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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到达布伦莱特的郊区，法国司机就再不想往前开了，一码都不往前开了，格尔达和爱伦步行穿过一片玉米地。到了城里，他们见到了沃尔特斯将军，他是那个地区共和党武装力量的司令。因为遭受了重大损失，他和其他官员的士气都低沉得很，因此命令他们立即离开。格尔达请求沃尔特斯，但沃尔特斯再次命令她离开，这次是对她吼叫着。但是，她不听。因为预期会有叛军疯狂的进攻，她和爱伦找到了很浅的一处猫耳洞躲起来。吓坏了的共和党部队就躲在附近。
接着就听到了弗朗哥的飞机传来的凶险的声音。12架海因克尔轰炸机布满了天空。几秒钟后，炸弹就在他们身边炸开了。格尔达投入行动，开始拍摄了，一边拍摄，一边看到灰土在猫耳洞旁边雨一般落下。一名德国秃鹰大队飞行员沃勒尔·布默尔伯格从飞机上朝下看，他看到了一大片被毁灭的人和物，他觉得自己亲临了“地球上的最后一日”。
约在早晨4点，格尔达和爱伦看到了双翼飞机，上面都装配着重型机关枪。有一架直接朝他们冲下来。爱伦意识到，飞行员一定看到格尔达手中的相机在阳光底下发出的金属反光。一架飞机已经飞得很低了，并且发现了他们的猫耳洞，但她保持镇定。更多的飞机朝他们这边飞来，她仰躺在地上，只管不停地往莱卡相机上装胶卷。卡帕的自动摄影机就在离猫耳洞几英尺远的地方，爱伦抓住了，拿来当防止子弹、榴弹和飞石射中的挡箭牌。约在下午5点30分，爱伦和格尔达突然之间看到了朝他们的方向飞速撤退的一群人。有几个人就在离他们几码远的地方被炸得粉身碎骨。接着是一片混乱，更多的人转身逃跑。但接着，有几名共和党人的士兵就在附近拿步枪对准自己撤退中的战友。这就足以抵挡后退之潮了，不久之后，共和党人的阵线重新纠集起来。爱伦请求格尔达离开。最终，她同意了。
他们陪同一位苏格兰医生到了新的前线，是在布伦莱特和附近的维兰纽瓦村之间形成的。沿路都是死人或垂死者。格尔达没有拍摄他们。她没有胶卷了。在维兰纽瓦村，两名男子请求医生帮助一名受伤的朋友。他们掀开盖住战友的毛毯：他的双腿已经炸得认不出形状来了。一辆共和党人的坦克从旁开过。他们把受伤的战友放在坦克里，然后搭车前进。敌机再次出现。坦克在一座泥墙农舍旁边停下来，那里面挤满了已经死去和正要死去的人。
一辆装着三名伤员的白色巡逻车开过来了。格尔达和爱伦挡住车，请求搭载一程。格尔达跳上踏板。“今晚我们将在马德里开一个告别晚会，”她说，“我已经买好了一些香槟。”
突然间，共和党人的另一辆坦克也开过来了，坦克转向朝他们开来，好像司机已经失控了一样，之后就撞上了小车侧面，将格尔达挤扁了，同时把爱伦挤到了附近的一条沟里。接下来，爱伦所知道的就是他躺在路边。他的裤子已经被撕开了，血乎乎的，但他不觉得疼痛。两名士兵跑过来将他拖进沟里，因此他大声呼喊格尔达的名字。接着，他看到了格尔达的脸。她在尖叫，她的眼睛在请求他帮助她，但是，他的腿一动不能动。
敌机再次俯冲下来。士兵奔向掩体。飞机经过。爱伦高喊格尔达的名字。有人告诉他说，已经用救护车将她拖走了。他问她的相机在哪里。没有人知道。接着，有人将格尔达的皮带递给他了——上面的木搭扣已经粉碎了。几分钟后，他昏过去了。他在名叫艾尔艾斯柯里尔的小城的一家医院里醒过来。
