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之间，其中大部分人还在往奥辛威茨送，德国人将437 000人塞进147列火车。那是“最后解决方案”中最后一次野蛮的行为，导致“奥辛维茨集中营里单次最集中的屠杀狂欢”。（高尔德哈根，《希特勒手下心甘情愿的行刑者》）。大部分人在奥辛维茨的浴室里死掉，其他一些人在死亡行军和别的集中营里死掉。极少数人，也许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活下来回到了布达佩斯。。这个城市里的大部分犹太人都被杀死了，包括他母亲那边的许多亲戚。他很少谈到这件事情，因为太痛苦了吧。
40年代末期，朱迪·弗莱伯格为梅格纳姆当资料员，她多次与卡帕一起参加社交活动，而且爱上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大卫·契姆·赛穆尔。卡帕和赛穆尔“逃出了希特勒的魔掌，而且明白自己逃脱了什么，”她回忆说，“他们每天都感谢上帝，因为自己还活着。”1945年在伦敦的美国使馆工作期间，她看到数百张在被解放的集中营里拍摄的照片——其中许多照片她“现在还嗅得到”。她相信大屠杀对赛穆尔和卡帕的两个兄弟来说都是“可怕的创伤”。“他们以不同方式绕开这个话题。契姆经常去华沙贫民窟看他以前的家，以这种方式体会他的人民所受的痛苦，但是，包勃和他的兄弟康奈尔往往回避此事。他们不希望有人提醒此事。如果已经活下来了，你就不想拿自己的鼻子反复去嗅它。”
10月初，卡帕回到美国，住进了贝福德饭店，斯坦贝克正在那里编写《俄国日记》回到美国后，斯坦贝克曾对自己的朋友内森尼尔·本奇雷说，他喜欢卡帕，崇拜他的工作，但再也不想跟他一起工作了：为了拍到自己想要的照片，卡帕曾许诺别人，回到美国后会给人寄礼物，是一些相机或者他们想要的别的东西，但是，他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这使约翰很是生气，他感觉自己必须为卡帕说话不算数而做些弥补工作，因此自己送了一些礼物。”。几天之后，卡帕得知自己已经获得自由金奖，“因为在欧洲大陆针对敌人的战争中协助了美国军队，并取得特别值得赞扬的成就。”
10月20日，卡帕特别早就起了床，吃了斯坦贝克做的早餐，之后准时到达纽约世界无线电台的现场采访节目组，他要去推广《稍有偏焦》和《俄国日记》这两本书。
“嗯，好了，包勃，你准时来了，”采访卡帕的记者愉快地说，“顺便说一句，你可不能叼着烟卷讲话……在铁幕的对面挂着相机工作是什么滋味？”
“你看，”卡帕回答说，“你已经说过了——铁幕……在我看来，铁幕是一种袖珍铁幕。人人都在自己的脑袋里藏有一道铁幕。另一个铁幕，那我可不知道。是存在这么一种铁幕，也许吧，从边境的角度来看。但是，我可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他继而就斯坦贝克和旅行期间的其他一些小事情开了几个玩笑，描述了他和斯坦贝克访问俄国的目的，那就是要“看看那里的人们是怎么过日子的”。
《俄国日记》出版以后，评论界褒贬不一，也有来自苏联专家的激烈批评。在1947年，要看看苏联的“人们怎么过日子”，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行动，要么会受到谴责，要么会得到斯大林政权的默许。《纽约时报》的奥维尔·普里斯柯特反映了许多人的意见：“《俄国日记》比大部分人写的东西要好，但是，它比许多人的类似作品更肤浅。”著名的纽约评论家斯特林·诺斯说了很精明的一句话作为总结：“问题就出现了：关于俄国的书能够肤浅到什么程度……如果作者对俄国的了解、对俄国的兴趣以及他们对俄国的态度超过吃、喝、观察可爱的表面印象的水平，事情则有可能产生很大不同。”
莫斯科的媒体会尽职尽责地痛斥西方针对苏联的任何一种看法，但是，他们这次比资本主义的媒体对这本书的评价更差。一些评论人员描述卡帕和斯坦贝克为“匪徒”和“贪婪的土狼”。但是，苏联特工应该感到很高兴。《俄国日记》符合波尔托拉茨基同志的预期：“斯坦贝克会对苏联人民作出有利的评论，也会强调苏联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同情。他会在某种程度上描述战争破坏程度，但他会积极评估苏联乌克兰人民英勇无畏的工作精神。”
第五章新形象（2）
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卡帕职业生涯的低谷。鉴于拍摄的数量，他的照片没有新意，而且平淡无味，真是让人奇怪。就算考虑到对他强加的许多限制，从《俄国日记》提供的证据看，也可以说他已经失去了敏锐的感触力。看起来，他的天赋并不适合拍摄冷战这种极其复杂和有政治敏感性的主题。似乎只有真正的战斗才能唤醒他的活力，才能让他同等量的肾上腺素和同情心一并焕发出来。
