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其错误，予以制止时，饶亦毫不悔悟，并且公然拒绝中央的干预，继续进行这个斗争。饶在发动对安子文同志的斗争时，指出安的错误之一是对财经会议有抵触，当饶的卑鄙活动和卑鄙手段在全国组织会议领导干部中被揭穿之后，饶竟然无耻地对安子文同志说，当时他指对财经会议有抵触的不是安，而是中央领导同志。这就是说，他发动斗争的目的不是在于反对安子文同志，而是在于反对中央领导同志。这些事实说明饶发动这个斗争，绝不是偶然的，而是胸有成竹的。他为着破坏党中央的威信，反对中央领导同志，参与高岗的反党活动，进行政治投机，幻想政治投机成功后可以爬到更高的地位，达到巩固与发展其个人权位的卑鄙目的，他是完全不择手段的。在他的行为中，已经完全违背了党的立场、党的原则和党的纪律。
饶漱石追随高岗的反党活动，在实际上是反映着资产阶级腐化、破坏和分裂我们党的企图。
乙，座谈会研究了饶漱石同志多年来的行为，证明了他在一九五三年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是他们向来的个人野心发展的一种结果，而并不是偶然的，并不是没有历史的来源的。例如下列的三个事件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一）关于一九四三年秋饶漱石同志在新四军军部住地黄花塘斗争陈毅同志的事件。根据曾山、赖传珠、张云逸、刘晓、刘长胜、陈毅等同志的揭露以及饶自己在座谈会上所愿意承认的事实来看，特别是饶在当时为斗争陈毅同志所给中央的电报以及毛泽东同志的回电来看，证明这一事件完全是饶漱石同志利用陈毅同志的个别性质的缺点和错误，而进行的排挤陈毅同志的宗派活动。饶在发动斗争前既不同陈毅同志当面商谈，又不向中央请示，即独断专行，在新四军直属队负责于部中对陈进行斗争，完全错误地加陈毅同志以所谓反毛泽东同志、反政治委员制度并要赶走饶的罪名，去蒙蔽一部分干部，以便打击和排挤陈毅同志。饶在自己致中央电报中捏造陈毅对工作不负责任等项事实，欺骗中央，同时，又捏造自己曾对陈进行善意帮助不能收效，因而要求中央派才德兼备的干部来代陈，这样才达到其赶走陈毅同志的目的。
一九四四年，陈毅同志奉中央电调抵达延安，陈毅同志对自己在华中局团结问题上的所犯的某些自由主义错误曾电告华中局进行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亦电告华中局指出陈毅同志过去在闽西红四军第七次大会上主持争论的错误并非属于总路线性质，并且早已解决，不应再提；又指出陈毅同志在内战、抗战时期是有功劳的；又指出黄花塘陈、饶争论亦仅属于工作关系的性质，指示华中局结束争论，从事团结。饶漱石同志回电对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陈毅同志的自我批评仍旧采取顶回去的对立态度，又策动几个负责干部联名电告中央采取同样态度。
从黄花塘斗争陈毅的事件表现出，饶漱石完全违背中央的意旨，运用旧社会剥削阶级的挑拨离间的手段组织党内斗争，并捏造事实企图蒙蔽中央，以达到其为个人争夺权位的卑鄙目的。
（二）关于一九四九年饶漱石同志努力取得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职位的事件。一九四九年人民政协会议结束后，中央曾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商量各该区军政委员会的名单，均决定以各野战军司令员担负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在中央处理此问题时，其他各大区毫无阻碍，唯华东区因饶漱石同志不在北京，未能定案。当时，毛泽东同志亲告陈毅同志，要陈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陈以上海事烦、不能兼顾为辞，提饶漱石同志担任。毛泽东同志仍说由陈担任为宜，但表示此事可交华东局商议再报中央决定。陈回上海向饶转述毛泽东同志指示，饶立即表示由自己任主席，毫不考虑中央意见，亦并未正式提交华东局会议讨论决定。以后饶来中央，毛泽东同志又向饶说明各大区均是司令员兼主席，饶此时托词华东局有几个同志不赞成陈毅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这样来达到使中央任命饶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目的。饶在这个问题上，承认了自己“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作出发点，而不是以党的要求和人民的利益做出发点”，“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不尊重、不老实”。
（三）关于一九五二年二月饶漱石同志到京休养的事件。在“三反”“五反”期间，饶漱石同志因眼睛呈痉挛状态，难于坚持工作，因此，粟裕同志向中央建议饶应离职休养。中央同意粟的建议，并为爱护饶起见，特别指定粟裕同志陪同饶赴京休养。饶在奉电到京时即有怀疑揣测，到京后听说中央要派某某同志去上海帮助“三反”“五反”怀疑更深，到北京医院治疗时亦曾根据其错误的揣测，向当时同住医院的同志表示其不满情绪。出院后，这种对中央的不满情绪更发展到不能自禁的地步，在某天的夜半三时大闹起来，坚决要同毛泽东同志谈话。在三小时的谈话中，主要是怀疑中央是否对他信任。他向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质问约为三点：（１）他对敌斗争是否勇敢？（２）他在华东工作是否犯了路线错误？（３）为何要用粟裕同志陪他进京的方式调京？经过毛泽东同志解答仍然不能释然于信，毛泽东同志最后提出如你（饶）自己认为健康能够支持，可以立即让你回华东工作。饶此时始感觉自己无理，同时因为已试探出中央确无别意，才辞出。此后，饶立即转入长期休养。在大连休养时，听说各中央局书记确定调京工作，饶之不满情绪又有发作。