那家医院以前是耶稣会办的儿童学校，有很大的宿舍和供严重伤员用的单独房间。有人告诉爱伦说，格尔达也入了院。她刚刚做了一次大手术。一位英国护士说，她已经休克了，但有可能醒过来。很明显，她被抬上担架的时候还是清醒的，并且请求医生发电报给《今晚报》的编辑和卡帕。
当天晚上，美国护士艾琳·斯彼尔伯格努力让她处在“舒适的”状态。
坦克将她的肚皮撕开了。她的腹部受了重伤——所有小肠都冒出来了。我记得泰德·爱伦就在那里，并要求去见她。但是，我不能让他进去，因为有人告诉我要让她处在舒适的状态中，不能有疼痛。如果我知道她迟早会死掉，倒不如让他进去看看还好些。但是，她并没有提出见他的要求。她问的惟一问题是：“我的相机没事吧？都是新相机啊。没有问题吧？”死的时候，她只是闭上了眼睛。我给她吃了一些吗啡。我们没有盘尼西林，也没有别的抗生素，她最后没有体会到疼痛。我记得很清楚，她很漂亮，本有可能当上电影明星的，而且她并不害怕。
7月26日星期一早晨，刚刚6点多一点，爱伦得知，格尔达已经死亡。爱伦的儿子，诺尔曼·爱伦医生说，他父亲于1995年死于蒙特利尔市，一直到死，他都在回想格尔达的死亡。
7月27日，卡帕在巴黎拿起一份《人性报》。里面有来自西班牙的一个简报。“一位法国记者，塔罗小姐，据说在布伦莱特附近的一次战斗中被打死。”卡帕惊呆了。这可能是真的吗？当天稍晚些时候，他接到《今晚报》主编路易·阿拉贡打来的电话。格尔达的确已经死亡。
卡帕在巴黎等待情人的尸体从西班牙运回，这期间，欧洲左派的媒体都在大力赞扬格尔达，将她从一个鲁莽的记者提升为一名反法西斯圣徒。《今晚报》登载了数百人的颂辞，还拨出了大量版面纪念她的一生。《生活》杂志描述她为“也许是在行动中被打死的第一位女性摄影家”。最终，1937年7月30日星期五，格尔达的棺木到达巴黎，数以百计的共产党人和朋友，包括卡帕和格尔达的家人在内，齐聚盖尔多斯特里兹迎接其灵柩。露丝·切尔夫也在其中，她清楚地记得，第二天，大部分由共产党人构成的上万的人也去参加了葬礼，那是格尔达的26岁生日。葬礼从文化大厦一直到了彼埃尔拉雪兹公墓。
根据多位目击证人的意见，卡帕跟在棺木的后面，完全无法安慰，格尔达的父亲开始唱念教律的时候，他一下子哭出声来。他在独处中寻找安慰，喝很多酒，把自己锁在工作室里，一连两个星期不出来，吃得很少，完全被一种未亡人的内疚心理打垮了。是卡帕教会格尔达使用莱卡相机的。是他介绍她了解战地摄影报道的。他见过她最杰出的照片以他的名字出现在报刊上。他按计划让自己成为世界最著名的摄影家，但他的发明人却死掉了。为什么是她？为什么不是他？
在亨利·卡迪埃…布莱森的眼里，这好像是蒙在卡帕头上的帘子已经掀开了。最后从躲藏在后面的地方冒出来的这个人，在别人的眼里看起来完全是不同的一个人：他世俗，甚至有机会主义的思想，有时候还有深刻的厌世情绪，他担心跟任何人联系起来，他陷入了永久的伤心地。
第二章小红狐（5）
卡帕的老朋友彼埃尔·加斯曼希望能够安慰他：那是一次事故，他并没有什么过错。加斯曼说，他记得卡帕告诉他说，他觉得自己应该对她的死亡负责。“那是他惟一对我十分认真的一次。卡帕告诉我说：‘我把她留在危险地带，如果我在那里，她可能根本就不会死。只要她跟我在一起，她总是安全的。只要我在那里，她就会照我的样子做。我永远也不会让她站在踏板上的。那是相当危险的事情。我永远都不可能让她做那样的事情’。”
