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深秋，标准的法西斯分子霍西将军完全控制了匈牙利。几个月后，霍西就下令杀死了5000名左派。共有70000多人进了监狱或收容所。在后来以“白色恐怖”著名的一段时期内，有组织的大屠杀横扫匈牙利，这一部分是因为霍西把毕拉昆和另外一些人描述为犹太叛徒。弗里德曼一家人把孩子藏在家中安全的地方，而就在附近的一条街巷里，右派分子在痛打犹太学生，这些右派分子得到了反犹太法律的怂恿，只允许限额的犹太人学生进入大学和法律学校犹太大学生在匈牙利的比例，从1917～1918年的34％，下降到1935～1936年间的8％。
但是，对安德雷的故国来说，最大的心理打击不是在一次大战中的失败，也不是霍西的独裁统治，而是一张纸引起的，这就是特里安龙和平条约，这是在凡尔赛宫完成的更大的和平条约的一部分。1920年6月4日，匈牙利被迫割让其七成的土地和六成的人口。新的边界使匈牙利缩小了三分之二。在所有战败国中，匈牙利损失最大。匈牙利爱国者爆发出强烈的抗议：“Nem； nem； solia！（不，不，永远不！）”在安德雷的青年时期，这样的抗议之声不绝于耳。
1923年，安德雷进入贝克谢乌特卡地区的伊姆里马达克中学。他的成绩在平均水平以下，而且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完不成家庭作业，在同学们看来，他是一个无精打采的白日梦者。“（他的）裤子总是破的，”他的母亲朱莉亚说，“因为谈话十分投入，经常会撞到灯杆上。他是个心地不错的孩子，并没有天生的粗鲁言行。他的脸上总挂着微笑。有时候他有些笨手笨脚，因此而显得害羞。他喜欢女孩子——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如此。”
他进入青少年期后，朱莉亚必须花很大的精力照顾自己的家庭生意，没有办法注意被自己惯坏的儿子。放学之后，安德雷跟一群靠自己的脑子过生活的孩子一起去佩斯特的犹太人生活区游荡。他童年时期的朋友艾娃·贝斯尼奥回忆说：“安德雷似乎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艾娃当时一头黑发，表情阴沉，眼睛很黑，有一位搭电车的男子有一回让她回家去洗一洗眼睛。
如果不去佩斯特的后街闲逛，安德雷就跟艾娃和她的两个十多岁的姐妹潘娜和麦格达一起玩。“安德雷后来告诉我说，虽然他是个极其浪漫的人，但还是爱上了我的两个姐妹和我。安德雷不知道哪一个是他最爱的”。艾娃说，但艾娃的母亲属于中上流社会，她坚持反对孩子们跟粗俗的安德雷来往。“他希望哪一天有人会来偷走我们，这样，他就可以当英雄来救我们。之后，我父母也许最终会接受他。他的内心是非常非常浪漫的。”
艾娃现在已经91岁了，是从世纪恐怖中存活下来的一个犹太人，她现在一个人生活在阿姆斯特丹，那是1933年逃脱希特勒魔掌之后她的家乡。虽然体力不行了，但她的思路仍然很清晰，她的回忆既痛苦又浪漫，而且十分生动。她是荷兰的一名著名摄影家，一辈子的生活都是用图像的形式来回忆的。“当时，我总是管卡帕叫‘班迪’，”她说（班迪是安德雷的简称），“那是他的诨名。我们也习惯于称他‘卡帕’，鲨鱼的意思。他兄弟康奈尔的诨名是鳄鱼作家约齐法·斯图亚特为一本并没有出版的传记而搜集童年时代的资料，她把安德雷·弗里德曼描绘成一个“小流氓，很有魅力，一天到晚总在东奔西跑。他一辈子都没有停止奔跑过。他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从来没有一个可以定时进餐的地方，没有一家人可以坐下来一起吃饭的地方……他的童年一片混乱”。
第一章布达佩斯访谈（4）
