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稍晚些时候，卡帕发现做新闻报道的一些同事坐在一个谷仓里，围着跳跃的灯火喝卡尔瓦多苹果酒。他们是在为他本人做怀念守夜。他后来说，有一名军士说看见他的尸体浮在奥马哈的浅水里。因为在前线已经有48小时看不到他的人了，人们就正式宣布他已经死亡。他写道，检察官甚至还批准公布他的讣闻。
当天晚上，在叫做莱恩多尔的一个旅馆里，卡帕和他的同事们明显又干掉了好几瓶卡尔瓦多苹果酒，庆祝他死而复生的奇迹。参加这次庆祝性的守夜活动的人还有恩里·皮尔和查尔斯·沃顿贝克，他已经是《时代与生活》杂志欧洲工作站的新负责人了。第二天，卡帕与他们一起前往报道盟军对瑟堡的进攻，那是极重要的一个海峡港口，也是“登陆行动的第一个重要目标”。重返前线之前，每个人都痛快地吃了一顿牛排，刮了胡子，洗了热水浴，换上了衣服。他们可能要再过几个星期才能做同样的事情。
到了登陆第九日，这三名记者已经进入了战斗的旋涡。“从6月15日到6月27日，”沃顿贝克回忆说，“我们几乎每天都与一个营或者一个连一起作战。”登陆日活下来的人，当时在一道又一道的灌木篱墙之间前进，每天都会损失很多战友和朋友，其中大部分人都是被饵雷和地雷炸死的。如果每天能走完两道灌木篱墙，那他们就算是幸运的：花纹是诺曼人古老的拼凑物，小块小块的田地用很陡的树堤或浓密的灌木隔开来，这给了防御者很大的优势。“平均来说，在诺曼底，每公里路程就有十四道树篱，”历史学家史戴芬·安布罗斯指出，“为攻击行动而清除树篱是一项代价极高和耗费体力的事情，待实施攻击，完成攻击，攻击之后清理战场，这些工作都需要半天或更长时间。到了行动的末尾，会发现还有下一个树篱，就在50米或100米远的地方等着。”
军士罗依·史迪文森是第116步兵师的，他回忆说，任何一个时刻，他的朋友都有可能被狙击手击中，或者踩上地雷后化作一团血肉。史迪文森自己也受过重伤，当时，他的一名战友在他前面几码远的地方踩上了一枚地雷。另外一些人吓破了胆，自杀了，或者开枪打伤自己的脚。正是那些不出声的人，那些在训练营里受过嘲笑的人，此时往往证明是一些冷血杀手。不管是不是这样的，大多数人都发现自己并不是懦夫，而且相信自己的确如此。当恐惧感折磨自己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倒下去。进入一个新的城镇或乡村后，他们被迫去清除每一条街道，有时候是一栋房子接一栋房子地清理。
沃顿贝克和卡帕有很多天都是这样过来的，他们躲在树篱后，钻进建筑物里，或者奔跑着寻找掩体，因为德国人时不时组织起疯狂的反攻。跟攻击者不一样，很多德国人都是从非洲、俄国和意大利回来的冷血动物、杀人老手。经历告诉了他们，就如同经验也告诉了卡帕，在炮火袭击之下，人应该如何尽量缩成一团躺在地上，应该如何忍受白天经历持续不断的压力，而且得不到休息，得不到足够营养的痛苦。到了最后一刻，他们要么把毛瑟枪举过头顶，要么举起白旗，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活下去。“他们作战不是一直打倒最后一名德国人，而是打倒第一个美国人。”有一天，卡帕这样对沃顿贝克说，他在嘲笑德国人。
