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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对于王守仁的打击极大。但是，王守仁是一个自小就立志成圣成贤的人。据说，他十二岁时问塾师：“人生第一等大事是什么？”塾师回答说：“读书登第。”当时，王守仁就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受到格竹致病的打击之后，王守仁继续寻找成圣的道路。二十七岁时，他相信朱熹的读书之法，按着朱熹所提倡的读书法去做，但是却导致旧病复发。随后的岁月，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科举考试之中，并且在一年之后考中进士，步入仕途。这时，对王守仁来说，成圣成贤的欲望肯定在短期内被成为一名优秀官员的想法压倒。
王守仁虽然曾经有一段时间迷恋于佛、道之学，但是，到弘治十五年（1502）他也渐渐感觉出佛、道之学的不对。那一年，他在杭州虎跑寺见到一位禅僧。他对禅僧说：“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正在打坐的僧人睁眼起身。王守仁再问：“有家吗？”和尚说：“有母亲在。”王守仁说：“想念她吗？”和尚说：“不能不起念！”王守仁对和尚说：“爱亲，是人的本性。”僧人流着泪向王守仁道谢，第二天就还俗了。看得出来，到十六世纪初，当初驰骋于古文、沉溺于佛道的王守仁，已经渐渐与这些学问决裂了，而朱子学又不能满足王守仁成圣成贤的要求，那么，王守仁只有通过自己的悟道，才有可能进入新的境界。他的思想的真正转折点，发生在他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的那一段时间。
正德三年（1508）春，王守仁来到贵州龙场驿。龙场在贵阳西北万山丛棘之中，环境极为艰苦。当地居住的人多半是苗人，说的话王守仁根本就听不懂。能与他交谈的，也不过是从中原地区流放或亡命于此的人。王守仁刚去的时候，连住的地方也没有，他便教土人们夯（ｈāｎɡ）土架木，建造住所。由于他具有渊博的知识，附近的土人渐渐依附于他，向他学习。他建造了龙冈书院、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等处所，用以教育当地土人。
当然，王守仁在龙场的最大成就是“龙场悟道”。王守仁在龙场驿，带着不少随从。王守仁是一名学者，自有在艰苦环境中坦然处之的涵养。但是，他的随从们却一个个病倒了。王守仁被迫自己打柴担水，做稀饭给随从们吃。他又担心他们心情抑郁，便和他们一起朗诵诗歌，唱唱家乡的曲子。惟有这样，随从们才能稍稍忘记当时的处境。然而，王守仁却始终在想：“如果是圣人，面对这种情况，会有什么办法呢？”昼夜苦思的王守仁，终于在一个夜梦中豁然开朗，悟得“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也就是说，王守仁认识到朱熹所强调的在外物中寻找至理的方法是不适合自己的，每个人应当向自己的内心去寻找“理”。这非常接近王守仁后来提出的“心即理”之说了。这一年，王守仁仅三十七岁。
次年，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命题，并以此教学。“知行合一”的命题是针对当时常见的“知而不行”的社会现象而提出来的。但是，这一命题刚刚提出，就受到普遍怀疑。后来他的学生王栋也说：“阳明老先生初讲知行合一，辩者纷纷；后讲良知，听者唯唯。”虽然如此，“心即理”与“知行合一”仍是后来王守仁“良知”说的理论前提。正德七年（1512），王守仁正式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理”的命题。
正德十四年王守仁平定宁王之叛，对他的学说的传播带来巨大的转机。据说，此前学者们都认定王守仁所讲的学说只是由禅宗里变化出来的，但是，“王守仁在极短时间内平定了数十年作乱的山贼大寇和宁王的公开叛乱，这时人们才开始佩服他的才能了”。王守仁的语录《传习录》已在弟子徐爱的资助下出版发行，流行起来。王守仁的思想发展也进入了成熟期。
正德十五年（1520），他在赣州讲学的时候，正式提出了“致良知”之说，从此以这三个字作为自己讲学的宗旨。这三个字，揉合了儒家经典《孟子》中的“良知”与《大学》中的“致知”概念。到这个时候，王阳明已经完全将重点由“格物”转向了“致知”。王守仁所讲的“良知”，是认识的根源、是非的标准。合乎自己良知的，便是正确的。因此，“良知”之外的知识，都是狂妄；“致良知”之外的学说，都是异端。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二部分思想家：有无之境（2）
据说，有一次有人请王守仁去讲学，便问他：“除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问话人的意思，是要他讲些良知之外的话头，不要老抱着“致良知”不放。但是，王守仁的回答是：“除了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他就是这样坚持着对自己学说的信念。尽管在朝廷上有许多官员说他提倡的学说是“邪说”、“伪学”，甚至科举考试中的出题也“以心学为问”，影射王守仁，但是，王守仁对此不予辩驳。他的弟子陆澄想要上疏为王守仁辩解。王守仁对陆澄说：“四方英杰，讲学异同，议论纷纷，能辩得过来吗？”他的泰然自若，进一步影响了他的门人。他的门人徐珊参加会试，面对影射王阳明学说的策论试题，扔下一句“我岂能昧着良知以媚俗”的话，不答题就出来了。从嘉靖元年到嘉靖六年（1522—1527），王守仁一直在绍兴讲学，培养了众多的弟子。从学的门人中除了当地的学者外，江西、湖广、南直隶等地的学者也往往不远千里而至。