格尔达的家人也许因为女儿的死亡而抱怨过卡帕。据汉塞尔·米斯说，她兄弟对他非常生气，在她的葬礼之后，他们竟然找他算账来了：“他们狠狠打了一架……包勃被狠揍了一顿。”露丝·切尔夫补充说，“人人都有点抱怨卡帕，说他有过，认为他应该对格尔达的死亡负责，因为他带她去西班牙。”
匈牙利的一位朋友，叫吉约吉·马尔科斯，他也想办法来安慰他。他回忆说，卡帕后来的一生一直都在酗酒，葬礼之后的几天又气又悲伤。“卡帕，你再不能这么下去了，”吉约吉这么对他说，“你会发疯，会毁掉自己的，但你没有权利这么做。人们需要你，你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是啊，是啊，”卡帕喃喃自语，“你是对的。我得做点什么。”
做什么呢？根据另外一位匈牙利摄影家威利·龙尼斯的意见，格尔达的死亡使卡帕开始考虑放弃新闻摄影工作，转行到电影业去谋生。他还考虑到去一条环球旅行船上找一个做摄影的活干。他不能够去原来跟格尔达一起探索过的那些地方，也不能去他们计划或者梦想过的咖啡店坐一坐，他干脆就逃到了阿姆斯特丹潮湿的街头。“也许那是相当浪漫的一个想法”，艾娃·贝斯尼奥说，当时，她就住在那个城市。“但是，从一个意义上说，卡帕的一部分已经跟格尔达一起死掉了。你看，她才是他真正的灵魂伴侣”。
在后来的许多年里，卡帕经常以妻子的身份提起格尔达，一些同事和朋友也重复这个说法，认为他事实上已经跟她结婚了。就好像他的话还不够一样，在她死后的几个月里，他的皮夹里一直还带着格尔达的照片，无论是在酒吧里还是在闪烁的营火光下，他在描述他们一起在西班牙的日子。“格尔达死后，他总是跟我谈起她，一次又一次，反复不断地说，”露丝·切尔夫说，“她是他一辈子最爱的情人。”
到1937年11月，卡帕已经从失去格尔达的痛苦中完全恢复过来，已经能够重新工作了，因此，他再次返回西班牙。内战已经发展到了关键时刻。共和党人的部队和国际旅看起来根本都不是对手，无法面对弗朗哥的军队和希特勒以及墨索里尼上万武装精良的职业军人、战舰以及数以百计的飞机。弗朗哥在西班牙的各处节节胜利，10月21日，共和党人在西班牙北部地区的最后一个据点希洪也落入叛军之手。
12月初，卡帕跟《纽约时报》的赫伯特·马修斯搭上了手，他是报道战争时最具客观精神的记者之一。跟乔治·奥威尔和其他一些在西班牙吸取了教训的人一样，马修斯并不把战争看得那么简单，不是那种“正义针对邪恶”的十字军远征行为。在他眼里，两边都有暴行，而战争也不再是一种民族战争了，共和党人和叛军现在都有外国势力的支持，他们越来越多地把西班牙看作是在欧洲和更大领域里进行更大规模战争的彩排阵地。他对苏联在西班牙的活动尤其抱怀疑态度。
1937年12月15日，叛军攻击特鲁威尔，那是高达3，500英尺的一处光秃秃的天然堡垒，这个堡垒阻挡住了他们通往地中海海岸的瓦伦西亚的道路。卡帕和苦行僧一样细心的马修斯一起于12月21日到达那里。那个城堡几乎已经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