跟她谈话的头一天，她摔了一跤，头皮都撞破了，上面扎着一方有丝花的头巾。倒绿茶的时候，她的手抖个不停，但她坚决拒绝我帮她倒。屋外，阿姆斯特丹的运河一片寂静，跟波光粼粼的池塘一样。在屋内，她坐在许多书籍和包豪斯派家具中间，这些残留物品是她在德国魏玛最后那些忘乎所以的日子的纪念。她清楚地记得弗里德曼家的所有男孩子。最大的孩子是1911年出生的，15岁就开始帮家里干活，但1936年就夭折了，是病死的。最小的孩子叫康奈尔，1918年生，当年，匈牙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陷入混乱。”
据贝斯尼奥回忆，班迪经常抱怨生活无聊，极想找机会置身冲突与危险之中。正是跟她在一起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特别爱好滑雪，哪怕朱莉亚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贝斯尼奥最喜欢的休闲方式是摄影。她有一台让自己很是自豪的柯达布郎尼相机，有空的时候，她大都在布达佩斯各处拍照。有时候，安德雷会跟她一起去。但她坚持认为，“我们一起在布达佩斯的时候，他对摄影并没有兴趣。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谈过摄影的事情。”。15岁那年，他找别人借来了一副滑雪工具，跟贝斯尼奥一起去了俯瞰着布达佩斯市的瓦布赫奇山。两个人以前从来都没有穿过滑雪鞋，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一起坐滑雪升降机到达山顶。
布达佩斯已经隐入远处的云雾之下，已经结了冰的多瑙河在山底下构成一条粗大的曲线。安德雷神情坚毅地说：“我准备开始了。”
“但你不知道做什么”，贝斯尼奥说。
安德雷耸耸肩说：“管它哩，我反正要动手了。”
“他从来都不怕尝试任何新事物，尤其是涉及小小危险的事情，”贝斯尼奥现在说，“我希望他不要摔断一条腿，结果他也没有摔着腿。他滑下去了，之后又爬上山来。他总是想亲身体验，自己发现新事物。”
安德雷皮肤浅黑，有浓密的眉毛，嘴唇饱满，手生得很漂亮，在同学和附近的女孩子们中间越来越受欢迎。经常有人看见他在伊莉莎白大桥底下的阴影处跟姑娘们接吻，那是佩斯特城的小情人们最喜欢去的地方。但是，看起来，他并没有在佩斯特城那个眼睛生得跟雌鹿似的斯拉夫姑娘那里失去童贞。后来他说，他第一次性交是跟一个有钱的中年妇女，那是他母亲店里的一个客户，当时母亲让他去送新衣服，结果就被那个中年妇女诱奸了。
在19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反共政治迫害期间，安德雷担心有人会翻自己的旧账，因此反复否认自己参加过匈牙利共产党，也否认自己在别的任何一个国家加入过共产党。在1953年的一份陈述材料中，他解释了自己在这个时期的政治立场：“在高中的最后两年，我对文学和政治产生了兴趣，并决心以后靠新闻事业谋生。当时，我对霍西将军反闪族的独裁统治十分厌恶。我是研究过社会主义，但立即发现自己跟共产党的目标和方法相去甚远。”
安德雷回家以后，两名特工逮捕了他。朱莉亚请求他们不要带走自己的儿子：已经有很多危险分子再没有从霍西的羁押所活着出来。但是，没有人理睬她的请求，安德雷被推上了一辆警车，带回警察局接受问讯。在一间小房子里，被关押的政治犯在墙上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到处都是，彼德·海姆召来的打手给了他一顿暴打。
