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北京驻扎的只有荣禄的武卫中军和董福祥的甘军，荣禄是不打算攻打使馆的，而在甘军的士兵杀了日本使馆人员事件后，董福祥的甘军也被荣禄设法调到了南苑，京城里真正参战的基本上是义和团的人。
独断专行，确实痛快了一时，但慈禧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当英、法、德、美、俄、日、意、奥八国联军以保护使馆的名义在大沽登陆后，慈禧决定出逃。
据内务府大臣说：出逃的前一夜“老佛爷终夜未睡……寅刻，仓促着以昨日叫进农妇之服，以汉妆梳头……后进轿车三两赶入大内……”逃，而且是逃得越远越好。
这一次她坚持挟持光绪逃到西安，并非关心光绪的安全，而是怕光绪在同洋人的谈判中得到权力。
辛丑条约庚子议和时的李鸿章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北京，陷入一片血海……当慈禧派李鸿章、庆王同列强签订议和时，就连没有出兵的比利时、荷兰、西班牙也挤进来分一杯羹……一个筋斗从北京栽到西安的慈禧，到此时竟一点脾气也没了，彻底被洋人打服了。
《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的权力不仅保住了，而且从西安回銮……经过此次颠沛流离，慈禧终于了解了洋人：列强并不在乎谁掌权，他们要的是在华推销商品与投资的权力；赔款数额是多了点—— 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３９年还清，连本带利九亿八千万两——可摊到每个大清子民身上也就是一二两；至于拆毁大沽炮台——慈禧也想开了，本来就是个摆设，每次也没能把洋人的军队给挡住……列强给了她这么大的面子，而她的回报则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以前，溥因生父端王载漪支持义和团而被革去大阿哥的名分，光绪依旧是慈禧手中的傀儡，“庚子拳变”把废立推上高峰，《辛丑条约》则又使废立偃旗息鼓。
即使慈禧、光绪能吟诵着瀛台之外“其乐也泄泄”、瀛台之内“其乐也融融”演出“遂母子和好如初”的一幕，但由此而引发的则是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进一步加深。
清王朝统治的土崩瓦解，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慈禧末日
毋庸置疑，慈禧在太后垂帘听政的问题上，汲取了历代后妃预政的经验教训，她绝对不重用娘家的兄弟、内侄，顶多把内侄女选为光绪的皇后。
在军机处、总理衙门、海军衙门她所任用的是咸丰的兄弟或堂兄弟，把奕、奕、奕、世铎尽置于毂中。
无论是两宫垂帘，还是单独听政、训政以及在归政后发动戊戌政变，她都得到宗室亲王、近支的支持，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在主张维新的光绪一边，女主临朝能做到这份儿上也堪称是绝了。
实际上也正是慈禧成功地赢得皇族成员的支持，中国向近代社会转轨的不啻羊肠一线的机会也被断送了，从王公贵族到八旗子弟最终全都被辛亥革命的浪潮所吞噬，也就真的什么都绝了……当慈禧从西安回銮后也把一些维新措施捡起来，诸如废除科举、取消捐纳、颁布学堂章程、派遣留学生出国、设立练兵处，凡此种种实际也并没超过当年洋务运动的深度与广度，而且也颇有“棋差一步错”的味道。
棋盘上走差了一步都会满盘皆输，更何况政坛上的措施晚了几年或几十年……维新志士的鲜血、义和团民众的鲜血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反清组织华兴会、兴中会、光复会等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
慈禧凭着几十年的从政手腕，在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六月又开始酝酿五大臣出洋考察，经过一番对日本及欧美等国的考察，到光绪三十二年才拿出一份效法日本君主立宪的考察报告。
慈禧命令光绪的弟弟醇亲王载沣与军机大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草拟了一份对考察报告的实施意见：
（１）采用君主立宪的政体，但要为此进行准备，拟在１０年或１０年以后开始实施。
（２）效仿日本，限制各省督抚的权限，地方的财政、军事权收归中央。
（３）效仿日本，改革官职。
旋即以光绪的名义颁布了一份诏书：虽然肯定“实行宪法”，但又以目前“民智未开，若操切行事，徒具空文”，并决定“从官制入手”，“以预备立宪为基础”。
忙乎了两年，也就敷衍出一个“预备立宪”，而且预备期至少是１０年，正像一份法国报纸所评论的：“清太后预备立宪，实愚民之术也”。
到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慈禧已经７２岁，以她当时的体质想再活１０年，实在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她绝不会在有生之年使自己的权力受到任何削弱，只要还有一口气，她就得把权力紧紧地攥在手里……在玩弄权术方面，她把历朝历代的经验都熟烂于胸，而且是运用自如。
几年前发生“庚子拳变”时，地方督抚刘坤一、张之洞竟敢置她的宣战诏书于不顾，搞起“东南互保”、保护在华的侨民；虽说在事后看来避免了事态的扩大，但他们敢不遵从慈禧的命令，就足以反映出督抚的势力在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战争中已经膨胀到可以同朝廷分庭抗礼，再不想辙，就得闹出藩镇割据。
