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间，他们身边围了一大群人，他们挥舞着旗帜和鲜花。妇女爬上了他们的吉普，很投入地吻他们。“戴高乐万岁！”他们喊，“列克勒克万岁！”另外一些人在不停地喊：“谢谢！谢谢！谢谢！”
上午9点40分，卡帕和沃顿贝克经过奥尔良港口。他们比海明威的部队更早赶到了巴黎的大门。现在，妇女们将孩子抱起来，好让军人吻，之后又喊：“谢谢，谢谢，谢谢！”五年之后，卡帕回到他真正称为家乡的城市。那是他一生最快乐的一天。
过去几年尘封的情感很快倾泄出来。“我和包勃·卡帕热泪满面，两个人奔跑进城，”沃顿贝克回忆说，“我们不为流泪而感到羞耻，那些拥抱我们的人群也在流泪，他们也没有感到流泪有什么难堪的。”
他们把吉普停在因瓦利德大道上，朝奥西码头走去，在那里，德国人还在进行最后的顽强抵抗。一位戴钢盔的长胡须牧师从他们身边跑过去，他想赶到一名受了重伤的法国水手身边，为他进行最后的圣礼。在一个街角上，卡帕遇到一群人，他们围着一个跪在街上请求饶命的德国军官。多名抵抗运动成员想用枪就地正法，但之后，突然有三名法国海军士兵冲了过来，将德国军官收作俘虏了。
战斗打响了。德国人仍然占据着外交部和其他几栋关键的建筑。到晚上，留在巴黎城的大部分德国人都投降了。天黑了，炮火声在远处慢慢消失，光明之城再次照亮，再没有四年多来的灯火管制了，三色旗与星条旗双双飘扬在埃弗尔铁塔上。整个晚上，巴黎人都站在窗台上高唱《马赛曲》。
第二天下午，在蔚蓝色的天空下，卡帕拍摄到戴高乐将军的照片，他的胜利队伍正在由凯旋门向巴黎圣母院进发。卡帕的照片显示戴高乐露出少有的微笑，而那一刻是他最荣耀的时刻。但是，凯旋队伍在维尔饭店广场一带受阻：多名自作主张的德国狙击手也许还没有接到投降命令，他们朝人群开枪了。数以千计的巴黎人很快就蹲在溅满血迹的人行道上。有个戴着太阳镜的单身美女一点也不害怕，高高地站在那里，她感到极其骄傲，根本都不屑蹲下身去。在附近的街道上，抵抗运动战士很快就找到了狙击手所在的地方，用机关枪和自动步枪回敬了他们。在一条街上，卡帕发现一位穿双排扣细纹西服的举止优雅的商人，他仰躺在地上，正在打卡宾枪：在他身后，一家餐馆的大门上密密麻麻都是子弹洞眼。
几个小时后，最后一名狙击手被消灭，卡帕在施格里布饭店见到了沃顿贝克，这里的酒吧很快成为国际新闻报道团的水孔。《生活》杂志的画家弗罗依德·大卫后来很好地描绘了这个酒吧的情景。在他的画中，卡帕看着他的同事，他的样子看上去像是个浅黑肤色的匪徒。当时在场的卡帕同事包括沃顿贝克，他像是一位杰出的将军。还有《纽约客》的作家简内特·弗兰纳，她的嘴唇上总夹着一枝烟。再就是眼睛做过修补的播音员威廉·谢尔。有胸部发达的海明威，还有看上去神情严肃的约翰·斯坦贝克。
约翰·莫里斯很生动地记得编辑卡帕拍摄的巴黎解放的照片。“当时，我记得自己并没有留下很深印象——那些照片我看了感到很是失望……他的照片编辑起来很容易，他的思路很容易明白。他并没有投身去寻找疯狂的角度。他基本上属于那种看到什么拍什么的摄影师。你也许会说这是个弱点。他在寻找拍摄主题方面并不是很优秀。”但是，事过六十年后重新思考当时的事情，莫里斯说，他“很喜欢再次看看当时描述巴黎解放的真实照片”。卡帕是拍摄者当中最不动感情的一位，他的技术范围总是令人惊奇地有所限制，但是，他总能够把相机在最适当的时刻对准目标，这方面的能力是无人能比的。他描述当日巴黎欢乐场面的照片一直都是巴黎解放的确定纪录，那是他一生最快乐的一天，当然也是巴黎历史上最快乐的一天。
