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这位负责人“苦口婆心”的真正含义，其实就是不渲染，把握好报道的分寸。这大概就是经常强调的所谓“记者要有大局意识”的典型实例吧。对于以舆论监督见长的《新闻纵横》节目记者来说，这应当不是问题。问题是在没有“线人”帮助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才能顺顺当当地进入文楼村，因为受到当地特殊“保护”的文楼村的当事人难以接近的情况超乎记者的想像，听说曾经有不少记者因为私自采访文楼村而遭到阻挠甚至被打被扣留。就在我们感到有些束手无策之际，一位年过七旬的妇科大夫为我们的采访打开了方便之门，她叫高耀洁。
高耀洁，195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长期从事妇产科临床及科研工作，是河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九三学社会员。退休后自发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并对艾滋病患者遗留的孤儿实施救助，被誉为“民间防艾第一人”。2001年，被世界卫生组织授予“Jonathan Manm健康奖”。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评价高耀洁是“第一位在中国农村从事艾滋病预防宣传的女性活动家”。
通过朋友的介绍，我们找到高大夫，老人向我们讲述了很多和艾滋病患者交往的感人故事，也使我们对艾滋病有了更深的认识。
1996年，高耀洁像平时一样参加了一个疑难杂症的会诊，女患者下腹部的一片暗紫色的斑点引起了她的警觉，“当时我怀疑是艾滋病，结果一查就是”。这位42岁的患者在21天后撒手西去。那是高耀洁第一次接触艾滋病患者，也是从那个时候起高耀洁意识到艾滋病的可怕，她说她忘不了女患者那双骨瘦如柴的手，这双手曾经紧紧地拉着高耀洁哀泣：“高大夫，我就是输了一次血咋就没治了呢？我不想死啊，我还有丈夫，还有小孩子，他们都离不开我啊！”高耀洁的心被刺痛了。而就在此时，在河南，卖血被人们当成一种脱贫致富的捷径。在一些地方，采血站就是一台小拖拉机加一个离心机、几个反复使用过的胶皮管子和针头。祖祖辈辈靠辛勤种田为生的农民在利诱和欺骗之下伸出了自己粗壮的胳膊，然后他们的血浆被运往全国其他地方，用来制造各种生物活性药品和保健品。
高耀洁感到逼人的可怕：如果血库都被污染，如果用带毒的血浆制成药品……后果不堪设想！更可怕的是，艾滋病夺走了许多青壮年患者的生命，每一死者都会留下1～3名甚至更多的孤儿，这些孤儿被称为“艾滋孤儿”。艾滋孤儿本人并未感染艾滋病，但他们却在贫困、失学、歧视和别人的冷默中孤苦伶仃地生活着……这些孩子若一直处在生活无着、失去教育机会的境地，长大后他们将成为文盲、法盲，会扰乱社会，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定。
高耀洁坐不住了。
从1996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起，高耀洁走上街头向市民发放自费编印的“防艾”宣传材料，并开始走访艾滋病高发病区。
然而老人的义举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甚至在一些人眼里，高耀洁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许多人以为只要自己不卖淫、不嫖娼就不会得艾滋病，有的人把艾滋病与性乱画上等号，认为这是见不得人的病，甚至很多人觉得看“防艾”材料也是一件丑事。“我走过十几个县，几十个乡，上百个村，有上千个病人，没有一个不说，你看高老师咱是个本分人，咱怎么会得艾滋病呢？其中有一个叫陈清的，男的叫陈亚平，两口子卖血，男的死了，女的现在也很重，她离她娘家只有2里地，她哥嫂都不让她回家看她妈。她哭着跟我说：‘我80多岁的老娘都不叫我回家看，说我害的是那不要脸的病。’我心里很难过。即便由于过失感染，但她是个人，我们也应该善待她，所以我说善待艾滋病人。”
正是怀着这份慈爱之心，老人倾其所有想方设法救助了无数素不相识的艾滋病患者。“有时候来我家一来就是好几个，求援。比如魏池一个老头，当过大队支书，5个孩子4个卖血，老二已经死了，最近听说两个侄子也死了。他一来就背书，背回去散发。”记者问：“您有没有统计过拜访您的艾滋病患者有多少？”老人回答：“记不清了，来到我家里的有近百人，今天说不定还有人要来。”“是您预约的吗？”“不是，我估计。”
巧的是，正说话间，一位40来岁的艾滋病患者果然来到高家，他叫蒋成启，河南省睢县阮楼乡蒋成村村民。看得出来，他对高家已经相当熟悉。“爱人现在瘫在床上，靠打‘先锋’维持生命，现在每天打针吃药要40多块钱，玉米小麦都卖光了。我的日子也不多了，我来是想拜托高大夫替我的6个孩子找个可靠的人家领养……”蒋成启说，他自己有3个孩子，都在10来岁，正是上学的年龄，为了给孩子挣点学费，不得不卖血，没想到沾上这个魔鬼；弟弟弟媳妇也是3个孩子，同样得了艾滋病，都已经不在了，孩子还小，不知道今后怎么办。“村子里同样不幸的村民还有很多，都是输血得病的。死者都是30多岁，40的都不多。不过最厉害的据说还是上蔡县的文楼村。”
