃嫔为皇后，任何一个有头脑的皇帝都不会轻易提出废后的。
一旦废后，乾隆与乌拉那拉氏之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就很可能给抖搂一个底掉。
以乾隆的精明绝不会行此下策，他宁肯让乌拉那拉氏保留皇后的名号，对乾隆来说收回这个名号并无任何意义，反正他已经不打算再册立皇后了。
十三年过去了，金从善这个书呆子，还就皇后断发一事指责乾隆私生活失德，要求皇帝下罪己诏，如果当初乾隆不对乌拉那拉氏采取“曲予包容，不行废斥”，皇后断发所引发的波澜就更加难以淡化与平息。
生活在宫廷中的妇女，绝大多数都是森严等级制度与一夫多妻的受害者。
乾隆有四十多个后妃，即使有些陆续去世，一般也要有二三十个左右，那些不得宠的妃嫔难得能与乾隆一见。
当年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就曾对宫中美女之多以及那些女性盼望得到秦始皇的宠幸而大多数终身不能见皇帝一面的悲惨境遇。
而用思想家李贽的话来说就是“男女饮食，人之大欲”！继后乌拉那拉氏落到欲出家为尼而不可得、被打入冷宫、甚至在死后连一个独自墓穴都没有的地步，就是因为她不甘于“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的命运，她向皇帝的淫威进行了挑战。
一个孤苦无依的弱女子在威严的皇权之下，也只能落得悲惨而亡的下场，即使她选择了死，也没得到应有的尊严。
无论是生还是死，她都不能摆脱无处不在的皇权……
乾隆继后乌拉那拉氏不再立后
在乾隆三十年发生皇后断发之后，乾隆晋封魏佳氏为皇贵妃，皇贵妃的地位仅亚于皇后。
魏佳氏能赢得这一封号，同她的容忍具有直接的关系。
已经在后宫生活快２０年的魏佳氏当然清楚，即使是皇后也要对皇帝的移情别恋心静如水，这一点从入宫的第一天就已经决定了，她没有选择的权力，只有等待的义务……她以心平气和的等待赢得了皇贵妃的封号，赢得“摄后宫事”的权力，此时她已经３８岁。
在魏佳氏晋升为皇贵妃后一年，被幽禁的皇后乌拉那拉氏去世，皇贵妃魏佳氏已经成为后宫中名分最高的人。
尽管魏佳氏的办事能力以及待人谦和的态度都令乾隆很满意，但乾隆却不打算再立皇后，宁肯让魏佳氏以皇贵妃的身份管理后宫，也不会把皇后的桂冠赏给她。
在乾隆看来，当年乌拉那拉氏在以皇贵妃的身份摄六宫事时也是相当小心谨慎的，一旦得到皇后的桂冠竟会闹到断发的地步，谁会担保魏佳氏不会成为第二个乌拉那拉氏？他可不想在后宫中再册立一个同自己平起平坐的人，他自己要成为前三殿后六宫的惟一主子，绝不立后。
当年乾隆的父亲雍正在孝敬皇后去世后（雍正九年九月），并未再立皇后，而乾隆的祖父康熙在第三位皇后——孝懿皇后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去世后，在长达３３年的岁月里也未再册立皇后。
更何况当乾隆在三十八年（１７７３年）秘密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后，为了不流露出立储意向，也只能让永琰的母亲魏佳氏继续保持皇贵妃的身份。
乾隆本想等到乾隆六十年公布皇太子的人选、宣布退位的同时，再册封魏佳氏为皇后，不料秘密立储才两年，魏佳氏竟一命归天，享年４９岁。
这就使得以皇贵妃的身份摄六宫事长达１１年的魏佳氏，一直到去世也未得到本应得到的皇后名分。
也许是出于一种心灵上的弥补，在魏佳氏去世后乾隆令将皇贵妃魏佳氏的灵柩葬入裕陵地宫。
在乾隆看来，这样做不会引起臣下对立储的种种猜测，在裕陵的地宫里已经安葬了三位皇贵妃——慧贤皇贵妃高佳氏、哲悯皇贵妃富察氏、淑嘉皇贵妃金佳氏，而且金佳氏生有的三个儿子都健在。
从乾隆二十年到四十年长达２０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在乾隆心中，还是在后宫中，最有影响的当属魏佳氏。
对魏佳氏来说最幸运的是，她在圆明园“天地一家春”生育了皇十五子永琰，正是由于这个儿子被乾隆立为了继承人——也就是后来的嘉庆帝，她才能母以子贵，在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宣布永琰为皇太子之后追封她为孝仪皇后。
但这只是死后的哀荣，魏佳氏的阳寿同继后乌拉那拉氏一样，她们在进入更年期后，身体、心理都发生巨大变化，是需要得到关心照顾的时期。
可在现实中他们见不到丈夫，而儿女也都已经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在空荡荡的宫殿只有独自品味着孤寂。
尽管是锦衣玉饰，魏佳氏同那拉氏竟然都在４９岁撒手而去，看似偶然，实际并不偶然。
“一闭上阳多少春”“一生遂向空房宿”，的确写出紫禁城中绝大多数女性精神上的痛苦，不管她们是敏感的还是麻木的……
嘉庆孝和皇后钮祜禄氏韬光养晦
虽然她身处皇宫内院，但兴亡的势头已如一把利剑穿过了厚厚的宫墙，紫禁城再也不能把动乱挡在宫阙之外；万里波涛的大洋，也不可能成为阻挡西洋舰炮的屏障，内忧外患接踵而至……
