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z）。否定派用十五世纪之后有关中国形象的文献记载去衡量十三世纪的中国，没有考虑到中国历史变迁会留下不同的遗迹。虽然否定派的研究存在缺陷，但推动了学术界对十三世纪中国细部问题的研究，也深化了研究者对当时整体情形的理解。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方维规教授的《史密斯“传奇”与历史真实》提出，对于1890年出版的美国传教士史密斯（中文名字明恩溥，Arthur Smith，1845～1932）的通俗读物《中国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在当今中国的狂译（九个译本，不包括不同版本）和误评，是盲目崇拜所致。方教授认为《特性》既不独到，也不是对所谓中国民族性最早的论述，更没有惊动世界。《特性》是将历史上欧美各种中国负面形象拼凑起来，为传教的需要而贬抑中国人及其文化的代表作之一。史密斯把不同的中国形象作了分类编排，显得更为系统化、专题化。笔者以为对于这本书的狂译，与其说是对这本书的崇拜不如说是人们对作者描述中国形象的重视，所谓比较“系统”化的描述中国形象的作品自然更受关注。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罗蒙诺夫（Lomanov，Alexander V。）教授的《俄罗斯传教士眼中的中国文化：翻译与阐释》认为，东正教使团为了在阿尔巴津地方上的东正教牧师及其后代中维护东正教，传教士们不得不允许皈依宗教的人继续在世俗仪式中以传统的中国方式敬拜他们的祖先。为传道方便，驻华俄罗斯牧师还纷纷学习汉语、满语和蒙古语。此外，俄罗斯宗教驻华使团还著书立说，介绍中国人的习俗和生活，为俄罗斯的汉学研究打下基础。
二、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是海外了解中国另一窗口
北京大学孟华教授的《从19世纪法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看汉学研究的形象建构功能》认为，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起，伴随着侵略者的步伐陆续来华的法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从仰视一变而为俯视，法国报刊随之充斥着对中国完全负面的报道。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时期法国著名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却充满“诗情画意”。雨果（Victor Hugo）的《中国瓷瓶》（Vase de Chine）、《碎罐》（Le pot cassé），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的《中国之恋》（Chinoiserie）、《咏雏菊》（A Marguerite）等均为此类作品的代表作。形成这种反差的主要原因在于汉学学科的诞生为这一形象提供了可供参照的条件。早期来华的传教士汉学家对中国的描写使一个历史悠久、文明深厚的“文化中国”形象深入人心，进入法国人对中国社会的总体想象之中，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他们译介的大量中国文学作品，都以“虚构”所特有的力量使“文化中国”在诗人们的作品中幻化成一个瑰丽无比、美妙奇异的“诗国”。笔者认为这些充满“诗情画意”的中国形象的代表如“瓷瓶”和“雏菊”，虽然精美，但经不住摔打，经不起风雨，恰恰是晚清命运的写照，折射了作家对中国命运的忧虑与哀悼。另外，这一形象也和当时法国上层社会向往精致、闲适的生活，但同时又感到政治幻灭、精神迷惘不无关联。
中国形象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历史文献中，当下海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应该进入研究的视野。曾经有媒体报道说顾彬（wolfgang Kubin）认为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大会组织者、发起者之一杨恒达教授认为，中国媒体对顾彬的报道和大众的接受可能存在误听、误解与误读，这也是文化交流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中国文学研究需要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也需要了解他者的眼光，因此加强沟通与理解就非常重要。在“汉学视野下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圆桌会议上，顾彬认为中国1949年以前的文学是五粮液，之后的文学是几块钱的二锅头。他从七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的问题：第一、如果一个学者只掌握中文的话，他没有办法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作家和学者看外文原著有困难，而1949以前的很多中国作家可以用外语写作。所以如果一个中国学者不会外语，那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会有局限性。第二、中国作家在玩文学，不严肃，也没有固定的标准，因此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没有地位。第三、中国作家、中国出版社出的书和版本不可靠，因为他们可能会隐瞒很多东西。第四、中国作家开始迎合西方媒体对中国固定、死板的形象预期。第五、真正代表中国文坛的作家少之又少，因为有的人写作生涯短暂，有的人加入了他国国籍。第六、中国作家和学者老喜欢说什么国家、民族、爱国主义等，而一个真正的作家真正应该考虑的是他的语言，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题目有时候太大了，难以在德国找到读者。第七、中国不够重视自己的文化，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因此能够帮助德国汉学家、德国翻译家和德国作家了解中国文学的人太少。