卡帕拍摄了美军进军哥登丹半岛的情形，一同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并没有提到德国人更充分的作战准备，也没有提及他们极充足的武器装备。卡帕很快就听懂了每一种武器发出的不同声音，经历过树篱战斗的每一个大兵都有类似的体会。德军的MG42机关枪每分钟打出1 200发子弹。在其他死亡噪音的大合唱当中，这些机关枪发出的声音如同巨大的织布在人的耳膜边撕裂。德国的88毫米火炮是战争到目前阶段使用的最大的火炮，其发射速度为音速的近三倍。血肉之躯构成的靶子从来都来不及听到这种炮弹呼啸的声音。德国的反坦克
炮比美国的火箭炮威力强大得多。它突然发出的“呜……什”声，在许多美国坦克驾驶员恐怖的梦中时常发出回响。之后还有所有声音中最可怕的一种——“呜咽的明妮”——那是烟雾放射器几乎在瞬时间发射出来的追击炮弹，德国人称这种武器为“轮子上的俯冲轰炸机”，因为跟这种炮弹配备在一起的还有一种哨音，跟俯冲轰炸机一样，它们“对听到这种声音的人产生的心理穿透影响远远胜过爆炸本身产生的威力”。
在死亡花纹中向北行进过好几天之后，有一天晚上，卡帕和皮尔发现，他们再也吃不下野战干粮了，因此决定去找点好吃的东西。他们说服一位管伙食的军士，装了一批军用伙食，之后开车到一个叫雷彼尔的小村，卡帕走进村里惟一的餐馆。几分钟后，他回来了，示意皮尔和他们的司机二等兵科根跟他一起进去。到了一个天花板很低、而且有斜坡的挤得满满的房间后，餐馆的女管家让他们坐在一张长桌子边上。卡帕跟她达成了一项交易：用盒装的压缩食品换一顿晚餐。大家吃得相当壮观，这期间，卡帕跟几名当地人谈话。“（法国人）对德国人没有多少很坏的话要说。”皮尔报道说。他们离开餐馆的时候，科根狂喜。他才19岁，这还是第一次吃法国饭菜。
第四章花纹林地 （2）
6月22日，卡帕跟皮尔和沃顿贝克一起作为第9师的一个美军营队进入瑟堡郊区。在一个街角上，卡帕发现好几名德国俘虏和由妻子陪伴着的俄国应征人员。这些妻子都怕得要死：德国人告诉她们的丈夫说，美国人并不俘虏敌人。这是让他们战斗下去的最好办法。
从远处看，瑟堡港在熊熊燃烧。这个营队朝市中心前进，卡帕听到附近的街上有激烈作战的声音：那是MG42机关枪发出的哒哒声，还有鲁格尔手枪发出的零星枪声。狙击手在找人。20毫米的子弹很快就在头顶上飞起来。这个营的直接目标是一所医院，德国人在那里俘虏了一百多名美国伤病员。突然之间，一名年轻的上校走近卡帕和他的同事，虽然天气不好，但这位上校还是戴着太阳镜。“几分钟内，我们的连队将从这条路过去，清除前方的一个据点，”他说，“只有大约半英里路。一路上的房子里可能有狙击兵。你们想跟我们一起去吗？”
皮尔不想去，但又无法拒绝这样的邀请。那会是十分怯懦的行为。沃顿贝克镇定地点头同意。卡帕看上去很急切的样子。他们一起朝前走，卡帕检查了一下相机，直到大家走到队伍前面为止。上校介绍自己，说他叫奥里恩·肖克雷，是密苏里州杰弗逊市人。他这个名字是按马克吐温兄弟的名字取的。三个小时以前，他的另一批军官也到了连队，这些军官从来没有参加过作战行动，当“外发邮件”（美国人的炮弹）从头顶飞过的时候，他们都低下了头。对照而言，他的手下自6月14日以来一直都在作战。他们在潮湿的地窖和临时挖出来的猫耳洞里睡了几个小时。他们的军服上全是汗水和泥污，他们表情木讷，人人都知道，要么抬上担架回去，要么死在这里。这是诺曼底地狱惟一的两个出口。到战争结束的时候，第9师已经在作战中度过264天，共有33，864人伤亡，这比欧洲任何一个步兵师死伤的人数都要多。这个师的更新率达到令人咂舌的240％。
