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解决的关键不在安子文同志，而在少奇同志对我有误会。在张秀山发言这个问题上，我又在客观上给人以支持张秀山来反对少奇同志的印象。而恰恰在对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这几个同志有宗派主义成见这一点上，我与高岗同志是一致的；我在处理组织部问题上曾经对刘少奇同志不尊重，在个别场合甚至发展到对少奇同志感情用事，蛮横无理的地步，这又恰恰与高岗同志的反对少奇同志的宗派活动不谋而合。由此而引起了许多同志对我的猜测，不是没有理由的。在此次座谈会上，有的同志以为我是全面地反对少奇同志；以为我是反安为名，反刘是实；以为我对待少奇同志的态度与高岗同志的反刘宗派活动必然有其密切联系；以为我为先锋，高岗在幕后：甚至有个别同志以为我在这个问题上存有什么重大政治野心。同志们对我的这种种猜测，我现在无法申辩。我只有请求党中央在这一点上据实考察，查明真相，再做结论。我愿在这个问题上将一切有关材料向党中央做专门的报告和交代。
这次座谈会上，同志们提出的十七个问题，在我对上述四个主要问题的检讨中绝大部分均已涉及；余下的两三个问题，因时间所限，我不再逐一检讨；当于会后向中央写书面检讨时补充进去。另外，有的问题虽然在这次座谈会上没有提出，而我已在四中全会上做了检讨的，现在也不再重复检讨。
总起来说，我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作风上所犯错误都是极端严重的。这种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某些问题上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在另外的个别问题上，不惜采取政治性的投机行为，对党对同志采取不老实的态度，对个别同志怀有宗派主义的成见，甚至由此发展到严重地自行其是，不服从领导，不受党的纪律约束，不按党的章程办事，损害党的团结。
我在党内团结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表现了我的党性不纯，表现了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入党多年来并没有得到克服，近年来反而得到了发展。我所犯的几次错误，虽然是发生于不同的问题上和不同的情况中，但错误的性质，有其共同性；犯错误时的想法和作法，有其历史的连贯性。因此，我的错误不是出于偶然，而是有着一定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的。我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入党以后，就一帆风顺地担任着各项领导工作，既没有系统地学习过马列主义，也没有受过党内整风的严格教育和锻炼，而自己在顺利发展中又不能自觉地进行艰苦的自我思想改造。所以，虽然入党多年，我的思想意识中个人主义的孽根未除，思想方法上表现主观、片面、自以为是。在这种情形下，我对党内某些问题的处理，就不是从马列主义出发，不是从党的利益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是夹杂个人主义成分和主观片面的见解，往往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反映了许多资产阶级的观点、情绪和作风；往往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把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斗争方法和“权术”运用到党内斗争中，致使斗争的结果，不仅不能加强党的团结，反而破坏了党的团结。在过去艰苦的白色恐怖环境和根据地严重的战争环境中，我还比较注意约束自己，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在正常情况下是被压制着，没有造成很大危害。但在根据地局面比较顺利发展时，特别是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之后，我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就随着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而大大发展起来，因而做了一些对党的团结不利的事，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犯了严重的错误。由于我自己感觉多年来党中央、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对我十分信任和器重，由于我自以为多年来工作有了成绩，更由于我自以为一向未犯过大错误，从未受过党的处分，因此在我到根据地工作的后期，特别是在全国解放后的这几年当中，我就冲昏了头脑，逐渐滋长起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严重地自以为是，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虚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作用，忽视集体领导；强调个人威信，计较个人得失；终至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泥坑里而不知醒悟。
去年十二月下旬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建议，并对当前进行危害党的团结的同志提出批评和警告，而这些批评和警告又主要是针对高岗同志和我而发出的。当时我听了毛主席的这番批评和警告，竟然没有特别的感觉。直到四中全会开会前数日，少奇同志正式通知，要我准备在四中全会上发言，并说明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是有所指，其中所指之一即是我。这时我才大吃一惊，开始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警觉，而转入沉痛的反省，并在反省过程中和同志们耐心帮助下，逐渐认清了自己的错误。我对自己所犯错误感觉如此迟钝，觉悟如此迟缓，其原因除了我在四中全会检讨中已提到的对自己错误缺乏自觉性之外，还由于我错误地认为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结束不久，关于我在组织部闹不团结的事件，我已做过检讨并经中央审查解决，而没有体会中央当时对我那么宽容，主要是为了等待我自己觉悟。这是特别值得我在今后警惕和猛省的。
