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漱石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从苏联回国的。回国前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回国后分到皖南任中共东南局副书记，负责地方工作，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项英领导之下。那时的饶漱石，默默无闻，连新四军军部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身份。
相比之下，陈毅的资历和名气当然大得多。新四军一组建，编为四个支队，陈毅是第一支队司令员。后来，为适应斗争需要，统一指挥华中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央决定成立华中总指挥部，任命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在叶挺未到达前，陈毅代理总指挥之职，政委是刘少奇。
饶漱石的发迹，始于“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发生时，饶漱石和军长叶挺一起指挥突围。由于饶漱石平时对刘少奇很尊重，反对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受到刘少奇的赏识。突围中，毛泽东接受了正在华中指挥战事的刘少奇的建议，当即电令饶漱石负责新四军军部的一切政治行动。当时中央的电报发给“姚”、“小姚”，人们都不知此为何人。
１９４１年１月２０日，“皖南事变”发生后半个月，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那时饶漱石在军部还没有职务。直到７月份邓子恢调任四师政委，饶漱石才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
但饶漱石也有陈毅不及之处，这就是党内职务。１９４１年３月，党中央批准刘少奇的建议，决定刘少奇、陈毅、邓子恢、赖传珠、饶漱石组成军委新四军军分会。５月，党中央决定将东南局和中原局合并，由刘少奇、饶漱石、陈毅、曾山组成中共中央华中局，刘少奇任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这样，饶漱石在党内又高于陈毅了。
１９４２年１月，中央决定刘少奇回延安参加七大。在刘少奇的建议下，饶漱石就代理了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这样，陈毅和饶漱石就正式开始了搭班子。
１９４２年５月，华中局和新四军军分会决定，由饶漱石带领工作组到淮南去检查工作，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由陈毅代理。这样，华中的党、政、军领导工作便集中在陈毅一个人身上。不久，饶漱石回来后，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还是由饶漱石代理。
陈毅和饶漱石的才能、资历、工作方式及为人处世大不相同。加上刘少奇走后接班人不是陈毅而是饶漱石，许多干部本来就有议论，于是对这两位代理书记的比较、议论就在华中开始了。干部们称赞陈毅的多，话传到饶漱石的耳朵里，心胸狭窄的饶漱石既嫉妒，又有压力。尤其是中央在９月份发来一个通知，提出抗日根据地要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今后究竟谁担任华中局书记，饶漱石就忐忑不安了。
为了打击、挤走陈毅，饶漱石利用当时党内整风正在深入的机会，一手制造了“黄花塘事件”。
黄花塘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饶漱石抓住陈毅历史上曾将毛泽东的红四军前委书记职务选掉，平时心直口快、说话随便的毛病，将与陈毅工作中的一些分歧无限上纲，在新四军军分会会议上，趁陈毅作整风自我批评的机会，抛出了陈毅“十大错误”的材料，欺骗和煽动干部斗争陈毅。材料说：第一，在历史上，陈毅一贯反对毛泽东；第二，陈毅一贯对抗中央；第三，反对政治委员制度，不尊重政治委员……对于饶漱石的这种打击陷害，陈毅理直气壮地逐一批驳。他气愤地警告饶漱石：“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常言道，小黠大痴，小隙沉舟。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之日。”
会后，饶漱石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刘少奇发去一份长达一千五百字的电报，首先挑拨陈毅和毛泽东、刘少奇的关系，接着歪曲和捏造一系列事实，对陈毅进行肆意诬蔑、攻击。饶漱石在电报中信誓旦旦，说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保证无愧”。电报的结尾是：“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健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这还不算，为了加强火力，饶漱石又蒙蔽和鼓动一些干部联名给中央发电报批评陈毅。
陈毅也向中央发去电报，报告了事情的经过。他着重检讨了自己说话随便等错误和缺点，并要求去延安学习。但心胸宽阔的陈毅，在电报的结尾，还是力求团结的。他说：“漱石、汉年和我三人之间，思想业已打通，可保证继续顺畅地为党努力工作。”
毛泽东很快回复了这样一份电报：
陈毅同志，并告饶：
（一）来电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
（二）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们来电要求以一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做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例如四中全会是错误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义，一九三八年武汉长江中央局时期王明宗派的新陈独秀主义以及其他问题等，如对此问题充分明了，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内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以上提议请考虑见复。