“你们为什么不把这里的实情告诉国内的人？”一名士兵问，他的声音里饱含愤怒。“他们听到的全都是胜利的消息，还有很多光荣之类的话。他们不知道，每前进几百码，我们当中就会有人死掉。为什么你们不告诉他们这里的生活有多么难受？”皮尔告诉那位精疲力竭的大兵说，在他主持的一个栏目里，他努力告诉美国人民这里的战争有多么艰苦。
天开始下雨了。不久，卡帕全身都湿透了。肖克雷对卡帕解释说，他的手下准备到一个街角去扫平那里的机关枪据点和碉堡。“我们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他说，“因此也不想把你推到前线去，所以，为何不跟在我们身后？”卡帕点头同意。突然之间，他的头顶飞过大批子弹。他在靠近十字路口的一堵高墙下蹲下身来。要前进一步，卡帕必须冒险冲过前面的一个火力密集的开阔地带。肖克雷命令他的部下前进，同时，卡帕在旁边观察。“散开！”他大喊一声，他明白人太集中会成为攻击目标。“你们想让自己吸引更多火力吗？不要挤在一起。保持五码的距离。散开，给我他妈的散开！”
皮尔震惊，他知道那些人在接受肖克雷的命令时完全无法反抗。“他们才是猎人，但他们看上去好像是被人猎取的东西。他们不是武士。他们是一些美国小男孩，鬼使神差才端起了步枪，来到这个大雨滂沱的异乡，进入这个陌生和破烂的城市，悄悄行进在这样一条死亡铺道的街上。他们害怕，但又没有权力撤退。他们没有选择了。”
前面传过话来，说德国部队就在前面两百码开外的地方，接近我们的目标——有很多美国伤病员的那家医院。离开医院五十码的时候，一辆美国坦克开始发射75毫米火炮。街道震动起来，窗玻璃唏哩哗啦响起来。之后，坦克被击中，火焰从其肚皮底下冒出来。里面的人爬出来，四散寻找掩体。几分钟后，一批德国人出现在前面，一名军官在前面带路，棍子上举着一面红十字会的旗子。他们抬着两副装有伤员的担架。卡帕跳过障碍物，朝投降的德国人跑过去，手里举着莱卡相机，拍了好几张相片。之后，他用德语告诉他们跟他回到美军战线里去。
最后进入医院后，卡帕发现有200名打着绷带的士兵，是82空降师的人。他得知，医院的地下室里藏有极好的葡萄酒和白兰地。但是，等他到地下室去的时候，卡帕发现，“47步兵师的每一名士兵的腋下、夹克和口袋里鼓鼓地装满了宝贵的酒瓶。”他极想喝上一口，因此请求一名士兵给他喝一点。那士兵大笑：“除非你是恩里·皮尔。”卡帕因此去找另一个士兵，要求为皮尔带上一瓶，结果很快就得到一瓶。为了那个惟一的恩里·皮尔，大部分大兵都会心甘情愿地拿出自己刚刚搞到的无论任何美酒。到了战争的这个阶段，《施格里普斯…霍华德》杂志的记者时常会受到大兵的包围，这让皮尔十分难堪。无论他去哪里，士兵们都会请求他在法郎钞票上签上名字，或者在步枪托上签名。“每天都会有新的邀请到来，”皮尔的传记作者詹姆斯·托宾写道，“无论是士兵还是将军，大家都希望他们的单位跟皮尔扯上关系。”
后来，到了6月26日的下午，卡帕目击了德军的瑟堡司令官冯施莱本上将的投降。他拒绝让人拍照，用德语对助手说，他很讨厌美国的新闻媒体。卡帕用德语回答说，他也不想拍摄已经投降的德国军官。卡帕傲慢无礼的话让他十分震怒，竟然愤怒地朝卡帕转过身来。卡帕早就准备好了，他的手指搭在莱卡相机上，结果拍到了极好的一张愤然投降的照片。
瑟堡陷落的时候，诺曼底的美国人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