嘉靖六年九月，被闲置在绍兴六年之久的王守仁终于被朝廷征召，去镇压思、田二州的叛乱。临行前，王守仁将钱德洪、王畿两大弟子召到一起，在天泉桥上进行了一次讨论。这便是明代哲学史上著名的“天泉论道”。当时，王守仁说了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他的弟子王畿则充分发挥了“无善无恶心之体”的说法，提出“四无说”，认为既然心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么意、知、物都是无善无恶的。因此，到了晚明，王守仁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成为众多学者乐于讨论的主题。一些学者表示赞成，但也有一些学者表示反对。例如，曾经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顾宪成，就强烈反对这一说法，认为“性善”才是儒家的正宗，而“性无善无恶”其实只是借用了禅宗的说法而已。一位名叫冯从吾的学者也说：“既然知是良的，为什么性不是善的呢？”他们认为，主张“性无善无恶”将导致人们的行为似乎再不需要道德的约束，可能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危害。
在今天看来，王守仁的“无善无恶心之体”其实并不是强调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而是强调“有”或者“无”的。当人性推到极限，推到超出善恶的“无”的境界时，人的本体便不仅不体现为“恶”，甚至也不体现为“善”。在这位哲学家的冥想中，人的本体是一个恍恍惚惚、无声无臭的存在，所以是“无善无恶”的。这是一种境界，而不是一个定义。这种境界无疑揉合了传统儒学与佛、道的精华。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陈来先生以“有无之境”四字来概括王守仁的哲学精神。“无善无恶”，正是一种“无我”之境。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二部分文学家：文人之雄
中国古代绝少有职业的文学家。士人自幼读书，首先成为儒家学者，以成为圣贤为标的；通过科举取得做官身份，接着便是官僚，以忠君爱国为行事准则。在此之外，一切都是业余的。绘画、书法、诗文，在他们看来，都是雕虫小技。即便如此，中国古代却也从不缺乏文艺方面的天才和大师。业余精神熏陶下的中国文人，也将一种业余的心态摹写到极致。
跟常人一样，王守仁对于诗文的态度，也是不重视的，然而其思想的纯熟圆融，将其诗文催化得烂漫天然，臻于化境。文人多懦弱，但是，王守仁辉煌的军功以及豪迈的性格，却让明末一位学者不由得叹道：王守仁是“文人之雄”。说这句话的人，自然是暗示王守仁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王守仁曾经评价唐代的韩愈是“文人之雄”，全然没有想到自己也得到同样的评价。王守仁在文学上的造诣，也确是足以称雄一代。“独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处一闲人？高歌度与清风去，幽意自随流水春”，是何等气定神闲的意境啊；而“老夫今夜狂歌发，化作钧天满太清”，又是何等豪情万丈的气势啊！
作为文学家的王守仁，也许早于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王守仁而存在，因为青年时代的王守仁即以擅长作八股文而闻名。他的父亲王华曾中过状元，自然在八股文方面有非凡的造诣，对儿子的教育也从来没有放松过。王守仁追述自己的学问历程时，也说“始泛滥于词章”。词章，也就是指八股文，又称时文、制艺、制义。关于八股文，《儒林外史》里一段话说得很精彩：“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这说明，八股文虽然在思想性、审美性上是僵化的，但是，八股文的训练对于一个人的文学素养来说，是极重要的。
王守仁自小受塾师的训练，其中必要的一门功课应当就是作八股文。王守仁所作的八股文字，流传很少。然而，清代学者梁章钜在他的《制义丛话》中，评点了不少八股文作者。其中，明代弘治一朝（1488—1505）间，列举了钱福、顾清、唐寅、伦文叙、林庭枊、王守仁等六人。六人之中，唐寅（唐伯虎）以著名画家而擅长八股文，也许确实令人惊诧。当然，王守仁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列名其间，似乎也说明他作为八股文专家的份量之重。据说，他留下了一篇题为《子哙不得与人燕》的策论。评家们都说：“读王文成公《子哙不得与人燕》篇，从中可以看见他擒获宸濠的手段。”八股文讲究的是学着圣贤的语气，代圣贤们来讲话，最需要“以文载道”。评家们说读王守仁这篇文字，能看出他后来擒拿叛逆的心志和豪气来，说明王守仁的文字确有独到之处。当然，对于王守仁的这篇文字，并非全然是一片赞誉之声。明末江西的一位书生艾南英就曾经说：“古文要长短句相间，这篇文章纯用短句，不合文法。”但立即就有人出来反对他的说法，说：“《尚书》、《周易》都是短句，难道也不合文法吗？这样评文章，可见艾南英迂腐到了极点。”无论如何，一篇文章，能引起后人反复议论，本身就说明作者本人的文字造诣。
清代学者朱彝尊曾说：“王守仁的勋业、气节、文章，都是世上第一流的。”然而，王守仁作为思想家的一面渐渐掩盖了他作为文学家的一面。从清朝初年起，作为文学家的王阳明逐渐被人们遗忘。人们谈论明代的文学，会想到前七子、后七子，会提及公安派、竟陵派，很少有人提及王守仁。实际上，他是明代复古文风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其文学实践又足以开后来性灵一派。
王守仁曾与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有过交往。他早年的诗文创作中的学古诗，多有模拟古人的痕迹，即是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