这次正好打着“立宪”的旗号，削弱地方势力，“行中央集权之实”，把不得已失去的那部分权力再给收回来，慈禧的心计全都用在权力之争上……她迷恋权力，为了得到权力、维护权力不惜发动政变；她的情绪因权力而波动，她的思维被权力所禁锢；她最熟悉的是权力之争，不仅置对手于死地，就连昔日同盟者也一个个干掉；她最不熟悉的是同洋人打交道，但通过《庚子拳变》、《辛丑条约》，她学会了媚外……如今她又把预备立宪作为充饥画饼抛了出来，而且要通过这个画饼得到削弱地方督抚权力的实惠……在慈禧的策划下，上得最快的是官制改革，户部改为度支部，大理寺改为大理院，改理藩院为理藩部，太常寺、光禄寺、鸿轳寺合并到礼部，兵部改为陆军部，练兵处并入太仆寺，工部并入商部，建立邮船部管理轮船、铁路、电信……确实有一番“咸与维新”的气象。
汤是换了，药是否换了？明眼人一看便知，老佛爷是以变来应不变。
光绪三十四年夏秋（１９０８年）以来，慈禧终于到了残灯将尽的地步，她最不放心的是光绪。
在光绪身边侍卫多年的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如实地介绍了光绪的处境：自从入宫“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子侍从宴游暇豫之乐”，尤其从１８９８年戊戌政变被囚禁在瀛台以来——即使除去到西安逃难的一年多时间，也还有八年多的囚禁——他不是亡国之君，却连汉献帝都不如。
即位３４年的光绪从“无疾病……郊庙大祀必亲临，大风雪，无几微怠容，步稳而速，扈从诸臣常疾趋追随”，要让光绪“病”死在慈禧前面，的确不容易。
瀛台八年多的囚禁、饥寒交迫的日子、毫无亲情的囚徒生活也没能把他摧垮，他心底始终有个百折不挠的心念：要坚持到太后百年之后，实现自己振兴国家的抱负。
在从西安回京后依旧被囚禁在瀛台的光绪，“继续阅读有关中外书籍，甚至重新学习英语”……但大权在握的慈禧最终还是如愿以偿。
据一位给光绪送终的太医的后人在一篇回忆中文章中说：他的先人在光绪驾崩后，回到家中所干得第一件事，就是如风卷残云般地扫荡着家中的食品——他已经陪同大行皇帝挨了好几天的饿了……慈禧所做的最后一件大事，就是要为大清王朝选择皇位继承人，为此她曾召集宗室成员、军机大臣商议立储的问题，已经感受到风雨飘摇的军机大臣世续在一片沉寂中说道：“太后拟选储……惟今内忧外患……窃以为宜选择年长者。”慈禧竟愤怒地拍着床，叱责世续，以至张之洞不得不出来打圆场：“世续承太后垂询，据所愚虑，约略言之，立储字宜承宸断”，也就是说世续奉命而言并无错误，立储自然由太后决定。
慈禧把早已经考虑好的人选说了出来：决定立醇王奕的孙子、载沣的儿子——不到二三岁的溥仪入承大统，作为同治的继承人；为了让自己的内侄女——光绪皇后当上太后，她只能接受让溥仪兼祧光绪的建议；并令载沣担任摄政王。
慈禧当然了解自己内侄女的能力以及时局的动荡，不然她是不会让光绪的弟弟载沣来当摄政王的。
慈禧是个很霸道、专横的女人，虽然醇亲王奕对太后恭谦得都有点令人肉麻，但当他在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年）去世后还因坟前的一棵树而引起轩然大波。
根据“翁同日记”记载：醇亲王的陵墓前有一株粗大的银杏树，一些迷信风水的人说：醇王墓有帝王陵墓的气象，醇亲王的后代依然会入承大统。
慈禧听信了这话，立刻令人去砍掉那棵树。
光绪在得知自己父亲坟上的一棵树都保不住，气得下谕说：谁敢砍这棵树，先来砍他光绪的头……但慈禧还是在光绪赶到墓地前把树砍了，光绪悲忍不住号啕大哭，绕着父亲的墓走了三匝……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慈禧虽然砍了银杏树，结果仍然要从醇亲王的后裔中去选择皇位继承人，并让奕的儿子当了摄政王……别看慈禧对醇亲王一支接连出皇帝非常不情愿，但老醇王的福晋不仅不感激涕零，反而失声痛哭地说道：“既杀我子，复杀我孙，虽拥皇帝虚名，实等终身幽禁”，紧紧地抱着孙子不肯松手。
去接溥仪的王公大臣，只能用不能抗旨来迫使老福晋就范。
在老福晋看来，所谓入承大统就是把孙子送到终身幽禁的地方，就是生死之别……在光绪去世的第二天——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１５日）慈禧也不得不伴随着生命的终结而放弃把持了近半个世纪的权力。
由于她一直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已经亲政的同治与光绪、用于大权独揽，由于她的孤陋寡闻以及对世界风云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因而她给过继孙子溥仪留下的是一个即将寿终正寝的王朝……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慈禧不仅在紫禁城内挥霍无度，在陵寝的修建上也耗尽民脂民膏。
慈禧与慈安的陵寝分别建在遵化的菩陀峪与普祥峪，均称为定东陵，两座陵寝在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已经完工，各用去将近３００万两的白银的巨资，已经相当可观了。
两年后慈安暴亡，葬入普祥峪的陵寝。
但到了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慈禧为了体现自己独尊的地位，下令把菩陀峪定东陵的方城、明楼、三殿（隆恩殿及东西配殿）全部拆掉重建，整整用了１３年的时间，如果不是慈禧大限已到，陵寝的工程还会持续下去。
重新建成的三殿，所用木料都是最名贵的黄花梨，殿内的彩绘用的是贴金，墙壁是扫金，地面的雕砖上也都用扫金装饰……重修后的慈禧陵寝，不仅在清东陵中是最豪华的，即使把建在易县的清西陵以及建在昌平的明十三陵都加在一起，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