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研究员 骆为龙
花冈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略战争中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也是战后中日关系中一直作为遗留问题而未获得解决的悬案，直到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双方实现“和解”，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经过中日两国人民长期的共同斗争，花冈悬案得以比较圆满地解决，终于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方面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取得阶段性的成果。这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中首次取得具体成果的案例。
所谓花冈事件，发生于日本侵华战争末期，即１９４４年至１９４５年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强行绑架中国平民和战俘近１，０００名，运至日本秋田县花冈矿山的鹿岛组（今鹿岛建设公司）花冈作业场，从事超强度的苦役，以弥补其国内劳力之不足，强化日本的战争经济。中国劳工们不堪忍受饥饿及日本监工们的残酷虐待和迫害，于１９４５年６月３０日深夜奋起暴动后集体逃跑，但遭日本宪警的围堵和镇压，当场死亡１１３人。从强征劳工到暴动被镇压，中国劳工共有４１８人牺牲，约占总人数的４２。４％。日本企业和政府勾结在一起，犯下了震惊国内外的战争罪行。日本所谓的花冈事件，准确地说，应该是“花冈惨案”。
然而，日本战败后，对花冈惨案未做任何善后处理，一直没有正确对待这一问题，坚持不认罪的立场，甚至矢口否定这一历史事实，对于虐待和迫害中国劳工的日本战犯，未予追究责任；对于中国受难者更未认罪和补偿。当时，中日两国尚未复交，日本政府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致使这一问题被搁置起来。但是，日本人民和旅日爱国侨胞没有忘记这些牺牲在花冈的中国劳工，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于１９６３年１１月建起了“中国殉难烈士慰灵碑”，从１９８５年开始，大馆市（原花冈地方）每年都在６月３０日（暴动日）举办纪念中国殉难者的慰灵活动。１９８７年，花冈暴动领导人耿谆等幸存的中国劳工代表应邀访日。１９８９年成立了“花冈受难者联谊会”（筹备会）。并以该会的名义致函日本鹿岛建设公司，提出谢罪、赔偿和建立纪念馆等３项要求。在此期间，日本有识之士在东京成立了全国性的民间团体——“强掳中国人问题思考会”，随后日本各地相继出现了声援花冈斗争的市民团体，中日双方分别展开搜集资料，访问受难者及其遗属等调查研究活动。１９９０年７月，花冈受难者联谊会的代表赴日，同鹿岛建设公司代表副社长村上光春就谢罪和赔偿问题进行当面交涉，并于同年７月５日发表了《共同声明》，鹿岛建设公司“认识到”“根据内阁决议而进行的”（中国人）被强掳、被强制劳动的历史事实以及“作为企业所负有的责任”，对中国幸存者及死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谢罪之意”。并许诺对有关补偿等事宜待以后协商解决。这是日本企业在战后赔偿纠纷中首次承认其在道义上的责任，但是，在尔后的交涉中，鹿岛建设公司出尔反尔，不肯进行赔偿，协商毫无结果。中国受难者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１１名代表于１９９５年６月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赔偿诉讼，状告鹿岛建设公司。在双方的辩论中，尽管原告提出了大量载明历史事实的资料和证据，然而，鹿岛建设公司态度消极，并制造种种“理由”驳回原告的诉讼，甚至向法院提出希望尽快结束诉讼审理的无理要求。于是，原告于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２日向东京高等法院上诉。双方进行了６次口头辩论之后，东京高等法院于１９９９年９月向原、被告双方提出和解劝告。同年１２月１６日，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利害关系人”介入和解。经过法庭２０次调解，于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东京高等法院宣布和解成立。
在双方“和解”的条款中，双方确认了１９９０年７月５日的《共同声明》；鹿岛建设公司为了向中国受难者“表示慰灵等意向”，决定向利害关系人中国红十字会信托５亿日元，设立信托基金，并分发给全体受难者及其遗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资深专家在谈到这笔钱的性质时指出，经过法庭获得的这５亿日元当然是赔偿，因为花冈诉讼本身就是请求赔偿的诉讼。有人使用“救济金”一词，这是指“司法救济”而言。它完全不同于慈善救济，慈善救济是自愿的，而司法救济是强制的，在类似的诉讼中，被告总是使用各种措词来掩盖其赔偿的性质。有的学者指出，美国袭击科索沃对中国使馆所造成的损失做了赔偿，但至今仍不承认是赔偿。德国８家大企业在１９５９年２月至１９９８年９月都先后对战时强制劳动的劳工进行补偿，但在和解条款上都没有进行反省和谢罪，其赔偿金的名称也是多种多样的。无论鹿岛公司怎样辩解，都无法改变赔偿这一基本性质，对“花冈和解”所取得的５亿日元没有课税，也是因为它的性质而定的。所以花冈受害者领取这笔钱，是有充分法律依据的。
