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和平衡工作要做。
第三，上半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出现了巨额赤字。原因是各地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很高，摊子铺得过大，财政收入却不能有相应的增加，而且在制定年度预算时在收入上有虚假现象。把上一年的财政结余４０多万亿元（指旧币，相当于新人民币４０多亿元——作者注）打了进去，事实上这笔钱已存入银行变成信贷资金，被银行贷出去了。这样，上半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就出现了２１．５万亿元的赤字。
另外，中央和地方、统和放的关系，也没有处理好。１９５０年开始，中央曾下决心统一财政经济工作，并且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这就是扭转了财经工作中的严重混乱状况，短期内使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但是，事情却走了极端，后来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集中过多、统得过死、处理不当、同地方商量不够的问题，从而使地方对中央财经部门渐渐积累起不少意见和不满，有些意见和不满还相当强烈。
正是鉴于这些问题，中央下决心召开一次全国性的财经工作会议。
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他就会议的议题和准备工作专门写了这样一封信：
陈云、一波、富春同志：
五月二十日开始的财政会议，应讨论些什么问题，请你们考虑一下，并在发开会通知中写进去，使各地有所准备。似乎预算问题，增薪问题，县区乡财政统一问题，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问题，税收问题，五年计划问题，今年下半年经济安排问题，军费问题（杨立三应参加），均应有所讨论，除由你们对每项问题准备方案外，各大区财委最好能在本月中旬召开一次财政会议，收集意见带来（已开者如西南当然不要召开）。是否可行，请酌定。
毛泽东
五月六日
毛泽东信中所要求的，显然在半个月时间内难以准备充分。会议只好延期于６月１２日召开。
就在会议临召开的前一周，毛泽东又专门写信给杨尚昆，要求将关于新税制的５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等关于在执行新税制过程中物价调整草率造成市场混乱的情况的报告；北京市委关于新税制施行的反映；毛泽东关于新税制问题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的信；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的回信；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吴波等关于新旧税制的利弊及此次物价波动的原因的报告，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各同志。毛泽东甚至把总题目都拟好了，就叫做《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二月间关于新税制问题的几个文件》。
根据毛泽东的信，薄一波于５月２２日起草了会议《通知》。按照《通知》要求，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各大区、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同志。由于各大区、省市的财委主任都由第一书记兼，因而这次会议应当说是全国性的最高级别的会议。并且，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比以往的财经会议要多。这就是说，这次财经会议，无论是级别还是规模，都十分引人注目。
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自然希望会议开得卓有成效。他把这次会议看做１９５３年国家召开的最重要的会议，多次和有关负责同志研究会议的文件和开法。６月９日，他约请高岗、饶漱石、彭真、薄一波、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齐燕铭等开会，就会议的宗旨、议程和组织领导等问题，做了最后的敲定。共决定了三个问题：
（一）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饶漱石、彭真、薄一波、邓子恢、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和各中央局、分局书记组成会议领导小组。
（二）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做会议的总的经常主持人。
（三）以周恩来的名义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出《关于全国财经会议如何进行的请示报告》。
当天晚上，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批准了周恩来的请示报告。
高岗伸出手腕看了看表，见会场上已经坐好，便朝周恩来小声问道：“总理，开始吧。”周恩来点点头说：“好吧，开始。”于是，高岗把面前的麦可风向前移了移，清了清嗓子，以洪亮的陕北口音说起来：
“同志们！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现在召开预备会议。这次会议，是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召开的。会议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一是经济建设问题；二是财政问题；三是资产阶级问题。会议由周恩来同志、我和邓小平同志做总的经常主持人，小平同志临时有病，暂时不能到会。中央要求，会议应贯彻批评自我批评和积极建设的精神，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听取各地同志对过去工作的批评，并希望各地同志对今后工作提出积极的建议。下面，请周恩来总理做报告。”
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周恩来浓重的淮安口音响了起来：
“同志们！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明天就要正式开幕了。今天晚上开个预备会议，有些问题我先在这里讲一讲。我主要讲一下目前形势和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情况。