我现在痛心地发现我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和它对党对人民的危害性。我深切地了解，如果我对自己的错误不立即“悬崖勒马”而放任其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其危险真是不堪设想！
我在这些天来，对自己的错误愈是深入挖掘一步，就愈是深感我辜负了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和党中央对我的教育和培养，就愈是深感我辜负了许多同志和战友对我的爱护和期望，就愈是深感我玷污了伟大而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
因此，在我痛心地检讨我自己的错误时候，我衷心地感激党中央对我的及时挽救，诚恳地感谢同志们对我所犯错误的揭发、批评和帮助，并向党中央、毛主席和同志们保证，在今后的工作和行动中，我必将彻底进行思想改造和改正我的错误。
我的检讨有不够深刻的地方，希望同志们继续严格提出批评。我准备在会后做进一步的挖掘和更深入的反省。要求中央给我以严格的处分，撤消我现在一切职务，派我到下层工作中去，使我在下层工作中能够更好地锻炼自己和迅速地改正错误，并为党为人民做更多有益的工作。
饶漱石冗长的检讨念完后，像霜打了的茄子，没精打采地坐下来，等待主持会议的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发落。
邓小平同陈毅、谭震林交换了一下眼色，随即宣布陈毅发言。陈毅清了清嗓子，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讲起来：
关于饶漱石同志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已把主要问题讲了。因为在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我没有发言，我想一并在这里发表以下的意见。
饶漱石同志在党内是很负责任的高级干部，近十二年来在党内外声望很高。检查他到解放区十二年来的工作，就看出他原来是一个在党内制造矛盾、进行挑拨离间、谋取权位、便利私图、两面三刀的彻头彻尾的伪君子。今天戳穿了这个伪君子，是我们党的一个极大胜利。如果不把这个伪君子戳穿，让他继续做阴谋活动，那是十分危险的。因为饶漱石同志不是老老实实、诚心诚意地为党工作的。近十二年来的工作，在表面上看来是正常的，但他这个正常，只是为了达到他向上爬的目的。饶漱石同志采取了彻头彻尾的伪装方法，迷惑了一部分人，企图使党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向党来一个突然袭击。这种伪装的危险性就在这个地方。
但是必须指出：党中央和毛主席对饶漱石同志是一面进行教育、一面进行考察的。例如在一九四三年淮南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有关工作关系的争论问题和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上，毛主席对饶漱石同志这个人就看出他的做法有破绽。有人说：“高岗、饶漱石这样大的干部，这么大的问题竟事先毫无察觉。”我认为这个话是不对的。昨天在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就有许多同志回忆起毛主席在几年前就问过：“难道高岗这个同志没有缺点？”这就说明党中央和毛主席对高岗早就一面进行教育、一面进行考察的。大家知道，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风格，历来对犯错误的同志均常常耐心地等待同志的觉悟。毛主席常常讲戒骄戒躁，反对骄傲自满、功臣自居。前年“三反”之后，去年又来一个新“三反”，这证明在政治上是很有预见的，也就是向他们敲警钟。我认为任何野心家、投机家企图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手上翻筋斗，是注定要失败的！任何野心家、投机家企图对党进行突然袭击，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就是像饶漱石这样善于伪装、阴险叵测的伪君子，不管他伪装得如何精巧，今天也终于被党识破了！
关于黄花塘问题，这是饶漱石同志到解放区以后的第一次大显身手。他的计谋是要把我赶走，满足他争夺权位的个人欲望。他的目的是达到了，但同时也把他的本质暴露了。党中央、毛主席和许多干部都看到他把党外手段用在党内很不妥当，大家当时不讲，是为了考察他让他自觉改正。这就是教训所有野心家，党当时不解决你的问题，并不是没有发觉，而是给你一个回头反省的机会。当然，在黄花塘争论前，我是有缺点的，其本质就是当时我在处理党与个人的关系上，要求党按照我的标准办事，因而对中央派饶漱石来华中充当领导表示不满，这完全是错误的。我到延安参加整风，解决了这个问题，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这件事是谅解的。我自己也取得了教训，十多年来比较小心谨慎。所以，饶漱石今天反党、反中央扯不到我身上；我和高岗也很熟，他的反党活动也扯不到我身上。但饶漱石却毫无悔悟，在黄花塘用党外手段进行党内斗争，满足其个人争夺权位的欲望，以为党中央和广大干部不知道，以后，变本加厉继续使用这一套，到今天的总暴露有其必然性，是毫不足怪的！
关于在山东反黎玉斗争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暴露了饶漱石抹煞历史、吹嘘自己的丑恶本质。反黎玉斗争，是先从罗荣桓等同志开始的，他们首先发观了黎玉的山头主义，并和他进行了斗争。以后我到山东，罗即与我谈过黎玉问题，我继续协同舒同、张云逸等同志和黎玉进行了斗争，并且请示中央。当时在中央批示下为了等待黎玉的觉悟，故对黎玉的问题未公开揭露。我们应指出，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前后对黎玉问题的处理是正确的。但问题是，饶漱石一九四八年在西柏坡报告反黎玉斗争时，完全抹煞了前两段的历史，而说是他个人如何发现、如何组织斗争、如何处理，完全说成是他自己一个人的功劳，大谈其成功经验。这完全暴露了他有意抹煞历史、吹嘘自己、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本质。
对于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命的问题，饶漱石的检讨是不够的。据我看，他不仅是有意在窃取大权，而且是有意提高自己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