饶在座谈会上曾说出由于自己的怀疑，曾向中央进行试探，以后在事实上证实中央对他确是一番好意，才放了心。座谈会又证实以后饶虽然口称解除了对中央的怀疑，但并非有所觉悟，并未检讨自己，而是采取多种多样的弥缝办法，来掩饰自己曾对中央不满的错误。
饶漱石同志所犯错误的其他大小事件，座谈会揭露很多，这里不多叙说。
二、座谈会一致指出：饶漱石同志的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不是一般性的，有其特殊之点。他善于伪装，不易暴露他的这种本质，饶多年来以守法克己的伪装，在党内施展阴谋，争夺权位，不到重要关节不伸手，即在伸手时亦常以伪善面目出现，而且以各种方法利用别人为其火中取栗。饶漱石确是党内少见的伪君子。
座谈会指出饶漱石同志虽然没有提出什么新奇的理论，但他的基本思想是不承认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统一的革命政党，而是把党看成是派系林立的集团，认为投机取巧，运用手段，就可以凌驾一切。他在一个地区工作时，从来不愿中央各部门对他的工作进行检查，从来没有自我批评，总是把自己的缺点掩盖起来。他对中央各部门，甚至对中央领导同志，经常采取抵抗和攻击的态度。他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成是一个独立王国。他到中央工作后，就根据自己投机取巧的思想，同阴谋夺取党与国家最高权力的高岗一道，进行争夺权位的斗争。这就是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投机家的政治本质。
三、座谈会指出：饶漱石同志在党内进行争夺权位的斗争中采用了与党的作风完全相反的一套办法，即采用了一套用于取得权位的“权术”，饶漱石同志的作风是很恶劣的，概括起来有如下各条：（１）造谣挑拨，对上欺骗，对下蒙蔽；（２）对待干部或者许以职位进行个人的笼络，或者加以打击以后又加以笼络；（３）专抓同志间的“小辫子”，善钻同志间的小空子；（４）处心积虑，随处安放“钉子”，以便在他认为必要时拿出整人，使人莫知所措；（５）担任新职位时，即预先准备一套压服人的下马威，以便自己可以为所欲为；（６）对于他所不满意的人，常常制造借口加以打击，自称为这是“借题发挥”；（７）当面扯谎抵赖，说话反复无常；（８）伪装谦恭的容貌，实际上经常吹嘘自己。
从前述饶在一九五三年与高岗共同进行反党活动，以及一九四三年在黄花塘斗争陈毅的事件，一九四九年热衷于取得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职位的事件，一九五二年到京休养的事件，这些关节问题来看，饶所采取的办法，都是他一整套恶劣作风的例证。饶之种种恶劣行为不经对证，便不宜发现，而且有时使人误认其为正人君子，在经过材料对证以后就完全暴露了出来。座谈会一部分同志在其发言中说，他们对饶是由尊敬转到怀疑，最后不得不引起义愤。这正是伪君子被揭露前后的自然反映。
总之，饶漱石同志确实学会了中国旧社会剥削阶级那些最坏的争夺权力的本领，而且把这些丑恶的所谓权术的东西搬到党内施展起来，这是座谈会所得出的共同认识。
四、饶漱石同志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直到现在，还不是采取彻底承认的态度。饶在自己的自我检讨中承认自己从来没有经过整风锻炼，承认自己骄傲自满和功臣自居，承认自己不老实，承认自己作风恶劣，将对敌斗争中的某些手段运用到党内来进行政治投机，承认自己的错误的本质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承认在具体事件上已发展到个人野心家的地步等等。从上述自承看来，饶在表面上虽然承认了一些错误，但是还不诚恳不彻底，不愿最后挖掘自己的错误的本质。对黄花塘事件和军政委员会主席两问题虽承认较多，但有保留。对调京休养问题除了承认一部外，仍多方辩解，不愿彻底挖根。尤其对于从财经会议到全国组织会议有关直接反对中央领导同志和参加高岗分裂党的活动这个最主要的关节问题上，则企图避重就轻，实行抵赖。这说明饶对自己错误所采取的态度，仍然是很不老实的。
座谈会中有同志提出高岗和饶漱石为何在同时进行这样重大的反党活动、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如何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饶自己承认是“不谋而合”，座谈会限于时间未做追究，对此，饶以后应向中央老实交代。饶漱石同志犯如此重大错误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座谈会亦要求他做深刻的反省并向中央交代。饶是否能彻底承认并改正错误，决定于饶自己。座谈会指出，饶漱石同志在过去的长期工作中，一般是采用正常的方式来进行的，他的争取权位的活动，是不到重要关节不伸手的。饶个人过去工作虽有其成绩，但他十年多来每到重要关节，就犯严重错误，就暴露出他的最本质最丑恶的一面，这样就在事实上把他的好的一面否定了。饶如果真想继续做一个共产党员，就必须痛切反省，彻底交代，就要在实际考验中，彻底丢掉他的长期发展起来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和行为。
五、座谈会最后指出，党在揭露了饶漱石同志的错误时应当吸取教训，这就是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党内民主必须提倡和发扬；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高级干部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嗅觉必须提高；党的团结必须加强，不让敌人有隙可乘；每个干部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必须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