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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贞被我拉得脚步踉跄，有点不高兴我的强制，但没说什么。
我们一路没说话。她也许已不介意我的粗暴，我却为她的话愈来愈觉得愠怒。
这样也能活吗？
有什么不能？
连皮都没有擦伤过的她，凭什么质问我这样的问题？
到今天，我都不十分确定，为素贞的死，我是否有某种程度的责任。
她去赴约的那天晚上，是星期二吧，五月二十五号。大概下午五点多，她已经打扮好，穿着一件白色的软绸洋装。她在门边磨蹭了一会儿，等我以为她要开门说再见的时候，她却折向我。我正趴在厨房桌上准备一篇稿子。
我低头继续看着稿子，等着她开口，等了好一会儿，才听见她迟疑地、启齿困难地说：
“我这样是不是，是不是——”她想着，“是不是不道德？”
我丢下笔，把整个身子转过来，面向她：
“你真的要去？”
她点点头。又摇摇头。我这才注意，她脚上趿着一只凉鞋，手里提着另外一只。
“然后呢？”我说。
“什么然后？”
“去了之后呢？”怕墨水干掉，我把笔套盖上，“你不跟子铭看电视了吗？如果你总归要回去，你今晚去干什么？如果你不回去，你今后去哪里？我觉得这不是道德不道德的问题，这是你到底要什么的问题。你到底要什么呢？”
我劈哩啪啦地说了一堆，觉得自己明快、成熟、复杂、看透了人生，而且对她绝对地不公平。（你到底要什么你自己知道吗，余佩宣？）
她看着我，不吭气，她在思考的时候一贯地不吭气。
然后她转身，往门口走去，一拐一拐地走，走得很慢，拎着一只鞋。
到了门口，她回头又看我一眼，然后，她弯下腰去穿鞋。
开了门，她一脚踩出去，回头嫣然一笑，说：
“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不要什么。”
门轻轻带上。在门阖上之前，我还可以瞥见她飞扬起来的白色绸裙的一角。
我大概坐了三秒钟，在我赤脚冲向门口之前。
她正在楼梯转角，我一半在门内，一半在门外，说：
……
说了什么，我竟然不再记得。
至今，我苦恼着，究竟我说了什么？我只记得她的回答，在那幽暗的楼梯口，她说：
“你不一定是对的。”
我不一定是对的？我说了什么呢？我究竟说了什么呢？
就我对自己的了解，只有几种可能。
我可能说：
“我不相信道德。”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小说（下）在海德堡坠入情网（13）
我可能说：
“我根本不相信爱情。”
我可能说：
“我不相信自由。”
我更可能说：
“这一切都是虚妄的，可是除了虚妄，我们一无所有。”
……
“你不一定是对的。”
她的声音透着轻快，就如她下楼的脚步。
回到桌前，我再也静不下心来工作。素贞轻快的脚步声沉重地压着我的胸口，使我透不过气来。不，我不一定是对的。或许你是对的，素贞，除了虚妄之外，或许这世界上还有些什么别的东西，你看得见，我，我不确定；或许透过你，皮都不曾擦伤过的你，我又可以看见……
我趴在一堆稿纸上，觉得累得虚脱，这个时候，电话铃刺耳地响起来。
是帕维尔，用他低低的、伤感的声音，约我见面。我想到他瞎了眼的母亲，想说不，以为我说了“不”，但接着却听他俐落地说，“好，就这么说定，老时间！”挂掉。我显然并没有说不。
素贞一夜未归。我想，匪夷所思，但绝对可能，她真豁出去了。
素贞又是一夜未归。我觉得不安，但是，我对自己解释，她知道她要什么了。
素贞在第三个晚上，仍旧没有出现。我有点慌。然而心里一个虚无的声音说，不是有个丈夫，穿着睡衣说到街角买包烟或是报纸什么的，然后就消失了吗？好像是SherwoodAnderson的情节——男人断然脱离枷锁，奔向自由。女人就不可能吗？
那个不虚无的我，在隔天早上，去了俾斯麦广场上的警察局。在那之前，还接过陈子铭一通电话，问素贞什么时候回台湾，我说她上课去了。
河对岸只有一个地方容许停货柜车。我们很快就找到了阿诺德的那一辆，因为只有一辆的轮胎是扁得下陷的。
警察用一枝铁棒撬开了货柜门。我们的眼睛还在适应货柜里头的昏暗，鼻子却嗅到腥甜的气味，好像加了太多太甜的蕃茄酱的馊掉的意大利面。眼睛能看了之后，素贞所描述的情景就在眼前：破钢琴在左边角落，靠着用铁丝绑起的那只脚旁有一张床垫，上面一团胡乱的衣物，一些还留着残渍的盘子压着几张散开的乐谱。
只有一个东西，是素贞不曾描述的。在右边的小窗下，立着一个比真人还高的白色石膏雕像，是个裸体的希腊女神像。雕像的颈子上紧勒着一条黑色的电线，电线从脖子前面垂下来，绕着腰围几圈，然后在左脚上打了个死结。
当那个较胖的警察——他早已满头大汗——踢到白色裸像后面那个厚重的黑色塑胶袋时，他咬着牙狠狠地咒骂：
“Scheisse！”
狗屎！
塑胶袋很大，是专门拿来装三十公斤重的垃圾的。素贞的尸体发出甜甜的腥味。