在巴黎解放最初的那几个风急火急的日子里，卡帕跟莫里斯、乔治·罗杰、玛丽·韦尔什、斯利姆·阿伦斯和威廉·沙拉扬一起喝掉了好多瓶香槟酒。但是，他有意不在施格里布住下来，反而去了兰卡斯特。让他吃惊的是，他发现乔治·罗杰一个小时以前就已经到了，而且为他订了一个房间，正如他们在意大利约定的一样。一天晚上，卡帕和海明威忘了他们在圣波瓦发生的口角，一起在兰卡斯特饭店吃黑市上买来的食物。接下来的那个晚上，海明威的翻译、作家马赛尔·杜哈麦尔带卡帕和海明威的一队“非正规军”到了塞纳河路边上的一家小餐馆，毕加索经常在那里吃饭。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卡帕发现毕加索就坐在附近的餐桌上。海明威跟毕加索是老朋友了，他们彼此拥抱，之后在卡帕的餐桌上一直谈到深夜，葡萄酒一瓶接一瓶地喝，还大吃新鲜的羊肉。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卡帕再次发现了巴黎其他的一些角落，跟战前就认识的一些朋友们重逢了：卡迪埃…布莱森、契姆和彼埃尔·加斯曼。法国的《时尚》杂志编辑开了一个派对，这三个人在聚会时一起喝香槟，为这个可爱的城市的解放而干杯，一起讲战争期间的故事。卡迪埃…布莱森在战俘营里过了三年。第三次逃跑的时候成功了，并加入了巴黎的抵抗组织，公开的身份是心不在焉的一名佛门画家。契姆参加了美国陆军，主要从事空中侦探情报的图片解释工作。到1944年，他成为中尉，并成为美国公民。不久之后他得知，他父母和大部分亲人都在1942年死于华沙的贫民窟。
第二天一早，据恩内斯特·海明威的说法，卡帕去左岸圣奥古斯丁路的一栋二层画室里看望毕加索，每天从十一点钟到下午一点，毕加索都要在这里搞一个“开门迎客”的聚会，招待其他的画家和朋友。卡帕拍下了他穿着带条纹T恤衫的样子，毕加索的左手抱着《生活》杂志描述为“一种令人惊骇的玩艺儿”的东西，是用“铁丝、金属、牛头和各种垃圾制作的”。虽然纳粹曾宣布毕加索为“堕落的”画家，但是，在整个占领期间，他们基本上还是没有怎么动他。
第四章胜利（2）
经历过解放后的兴奋期之后，大部分巴黎人重新回到了寻找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艰难斗争中。在兰卡斯特饭店，卡帕经常被电话吵醒，都是来寻找食物、咖啡、美国香烟或这位传奇般的人物能够找到的任何东西的老熟人打来的。在卡帕真想帮助的名单表的最高层，都是他在巴黎的一些亲戚——贝拉和施泽伦·费谢尔，还有他们16岁的女儿苏茜·马奎。
费谢尔一家在占领期间遭了很大的罪。在解放之前的那几个星期里，苏茜每天必须走好几英里的路才能找到一些生洋葱给全家人吃。卡帕到达巴黎的那天，她曾去施格里布饭店，想传话给他，但运气不好。接着，几天之后，她看见一名年轻的美国大兵的吉普在她家门外停下来。那个咧嘴笑着的士兵很快就拖出一只大帆布袋来，里面装满食物，之后就搬到她父母的客厅里去了。“我们简直无法相信，”苏茜说，她到今天还珍藏着那只布袋，“袋子里装满了我们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东西——面粉、新鲜黄油。那个美国人还给了我一块手表和一些袜子，他说那一袋子东西是包勃送的。我们坐下来盯着那些食品看了好几个小时。完全无法相信。”