孝和皇后钮祜禄氏出生自满洲世家，她的祖先是清开国五大臣之一的额亦都，她的家族曾多次同皇室联姻，既出过额驸，也出过皇后。钮祜禄氏比嘉庆皇帝小１５岁，嘉庆改元时她才２０岁，在她２２岁的时候嘉庆的第一位皇后孝全皇后喜塔拉氏去世，钮祜禄氏遂从皇贵妃被晋封为皇后。虽然她还很年轻，但却同嘉庆一起经历了乾隆退位以及训政时期同权臣和的较量，也感受到神武门行刺及皇宫内枪声大作的强烈刺激。更为严重的是，当嘉庆去世后，西方列强那咄咄逼来的魔爪也直面而来……
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年）九月初三，８５岁的皇帝在圆明园的勤政殿召见皇子、皇孙以及王公大臣，当众公布２２年前所写下的立储密旨，“宣示恩命，立皇十五子嘉亲王册立皇十五子琰（即永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丙辰建元嘉庆”，并将永琰改为琰，且追封皇太子生母魏佳氏为孝仪皇后，升奉先殿，位在孝贤皇后之次；皇太子移住毓庆宫。
“嘉庆”两字摘自乾隆在二十五年元旦的试笔诗中的后两句“朝图志有以，迓新迎嘉庆”，就是在这一年十月初六皇十五子永琰降生于御园的“天地一家春”。
嘉庆改元及新君即位，并不意味着乾隆时代的结束，实际上这位８５岁高龄的太上皇帝依旧是大清帝国的主宰，在他看来，３５岁的子皇帝“初登大宝，用人行政，尚当时加训诲”，军国大事“岂能置之不问”？身为太上皇帝的乾隆，“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聆听训谕，将来知所禀承，不至错误”。
这位“自揣精神强固”的太上皇帝，“每日披览奏章，于察吏勤民之事，随时训示子皇帝，俾得勤加练习”。
据《朝鲜李朝实录》所载，嘉庆元年正月十九，太上皇帝在圆明园的“山高水长”招待前来参加归政大典的外国使臣及蒙古王公观看烟火。
太上皇帝在接见朝鲜使团时，令和宣谕：“朕虽归政，大事还是我办。
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
道路遥远，不必差人谢恩。
”对嘉庆来说，一方面要接受太上皇帝的训政，接受太上皇帝的旨意，令行禁止，不能有任何个人的见地；另一方面也不能对权力有任何染指之嫌，更不能对藩邸旧臣与朝中大臣有蛛丝马迹的联系，否则就会在太上皇帝敏感而又多疑的心灵中，形成一个虚幻的“皇帝党”的威胁。
乾隆对此是非常敏感的，嘉庆改元后，新君在藩邸的老师朱，同其他大臣一样向嘉庆进颂册，然而朱氏的颂册则要受到乾隆的审查，看其措辞是否得当，是否符合大臣之体。
此后，当乾隆决定把担任两广总督的朱调至京师担任大学士时，嘉庆立即赋诗祝贺，孰料墨迹未干，和早已把此事向乾隆汇报，从而使太皇帝得出“嗣皇帝欲示恩于师傅”的结论，大动肝火，顾谓董浩曰：“汝在军机、刑部久，是于律意云何？”颇有治罪嗣皇帝之意。
董浩叩首不止，请乾隆息怒，太上皇“默然良久，曰：‘汝大臣也，善为朕辅导之。’乃以他事罢之召。”一场欲治罪嗣皇帝的风波，虽然终于平息，但它却给嘉庆以及朝中大臣留下不尽的惶恐，此后的嘉庆只能更加小心翼翼，在权力问题上愈发表现得无所作为，一切惟太上皇帝的意志是从。
为了了解嘉庆的真实思想，和把自己当年在咸安宫官学就读时的老师吴省兰推荐给嘉庆皇帝誊录御制诗，以便能及时了解新君的喜怒。
早已洞悉和用心的嘉庆仅写一些祈祷风调雨顺、追述列祖列宗功业、平定白莲教以及悼念嘉庆二年去世的孝淑皇后的诗作。
嘉庆孝和皇后钮祜禄氏治罪和�
乾隆在退居太上皇之后，从表面上看身体还可以，但他的听力、视力都在急剧衰退，已看不了奏折。
臣下奏章的副本要交给和，而和为了不刺激太上皇帝，使其健康进一步恶化，就采取报喜不报忧的办法，致使许多真实情况被封锁。
而且他的记忆力已明显衰退，经常是刚用过早饭，又传早膳，往往是“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
不久，他说话也变得含混不清，除了和没有人能听懂太上皇帝在说什么，和自然就成为乾隆的翻译，至于在翻译中是否假传圣旨，只有和自己清楚。
尽管包括嘉庆在内的骨肉都不能同乾隆进行交流与沟通，但太上皇帝依旧大权在握。
这就意味着和仍然是太上皇帝的代言人。
嘉庆三年（１７９８年）冬至以后乾隆就被风寒所侵，尽管从嘉庆皇帝到和都竭力劝太上皇帝节劳静养，但他本人并不这样认为。
平定白莲教牵动他的心，除夕设在重华宫的筵宴以及元旦的朝贺大典他要参加，外藩使臣他要接见。
一连几天的劳累使他兴奋不已，到了大年初二又提笔写下五律《望捷》。
就在当天下午，偶感风寒的太上皇帝病情急剧恶化，任何汤剂都无济于事，时至傍晚已经大渐，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
从初二下午乾隆陷入昏迷，嘉庆就自然而然地接管了权力，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和等召到乾清宫侍疾，以便控制起来。
初三清晨太上皇帝晏驾。
正月初八嘉庆帝就将和逮入刑部大狱，正月十六在所颁发的上谕中，公布和二十大罪状，正月十八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