毛泽东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八日
１９４４年３月初，陈毅带着满腹委屈到达延安，见到阔别十年之久的老战友毛泽东，心情十分激动，感到有一肚子话要倾诉。但是，毕竟分别十年了，又有饶漱石告状在先，他不知道毛泽东对他是什么态度，心中不免惴惴不安。因此，他第一次见毛泽东时，毕恭毕敬，没有推心置腹。毛泽东对他这种公事公办的谈话态度很不满意，生气地说：“你这个陈毅，我们十年不见面了，老战友，老朋友，你怎么这个样子！有人说了什么，大家交交心嘛，你这样子我还能跟你说话吗？”陈毅听了毛泽东这话，顿时无比感动。
可是，当陈毅想把“黄花塘事件”的满腹委屈向毛泽东倾诉时，毛泽东却给他浇了冷水：
“如果你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三天三夜。至于与小姚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
陈毅说：“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不提。”
毛泽东露出笑容：“我欢迎你这个态度。”
一周之后，毛泽东找陈毅谈话：“老陈呀，经过一个多礼拜的考虑，我以为你的基本态度是好的。你现在可以给华中发一个电报，向他们做一个自我批评。我也同时发一个电报去讲一讲，这个问题就打个结，你看如何？”
陈毅欣然同意：“这样好，我照办。”
陈毅向饶漱石和华中局、军分会各同志发了电报，其中说：
我自己对于如何团结前进的问题上，我的某些认识上和处理方式上常有不正确的地方。由于自己有遇事揣测，自己又常重感情，重细节，不正面解决问题，对人对事不够严正等等陈腐作风，这样于彼此协和工作以大的妨碍……我自愧最近一年来在华中的工作尚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这就是我到中央后所获得的教训。
电报结尾，他表示“七大后再回华中工作”。
毛泽东审阅了陈毅的电报，也起草了一份电报，一同发往华中。毛泽东的电报说：
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中央完全相信，在陈、饶二同志及华中局、军分会各同志的领导下，必能协和一致，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胜利。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沦，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
饶漱石收到电报后，第二天即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回电，表示了一个“顶”的态度。电文主要的一段是：
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有个别右的观点。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这些陈同志来电有隐约说到，所以我去电欢迎。但似乎尚欠清明，故详告于你，以便你给他帮助。
饶漱石给毛泽东的电报尚且如此“顶”，给陈毅的回电就更不客气了。正在患感冒的陈毅看了饶回复他的电文，顿时怒气冲冲，提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让人马上送去。毛泽东对他采取了降温态度，回信开导说：
……来信已阅，并抄送少奇同志阅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锻炼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
过了几天，毛泽东又找陈毅去面谈。陈毅如实汇报了自己这两天的病情和心绪，毛泽东劝他说：“你现在在延安，你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这个事情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
陈毅想了想，觉得毛泽东说的有道理，于是表示：“本来我的气很大，你这样一讲，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陈毅参加了整风和七大后，思想上的疙瘩解开了。毛泽东对陈毅是信任和满意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审慎地研究了陈毅的工作。当时迅速从日伪军手中收复东北是全党的一项突出重要的任务，主持东北军事工作有两个人选：陈毅和林彪。中央考虑华中更需要陈毅，便由毛泽东找陈毅谈话。
陈毅考虑到与饶漱石的关系，不太情愿：“回华中去恐怕没有事做，不起作用。”
毛泽东宽慰他说：“怎么不起作用？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起作用！”
陈毅爽快地说：“既然你这么说，我这就回华中，请中央放心。”
就在陈毅飞往太行的第二天，中央致电华中局：“陈毅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华中。陈态度很好，一切问题均谈通。分工：饶为书记及政委，陈为军长及副书记，其余不变。”
这样，离别华中一年半之后，陈毅又回到了新四军，继续和饶漱石共事。直到全国解放，坐镇华东。
毛泽东比谁都清楚，要说了解饶漱石，莫过于陈毅了。所以，他在陈毅到京的第四天，就把他接来谈话了。
在轻松的气氛中，毛泽东先询问了华东执行总路线的情况，谈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和国家领导体制以后，毛泽东忽然问：“饶漱石这个人怎么样？”
陈毅一怔，他搞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