9月初，卡帕因为听说他被指派在巴黎多呆几个星期而高兴不已。既然已经到了他觉得是自己家乡的惟一城市，他就再不想继续拍摄战争场面了。“再也不会有步兵的照片了，再也不会有北非沙漠或意大利山区的那些大兵了，再也不会有超过登陆诺曼底海滩的照片了，再也不会有超过巴黎解放的大事了。”当月晚些时候，一名美军公关官员比尔·格拉菲斯请他离开巴黎到法国南部去报道抵抗运动——法国游击队马基团的情况。格拉菲斯后来解释了卡帕的反应：
人们说，战争期间，那个快乐的匈牙利人什么活都敢接，无所畏惧。但不要错误理解我的意思。我觉得卡帕胸有万千胆量，但是，在他那方面来说，胆量永远都是一个人的勇气最美丽的展示。作为第82空降师的一名军官，我曾请卡帕乘坐小型运兵车执行为马基团运送补给的任务。他拒绝了，说：“对于你们的飞行员和马基团来说，这次任务的确重要。对我的编辑来说，这最多意味着一两张照片。对卡帕来说，这么小的一件事情不值得他冒险去把自己漂亮的脑袋给炸飞，因为没有拍到横跨四大版面的照片的好处。我不去，伙计。”我可以跟大家这么说，卡帕也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伟大的战地记者，正是因为他足够聪明，知道拿自己的风险跟杂志的版面进行衡量。另外，卡帕也是我有幸认识的人当中真正自由和民主的绅士。卡帕什么女人都有可能去追，无论种族、肤色、主义、身高、年龄、体重、婚姻状态或国籍。
直到10月底，这位“真正自由的”卡帕才离开巴黎，直奔图鲁斯，他在那里跟西班牙内战时期西班牙国家联盟的老手们取得联系。10月22日，西班牙共和党人突击西班牙，但很快被弗郎哥的部队残酷地击溃了。在一家简陋的医院里，卡帕拍摄到反独裁事业中这最后几名英勇战士的照片。好几个人已经因为冻伤而截肢，而他们的大部分战友已经在横跨比利牛斯山回法国的途中死掉。
回头说巴黎的事情。在兰卡斯特宾馆，他又遇到玛莎·格尔霍恩。她准备跟老爹吃晚饭，并请求跟他离婚。但是，到了宾馆，她发现他跟一批“非正规”士兵朋友在一起。很明显，他在整个晚餐期间一直在嘲笑她，而卡帕也发现她早晨4点钟还在哭。他告诉她说，玛丽·韦尔什正在跟老爹闹恋爱，如果她不相信他，可以打电话到里兹问清楚。格尔霍恩打了电话，要求接到韦尔什那里去。海明威接了电话。之后，卡帕告诉她要求跟海明威离婚。海明威大骂一通，之后同意她的请求。卡帕为什么早晨4点钟还在格尔霍恩的房间里，这是目前还没有得到解释的一件事情。
卡帕在妇女战线上也有自己的问题。红姑娘现在要求他对自己做出承诺。她要求跟她丈夫离婚，然后跟他结婚。如果他不向她求婚，那么，她会跟遇到的第一名符合要求的男人跑掉。卡帕调动自己的全部魅力，请求她等到战争结束再说。但是，红姑娘说她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岁数不饶人啊，她担心，如果青春耗尽，他有可能不再需要她了。她补充说，他在战场上无所畏惧，但却很害怕爱情。
卡帕回到巴黎，不知道红姑娘是否会忠实于自己。几个星期之后，他又应召回到战场。12月初，在接近德国边境的萨尔谷，他加入了正在向第三帝国进行要命的推进，已经到了最后几英里的美军第95师。他遇到的都是一些让人看了心寒的年轻人，他们对于在德国边境上的苦战没有思想准备。这些人都是早先就安排好的“替补人员”，只有极短暂的训练，没有作战的经验。他们甚至都没有得到过适应恶劣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