针对顾彬的观点，回应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语言问题。陈平原教授认为，外语水平不应该作为评价作家的绝对标准，作家有其本身的特性，应该尊重作家的个性；有嘉宾指出，顾彬是在汉学、翻译和中国文学三个领域的交叉点上谈中国当代文学的，因此顾彬强调外语和翻译有其特定的背景；杨恒达教授认为语言包含着对一种文化、思维方式的理解，不应该简单地理解为翻译和日常生活交流层次上的语言问题，掌握一门语言可以比较快地进入一种文化。二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王家新认为媒体能够炒作顾彬的言论也表明大众对当代文学的普遍不满；也有学者认为虽然中国当代文学存在问题但并不是一无是处，二锅头不等于垃圾。三是关于顾彬的批评。高利克（Marián Gálik）教授认为，顾彬的批评有其存在的意义，就像上帝需要天使的表扬也需要魔鬼的批评一样；也有学者认为，批评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是弱者心态在作怪；但与会者普遍认为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做全称判断不合适，作为学者和作家应该严谨。
三、中国形象研究的地图
作为文化他者的集体想象，异国形象不能仅限于文学，在目前已经有了初步学术积累的情况下，其理论前提、研究对象和学科归属问题就不能推延了。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周宁教授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问题与领域》试图为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提供一份地图。文章阐述了七个世纪（以1250年为起点，以1750年为重要转折点）以来的中国形象的变迁，即从早期资本主义世俗精神背景下契丹传奇，到文艺复兴绝对主义王权期待中的大中华帝国神话，再到启蒙理想中的孔教乌托邦，以此为基础分析中国形象的思维方式、话语体制、权力结构及其乌托邦意义。作者指出中国形象史研究的基本前提是社会想象基础上的中国形象；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生成演变的意义过程，涉及不同时代流行的特定的中国形象如何表述，如何构成意义，发现西方的中国形象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发生演变、断裂或延续、继承的方式，揭示西方中国形象叙事中那种普遍性的、稳定的、延续性的特征；学科领域属于观念史或知识社会学研究，试图从历史中不断变化的，往往是非连续性的观念与想象中，寻找某种逻辑与文化策略。周宁认为建构中国形象的意义系统，最终来自西方文化本身。笔者以为中国形象产生于西方的意义系统，但其根源来自中西交流过程中的理解与解读，来自中西交往中的力量对比、权力较量。如果没有中国的盛世气象和西方的暂时未发展状态，就没有中华帝国形象；如果没有中国的积贫积弱、连连战败和西方的日益强大，就没有东亚病夫或“花瓶”中国的形象了。无论是西方审视中国，还是相反，都是自我与他者的对话，在此基础上才会形成形象建构，也可以说是互构，中国何尝不在建构西方形象呢。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中国形象研究应该避免用西方有关中国形象的话语来表述。我们从西方视角出发，了解到自己在技术、制度等方面都比较滞后，进而产生了现代化建设的诉求。而在这一进程中的政治与文化困境的解决，最终应该超越中西对立，截然二分的思维模式，在和谐对话、文明共生的过程中进行互构。另外，“西方”概念本身就有争议，其地理界线和文化界限的分野，其价值系统的内涵和外延都值得商讨，因此在谈到异国建构中国形象时，似乎可以斟酌更自洽的表述方式。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那么以西方的中国形象为镜，对当下中国之和谐发展必然有益。
汉学何为？
傅｛
“世界汉学大会2007”业已圆满落下帷幕，作为三个圆桌会议中压轴戏，该以“汉学的自我定位”为主题的讨论最为激烈，而且就此议题来说，涉及的方面也非常广，专家们对于论题的理解也大相径庭。一位学者以“反读法”揣摩主办者设此主题的意图：大家谈“汉学的自我定位”，是否因为汉学研究已经迷失j，方向我们是不是要给汉学指明方向
其实，在汉学研究中，从来不存在所谓“迷失方向”的问题。即使单就所谓的方向而言，从“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到“学院汉学”（或曰“专业汉学”）到当代的“中国研究”，“汉学”，有很多个方向，用德国汉学家福兰阁的话来说，“汉学是一门研究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学科”，天文、地理、语言、文学、历史等等，每位汉学家各有侧重，而作为总体的“汉学”，它无所不包。但是，进一步说，汉学的方向其实一直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而“无中心”或者“多中心”之类迷失状况，或可用来形容汉学的现状，但这样的“迷失”显然无须对之过于担心。
现在谈论汉学的自我定位，笔者以为探讨的是什么因素刺激了汉学的产生与发展，汉学有什么样的功能，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文化交流日益深入而全面，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大陆的国学研究重整旗鼓的当下，汉学又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此外，汉学也要明确在当代学科体系中的位置。自我定位既需要充分考虑历史，直面现状，更需要前瞻未来。
汉学与主体意识的建构及主体间和谐
汉学是域外的学者和研究机构对中国的研究，是中外文明交流的一种径路。所以，汉学的自我定位，本身也包含了域外学者与研究机构在汉学研究中对本身文化的定位的问题，它甚至还包括了其他文明对于自身历史与未来发展的省思。
德国哥廷根大学施寒微教授（Schmidt…Glintzer，Helwig）对于汉学史做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汉学研究的主题随着中国的身份变化而变化。中国始终处在发展变化中，汉学研究可以有一部分沉浸于古典，但是，对当前的中国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他还认为，欧洲的中国研究只能在欧洲确定自身身份的语境中才能被理解。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今后什么样的中国将会成为欧洲汉学的主题和什么样的欧洲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