在高耀洁存留的“档案”里就有文楼村的信息。按照高大夫提供的联系方法，我们与文楼村的一位叫李如的患者接通了电话，然后以亲戚的名义前往文楼村。远远地望见文楼村时，它被几缕青烟笼罩着，走近了才知道，村子里刚埋完死人，在村东头，一座新坟的坟头上正烧着花圈，帮着下葬的一群村民扛着铁锹表情木然地从记者面前走过。幸好李如早早地来到村口等候，我注意到，在我们走向村子的途中，不时有人以警惕的目光打量着我们。到了村里，我们不敢随便乱动，就在李如家里进行采访，李如还帮着把其他熟悉的患者叫到她家与记者交谈。
文楼村是一个有3000来人、6个自然村的大村，一条东西向的坑坑洼洼的狭窄土路穿村而过，村民的住宅和秋后收集的一堆堆秸杆就散落在公路两边。村西有一所新建的医务室，到医务室看病的人很多，有感冒的，有包扎伤口的，据说所有艾滋病患者来这里看病都是免费的，当然只能看看一些小毛病。医务室旁边是小学，孩子们刚刚放学，一个个飞奔似的赶回家。
记者拦住一个想问几句话，他们仍然脚步不停地边走边说：“我害怕，村里老死人。老师让我们一下课就回家。”就在记者想采访医务室的大夫的时候，李如突然行色匆匆地跑过来说：“快，快跑，工作组来了，来抓你！他们不讲理！”容不得迟疑，我拔腿就往外跑，没跑多远就听背后传来呵斥声：“站住，谁让你来的，想找死呀……”
第二章 死亡幽灵飘荡艾滋病村5。直面艾滋病（二）
…………
2002年1月20日，就在《新闻纵横》节目“走进文楼村”播出之后不久，高耀洁给记者写了这样一封信：
王记者：
节目听到了，很好。
前些日子，大概也是听了你们的节目吧，上海一位姓纪的女士来电话对我说：“我想供养一个艾滋孤儿，为社会弱势群体尽些微薄之力……”随后她寄来了300元钱，让我转交给艾滋孤儿，并要求日后与孤儿保持联系。这真的让我很为难。因为我了解到，许多孤儿接受外援非常困难，在他们周围总是有人设法作梗，扣留他们的信函和钱物。即使他们收到了财、物，也不知道写回信或因没有文化无法回信。我考虑再三，想到了李汉春家，他的内侄会写信，可以与纪女士保持联系。于是，我决定将李汉春家的两个孤儿介绍给纪女士。
2001年5月5日，我曾去过李老汉家。那时候，他的儿子李玉印、媳妇高香因患艾滋病都已死亡，只留下一双幼子：10岁的李鹏军和7岁的李亚珂。因为艾滋病，鹏军和亚珂的伯父也死了，姑姑危在旦夕。他们的奶奶受不了如此打击，患了脑溢血，瘫在床上不能自理。他俩随着爷爷艰难地生活着，境况甚是可怜。我把纪女士的300元钱寄给了他们。因雨雪纷飞，邮路困难，很长时间李家才收到汇款。李汉春收到钱后又高兴，又害怕。他高兴的是今后孙子、孙女能够继续读书了，害怕的是将来寄钱人会向他要钱讨债。他不相信世上还会有这样不要任何回报的好人。为此，我几次在电话中给他解释，他终于接受了纪女士的馈赠，并回信介绍了他们李家的遭遇。
2002年元月16日，纪女士从上海来电话，感谢我为她提供了两个可怜的孤儿，她说：“这两个孩子太可怜了，我马上给他们寄去下学期的学费。快过年了，我还要给孩子寄些糖果等吃的东西……”
有人问我，你为什么知道并掌握这么多孤儿的情况，并且人家要供养一个而你给人家两个？我是这样回答的：艾滋病是具有传染性的，但艾滋孤儿并未感染病毒，他们是无辜的、让人可怜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应轻视他们，冷落他们，而要给予他们更多的温暖、关爱与帮助。我不想失去任何救助艾滋孤儿的机会。我从1996年开始宣传“防艾”，6年来走过十几个县（市），几十个乡（镇），百余个村庄，见到的艾滋病病人逾千人，收到的民众来信在5000封以上，了解的情况越来越多，特别是艾滋病病人与艾滋孤儿的比例大约在1∶15或1∶2，甚至更多，情况十分严峻，不能轻视。我呼吁社会各界人士都要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帮帮那些可怜的孩子，帮帮他们的家人。在这里，我要告诉你我的一些见闻。
一、一个女艾滋孤儿的读书生涯
2001年4月30日，我在新蔡县东湖村小高庄见到14岁的高丽、在东湖小学就读的11岁的高岩时，高丽已经辍学在家了。高丽原是今是中学的学生，其母亲艾滋病患者戚秀枝2000年12月去世后，高丽因无钱交学费就辍学了。我到她家见她时，她正在做饭。她哭着说：“我爸爸病得这么重，也不知道能活多久。我这么小，不让我上学，我能干啥呢？”我问她想不想上学，她连声说着“想”，话未说完就已泣不成声了……我曾于2001年元月15日和3月8日分别给高宗彦（高丽的父亲）寄了300元和100元人民币。当我提到此事的时候，少气无力的高宗彦说：“听说郑州有人往俺村给病人寄钱，别人都收到了，我没有收到。”后经再三查询，结果让人非常吃惊，原来这400元钱被高丽的三叔取走赌博用了，两个孤儿也不敢吱声，怕他叔叔来了打骂他们。高丽曾有一个幸福的家。母亲戚秀枝很能干，没日没夜地在田间干活。两个大人辛勤地劳动
，两个孩子努力地读书，听话又懂事，生活过得不错，家庭也很幸福。天有不测风云，1995年河南省兴起了“血浆经济”，夫妻俩梦想发家致富，多次卖血，最终染上了艾滋病，弄得家破人亡。高丽辍学在家后天天哭泣，后来我才得知她父亲高宗彦不主张女孩子读书。他说：“女孩读书没用。闺女像根草，长大就出去了。读书越多，将来的彩礼要得越少。”从高家回来一个月后，我又给高丽寄去了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