“对于像安德雷这样的火把来说，来一通凶猛的下马威，挫败其锐气是常见的事情，”贝斯尼奥说，“但是，他们没有吓倒他。他们揍他，但安德雷却对他们发笑，他们只是怀疑他是左派分子，但并不能够证明他是共产党人。”安德雷明显一直在嘲笑审讯者，最后被打昏过去。
后来是如何释放的，在什么条件下释放的，这事一直都是个谜团。根据康奈尔的意思，警察局副局长伊梅里·赫登尼的妻子是他父母那间裁缝店的“好客户”。“因为有了这层关系，父亲就想办法让（我兄弟）出来了，条件是立即离开匈牙利。”
一个不起眼的裁缝当真有能力影响一个警察国家的铁腕人物吗？也许海姆在一场牌局中输给迪其奥了？艾娃·贝斯尼奥暗示说，安德雷最后得以离开匈牙利，其原因也许不那么戏剧化：他只不过是照着她的样子做而已她父亲本打算在她中学毕业后让她去布达佩斯的一家学费昂贵的艺术学院上学的。但中学快毕业的时候，她意识到匈牙利摄影界里出现了纪录片倾向，还注意到了左派作家和画家拉约斯·卡撒克的思想。卡撒克相信，摄影这种艺术形式还有很多社会用途没有被人探索出来。对于一位有社会意识的艺术家来说，摄影是向世界昭示真相的办法，因此有助于改变世界。安德雷在向法西斯分子扔石块，但贝斯尼奥却在利用罗雷弗拉克斯相机纪录码头工人和当地乡村的农夫生活。。作为一个犹太女子，她渴望脱离匈牙利越来越嚣张的反闪主义思潮。1930年，她父亲同意送她去柏林学摄影，那是摄影实验活动的中心。贝斯尼奥告诉安德雷，说自己准备去柏林了，但他只是做出冷漠的回答：“也许我也会去的。”
“你准备怎么去呢？”她问。她知道弗里德曼一家人根本没有足够多的钱让他在佩斯特读完大学，更不用说承担他在柏林的费用了。“这你别管，”安德雷回答说，“我会去的。”
第一章入口处的野蛮人（1）
“我是一台相机。”
克里斯托法·伊舍伍德：《告别柏林》
1931年7月，安德雷乘火车离开布达佩斯。9月初，绕了一大圈之后，他终于到达柏林。当时他才不到18岁，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势单力薄，孤立无援。他去找艾娃·贝斯尼奥，最后发现她住在很小的一间摄影室里自离开匈牙利之后，她感觉自己重新活过来了：“在柏林，门窗打开，光线就倾泄进来。那是黑暗中的一线光芒。我成为一个新人。”她已经拍下这个城市的建筑和宽大街道的照片，细节丰富，风格独特。通过她的取景器，柏林成为一座有未来主义风格的大都会，“有强有力的对角线，有鸟瞰图，有仰视图，有侧倾画面，还有超近特写。”（艾娃·贝斯尼奥：《艾娃·贝斯尼奥传》，阿姆斯特丹，富克斯出版公司，2000年）。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贝斯尼奥问他。
安德雷不是搭便车来的，也不是通过其他的什么浪漫方式找来的。实际上，他利用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实现了随她到柏林的誓言。“安德雷一向都是个精于世事的人，”贝斯尼奥回忆说，“他发现，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团体会把有天赋的学生送到海外读书。因此，他就申请得到一笔资助，结果获准成行。”但是，那笔资助并不能使他直接从布达佩斯去柏林，他必须从一个犹太人家庭跳到另一个犹太人家庭，最后才经由布拉格、维也纳和德累斯顿到达柏林。
贝斯尼奥问他来柏林准备干点什么，安德雷告诉她说，他准备在著名的德国政治学院学习政治学，10月27日，他也如期注册冬季入学。但是，他是个极不安分的人，他太想了解柏林了，他对经验有强大的渴求，根本无法忍受永无止境的理论讲座，不久之后，他就开始逃课了。
初到柏林的几个月，根本谈不上什么不舒服。亲戚给他寄些小数目的钱，父母每月也定期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