警察在大街上的酒馆（Sepel，大街北两百四十八号，“学生王子”饮酒唱歌的地方）找到了阿诺德；也是下午，他刚演奏完，正和三两个仰慕者一块儿喝酒聊天。
是在他的带领下，警察在歌剧院后面的大草坪上找到了素贞的头，被盛开的玫瑰遮着，玫瑰放出浓郁的香味。
钢琴师是有信仰的。
他相信，身首异处，灵魂没有归宿，就不可能凝聚而化成厉鬼向他复仇。本来他想在她头颅上扎一根钉子进去，将她灵魂锁住，使她不得脱身，可是一直找不到一根长度恰好的铁钉——钉子的长度必须相当于头颅的长度，他只好用锯子了。修理钢琴时，他刚好向加油站借了把锯子。
为什么？为什么要杀她？
检察官摇摇头，叹了口气。钢琴师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只是一再地强调他对她没有恶意。
没有恶意？就这样？完了？
就这样。完了。
警方正调查其他在海德堡的女性失踪案件。
我看着检察官，他看着手里摊开的卷宗，两个人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只苍蝇，也许是蜜蜂，在屋里回旋，嗡嗡作响，然后停在他的落腮胡上。他的胡子全白了。
“这种事情，”我说，脑海浮上素贞摆动着的白色的裙角，“只能在报纸上读到。”
他摇摇头，不同意：
“古怪的事情，比我们想像的要多。报纸上的社会新闻，比我们想像的要真实。干这一行就知道。”
苍蝇站在一扇玻璃上，翅膀急促拍打，发出电线接触不良时那种滋滋的电磁声；它在盲目地、绝望地寻找出路。
检察官开始告诉我上个月在莱比锡有个案子，一个二十岁的女孩被撒旦教的人在森林剖开胸膛，当作血祭的羔羊。
因为她是处女。血祭必须用处女。
在检察官开始讲述另一个什么案件的时候，我礼貌地打断他，说我的车停在法院消防栓前面，他慌张地起身送我。
走出法院大楼，步下台阶的时候，我无端想起了玛黛亚（Medea）。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小说（下）在海德堡坠入情网（14）
是她。
为了帮助情人铲除皮里亚斯，她告诉皮里亚斯王的女儿们，把她们的父亲切成几块，放在滚水中，她念个咒，皮里亚斯的身体就能重新复合，而且青春永驻。
可是在女儿们将父亲的肉块放进滚水之后，玛黛亚早已不见踪影。
皮里亚斯的灵魂，因为身体已分裂，将永远不能再凝聚。玛黛亚是为了爱。她抛弃了一切，背叛了全世界，为了赢得一个男人的爱情；牧师的女儿啊，你背叛了自己，又得到了什么？
玛黛亚以为她是为了爱而付出生命，可是她的所谓爱，也只不过是爱神为了利用她而射出一枝箭的结果罢了，她哪里有任何一点滴的自由意志可言？素贞，并没有bornfree这种事情你现在知道了吗？知道了吗？
可是，我干嘛去想玛黛亚呢？我其实只想，素贞，其实只想再一次，一次就好，再一次地握着你的手，那样柔弱纤细其实刚劲有力的弹钢琴的手；只想再一次和你坐在阳台上，听风从河那边开始吹起，吹过河，穿过茉莉花丛，把花香送上阳台，在渐渐暗下来的暮色中，再看一次，一次就好，再看一次你时而迷惘时而憧憬的脸庞……我甚至以为你可以拯救我——
暮色中看不清我们深深浅浅，杂沓交错的足迹，究竟在哪一时刻，在哪一个路口，我们曾经有过换一条路走的机会？是我们愚钝认不出那个时机，还是根本没有？
我究竟对她说了什么，在那幽暗的楼梯口？
河边三五成群聚着等候上船的游客。这是个两百年前歌德所赞叹过的柔软如丝带的那卡河：游客穿着薄薄的春衫，享受着从树隙间洒下来的阳光，阳光照在水波上，跳动着像翻起的金色的鱼。
我傍着一株柳树坐下，背靠着树干，面向河水。素贞的信，写在浅蓝色的信纸上，信纸底端印着美丽的花朵，和信封上同一个图案。
阿铭：
我很欢喜地读君来信。如果我们面对面的时候，也能谈一点心里的感觉，多好。
我在河边写信。佩宣住所离此仅三分钟步行之距。
有一个小孩在用面包喂天鹅。天鹅意犹未尽，赶上岸来，追逐小孩，小孩呼叫惊走。
天鹅浮在水中，风姿优雅，上得岸来，却见两脚粗壮笨拙，声音亦粗鄙难听，与家禽无异，原来天鹅之飘逸全属想像。
想起儿时家中所养的一对番鸭（脸红红的那一种），一公一母。母鸭由蒋妈拽至厨下欲杀。她通常抓紧鸭脚，让鸭颈直垂往下，地上置一小碗，以刮胡刀割破鸭喉，让血滴进小碗。
她会边割喉咙边念：
“做鸡做鸭无子时，后辈子让你做好业人的孩子。”
我与妈妈在后院喂公鸭，忽觉得脚边蠢动，低头一看，母鸭摇摇摆摆回来了。妈妈说：“咦，还没杀呀！”
我则惊恐尖叫，大哭不已。母鸭脖颈之间一片鲜血淋漓，状极恐怖。
妈妈痛惜摇头，说母鸭眷恋公鸭，不舍独去，所以回来。我现在理解，非母鸭眷恋公鸭，只是动物求生本能，求生欲望之旺盛，使伊割了喉咙仍欲生存。
两小时之后，母鸭趴下来，头颈缓缓着地，眼睛闭上，死去。
我知君不喜佩宣之刚烈率直，但她对我极照顾。昨日在巴士中有一光头青年对我恶形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