至于赔偿金额问题，无论多少都无法赔偿中国劳工的生命损失。这次花冈和解人均补偿额为５０万日元。据调查：德国大企业通过“和解”，发给战时强制劳动受害者的人均补偿金额为９６万日元至２８５万日元（按１马克为５７日元折算），而且仅限于犹太人的幸存者，个别企业扩大到部分遗属。在花冈和解后的赔偿金中，即使扣除追悼和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支出之外，实际发到幸存者或遗属手中的赔偿金也有２５万日元。这在国际上大致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当然，这个结果是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的，同原告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原告们从日本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大局为重，从争取政治上胜利的观点出发，使和解得以实现，从而打开了战后赔偿史上的一个突破口。
第一部分：日本战后赔偿与歪曲的历史认识历史性的突破阶段性的成果（2）
我认为，经过中日双方多年的努力，取得“和解”这个成果是来之不易的。初步看来，这次和解至少有以下三个特点，或者称之为三个突破：
（一）承认了强掳中国人作苦役的“历史事实”，明确了道义上“所负的责任”，并向中国人幸存者以及死难者家属表示谢罪，尽管在确认的《共同声明》中留下了“根据内阁的决议而进行的……”的措词，鹿岛建设公司意在减轻自身的罪责，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更说明了这一罪行是日本政府和企业勾结在一起实施的。在中日两国战后遗留问题中，这次“和解”中的这一条款，应该看作是对日本一直不认罪的防线的一个突破。它具有积极意义的一面。
（二）不限于１１名原告的问题，而是花冈惨案受害者全体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日本的司法制度没有美国那种代表诉讼制度，１１名原告，只能代表１１人。被告人只要应对１１名原告就可以了，完全没有必要对９８６名受难者负有任何义务。但是，经过斗争，在“和解”中，被告人不得不解决受难者全体的问题，而没有这种限制。少数代表提起诉讼，全体人员同时解决，这在战后补偿史上是第一次。这也可以看作是又一突破。
（三）突破了只口头“谢罪”、“不补偿”的防线。从战后日本在处理中日双方关系遗留问题的做法看，日本政府和企业不仅不轻易“认罪”，而且闭口不谈补偿问题。这是他们的又一防线。回顾３０年前中日复交谈判的情况，当然双方在谈到过去日本对华侵略的那段历史时，日本外务省防守的那条线就设在这里。而在这次和解中，被告一方不仅口头上认罪，而且在行动上也做出了象征性的补偿，决定向全体受难者提供５亿日元的“赔偿金”。当然，这点钱无法赔偿中国劳工的重大损失。但是总归做到了不仅口头上认罪，而且也采取了赔偿行动。这是第三个“突破”，赔偿金额也由６，０５０万日元（５５０万日元×１１人）上升到５亿日元。人均补偿额约为５０万日元，大致保持了同德国的水平。德国“记忆·责任·未来财团”规定的对强制劳工的赔偿金额约合２５万～７５万日元之间（政府和企业各负担一半）。这次日本鹿岛建设公司即企业一方负担的花冈惨案受难者人均赔偿金额已达５０７万日元。
“花冈和解”对于那些否定侵略战争，把正确对待历史视为“自虐史观”的右翼势力是一个有力的回击，其意义是很大的。包括一些右翼的媒体在内，各大媒体都公开报道了日本过去强掳中国劳工的史实，甚至写进了历史教科书，这是过去所没有过的事实。这说明，经过艰苦的斗争，这一历史事实已为日本社会所公认。
我强调这次和解的意义，并不是说这场斗争已胜利结束，而只能说斗争前进了一步，可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日本社会是十分复杂的，早在３０年前，中日复交谈判时，日本对侵略战争的认识错误就被指出了，但是，３０年来，这一问题起起伏伏，始终未能解决。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以及诸多的战争遗留问题，归结到一点，还是一个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的认识问题。直到今天，日本国内以皇国史观为代表的右翼思潮依然在到处泛滥。
在政治日趋反动，右翼思潮泛滥的当今日本社会中，如果没有原告和日本人民支援团体顽强的斗争，鹿岛公司是不可能有所表示的。在签订“和解协议书”的当天，鹿岛公司又单方面发表“声明”进行辩解，出尔反尔，这种现象只能说明这家公司的态度十分恶劣，是没有真正认输的意思。其社会背景也是相当复杂的，但是他们发表的声明，并没有得到原告一方的同意，单方面的声明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更无法推翻经法院认可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和解条款的，而且花冈受难者联谊会于２００１年１月已严正发表声明，驳斥了鹿岛节外生枝的所谓“声明”。
第一部分：日本战后赔偿与歪曲的历史认识历史性的突破阶段性的成果（3）
笔者认为“花冈和解”只能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这一问题并未彻底解决。今后，在解决日本强掳劳工问题方面任重而道远，仅限于这一领域，至少还存在着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一）花冈惨案仅仅是发生在鹿岛建设公司花冈作业场的一个问题。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强掳到日本作苦役的中国人共３８，９３５人，他们被分配到３５家公司、１３５处作业场进行强制性的苦役。从强掳运往日本到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遣送回国为止，中国劳工共死亡６，８３０人，约占运往日本的华工总人数的１３５％。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欠下的一大笔血债，必须让日本政府面对这一历史事实，做出正确的处理！
（二）目前鹿岛建设公司虽已表示认罪，但是和企业勾结在一起犯罪的日本政府尚未就这一国家犯罪做出任何反省，更没有承担起它应负的责任，有待进一步争取。这是同促使日本当局改变其对侵略战争历史的认识相关联的。只有他们正视过去的侵略历史，并以史为鉴，才有可能彻底解决这些战争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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