“我们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三年的不平凡的历程。建国之初，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经济、稳定社会和发展生产。经过三年的努力，我们的恢复工作完成了。不论从经济工作或从其他方面看都是如此。我们的经济恢复工作，不论农业、工业、交通运输的生产和业务所达到的水平，一般都超过了抗战以前最高年份的水平。我们在抗美援朝的同时又进行国家的建设，并且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国内外有些势力曾等着看我们的笑话，盼我们垮台，说什么‘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共产党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事实有力地驳斥了他们，回击了他们。
“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制度是一个过渡的制度，这个社会是一个过渡的社会。这个过渡时期的每时每刻都在增长社会主义成分：国家经济的发展就是增加社会主义成分；半社会主义合作社的增长也在增加社会主义成分；公私合营企业的发展也是增加社会主义成分；农业里边的互助合作的增加也是增加社会主义成分；经济集体主义已有了雏形，有了胚胎。最后走完了这个过渡阶段，就到达了社会主义社会。
“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况是：能不能胜利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取得了全国的胜利，而且已经把帝国主义加来的压力打退了。能不能恢复经济的问题亦已解决了，三年来的经验证明，我们能恢复。目前摆在我们面前要解决的问题是能不能在政治上巩固我们已取得的胜利，能不能建设新中国，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要从政治上使我们的新中国巩固起来，就要靠军事来保卫，而军事的基础又是经济建设。
“今年，是我们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的一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执行，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我们的国家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的。我们各方面的困难很多，我们还缺乏经验，而国内外的敌对势力还在捣乱。我们的头脑必须清醒。事实上，我们工作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我们前进的步伐。
“这次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就是准备解决中央提出的、各地有意见的、问题比较成熟的一些问题。方针是多听地方意见，开展批评自我批评，进行工作上政策上的检查，应着重思想上反对主观主义，政治上反对分散主义，作风上反对官僚主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条条块块地讨论，吸取大家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集中起来，成熟的问题写成决定，以统一贯彻执行。
“这次会议的议程，刚才高岗同志已经宣布了，主要是三项：经济建设问题，财政问题和资产阶级问题。在座的各位到京后，我同各位分别交换了意见。大家觉得这一次召开这样大的会议，希望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因此，这个会议的时间应该开得长一点；大家来的时候都做了交代，准备过了党的生日再回去。我们接受大家的意见，准备把会开得长一点……”
周恩来说到这里，脸朝向高岗，意思是“我们”中包括高岗。
这时，高岗点着头插话说：“既然大家有话要说，就竹筒倒豆子，来痛快的嘛。原来准备开半个月，听了大家的意见，我们研究决定，会期可以延长一些。”
周恩来接着说：“但是必须说清楚，在这个会上，经过讨论，把成熟的问题肯定下来，不成熟的问题继续加以研究，我们不能希望经过一次会议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会议的开法，文件袋中有日程表，希望大家下去后看一看。基本的方法是大会和小会相结合，听报告和分组讨论相结合，按六大区‘块块’分组和按税制修正、商业、粮食、农业‘条条’分组相结合。会议有三个主报告，这就是由高岗同志作《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由李富春同志做《在苏联商谈我国五年计划问题的几点体会》，由李维汉同志做《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最后由我来做会议总结。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还要来给同志们讲话。”
周恩来打着手势，一口气讲了这些。他觉得嗓子有点发干，便端起茶杯，连着喝了几口水，然后提高了声音说道：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会议的要求，已经很明确。希望同志们按照要求，集中精力，集思广益，发扬民主，畅所欲言，把会议开好。我相信，同志们都是有备而来，在与会同志的一起努力下，我们这次会议一定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会场上响起了一阵热烈掌声。
周恩来讲完，朝高岗点了点头。高岗宣布说：“预备会议到此结束。请会议领导小组的成员留下，召开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其他同志散会！”
会场上响起了一阵“噼噼啪啪”的离座声。
会议领导小组的成员们，一个个向周恩来围拢过来。
全国财经会议开得风云奇谲，一波三折。
这次会议时间之长，议题之多，斗争之激烈，结局之出人意料，都创下了历史纪录。
至少，这是建国以来党内召开的第一次充满火药味的会议。它和中共历史上召开的历次会议，包括那些同样充满火药味的会议的最大不同，在于党的最高领袖没有自始至终控制住会议，而让有某种个人野心和政治企图的人一度扭偏了方向，从某种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达到了目的的人却又没有最终保住自己的胜利，相反，只是为几个月后的彻底失败埋下了伏笔。
会议一开始是平和、正常的。先是按照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大区的块块，后是按照专题分为税制修正、商业、粮食、农业税等四组的条条，讨论财政工作中的问题。这段时间是６月１３～２７日，刚好两周。
第三周，６月２９日至７月４日，会议听取两个报告。一个是高岗做《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一个是李富春做《在苏联商谈我国五年计划问题的几点体会》的报告，并分组讨论。这两个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