如果他与斯坦贝克的合作大部分是令人失望的，那么，由于《妇女家庭杂志》的约翰·莫里斯的帮助，这次合作却是他一辈子最赚钱的一个项目。1947年10月中旬，卡帕在阿尔冈琴饭店与约翰见面，两个人一起吃午饭，谈到他去苏联作的项目的确是一场灾难。但是，他相信，还是可以从中拯救出某些东西出来。莫里斯在贝福德饭店卡帕的房间里花好几个小时翻看成堆的8×10英寸的照片。
莫里斯对其中很多照片留下很深印象，但是，所有那几张都是黑白照片。有彩照没有？卡帕递上十多卷120埃克塔胶卷。最后，莫里斯找到了好几张像样的照片，但他需要一张封面照。他更仔细地翻找起来。最后，他只找到了“一幅，很有力度，也很紧凑。是一名扎头巾的农妇，跪在田里做农活的样子”。
莫里斯拿走了一个模型封面，还有其他几幅照片到他的老板比特里丝和布鲁斯·高尔德那里去。之后，他说服他们付出额外高的一笔费用，用20 000美元的杂志版税换取他选来的那些照片，这些照片将出现在封面上，并用在其他10个版面上。莫里斯亲自请卡帕到名人简便餐馆图特肖尔酒店吃午饭，并告诉了他这个消息。卡帕听说这笔横财的消息后大为震惊。如果说他对登陆日的惨败心存怨恨，那么，这笔交易之后，莫里斯就远不止可以原谅了。斯坦贝克却没有产生这样的感激之情。在这笔交易中，他觉得自己被低估了，但是，他只写了几个图片说明就得了3 000美元的费用，这比大部分上班的美国人一年的工资还要多。
卡帕此行得了很大一笔收入，差不多等于到铁幕后每周净收入2 000美元，但从长期来说，这给他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联邦调查局得知此行的消息后，这次行动便成为另一份证据，说明他对苏联抱同情态度。他们还补充了一份报告到他的档案里，自从有线人报告卡帕曾在20世纪30年代加入共产党以来，这份档案一直都保留着联邦调查局的卡帕档案中，有一份文件的日期是10月24日，其中提到多篇文章，就是莫里斯与高尔德夫妇达成交易之后的几天。《工人日报》报道说：“他们最近去苏联的旅行中听说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和平’，作家约翰·斯坦贝克和摄影家罗伯特·卡帕星期三晚上在《先驱论坛报》的第四次论坛会上说。”。
在从欧洲回来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卡帕又给联邦调查局提供了一批攻击他的弹药。1947年10月22日星期三的晚上，《先驱论坛报》召开一次会议，他在会上做了一个陈述，总结了他和斯坦贝克对苏联的观察：“那些人受到的损害和遭到的破坏，比我在战场上10年的经历还要严重，他们也痛恨战争，比我谈过话的任何一个人都更痛恨战争。”之后，卡帕说，苏联人听说美国有“对自由人士的迫害”之后，表示出很大兴趣，说他和斯坦贝克曾对苏联主人说，“美国目前尚没有政治犯。”
他补充说，“我是在心里抱希望而已。我们不知道谁先开始这种恶意和不明智的游戏的，这是愚蠢的指责和横加批评。谁先开始是很重要的。重要的问题在于，谁会阻止此事的发展。”
尽管在《俄国日记》的合作上两个人不是很愉快，但是，卡帕和斯坦贝克很快又卷进了另外一个大胆的冒险项目：一家称为世界影像的电视制作公司。这家公司的诞生，源自斯坦贝克与一家无线电台的前任董事和能言善道的创业家哈里·怀特的谈话。斯坦贝克相信，以后，电视会使“书籍、电影、报纸和其他形式的交流过时”。卡帕被说服，世界影像将成为暴富的途径。他看到了与斯坦贝克合作会产生另一次谋利的机会，因此决定在这家公司大笔投资，购买其中价值2 000美元的股份。
这是相当出格的一个举动，尤其是对斯坦贝克。安妮·洛里是他的电影和电视代理人，她曾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世界影像是个糟糕的主意，不值得他花时间和金钱去操办。他妻子格韦恩甚至说得更唐突。为电视写作会磨光他的锐气，最后成为一只“汉堡”。但是，1948年1月，这位《愤怒的葡萄》的作者正在赶制世界影像的第一期制作：“巴黎：时尚检阅”。
这个系列是卡帕的点子，在当时是极有创意的。40年代末期，巴黎的工作室重新刮起贵族时尚之风，主要是设计天才雅克·法特，尤其是克里斯迪安·迪奥所领导的。在欧洲极重朴素生活的一个时期，迪奥奢侈的设计，加上与之相配的高价，在许多人看来是一个丑闻。仅一条迪奥裙子就需要二十五码的织物。在英国，有女议员责难这种浪费是“有闲的人产生的荒唐念头”，“也是对材料与人力的愚蠢浪费”。在巴黎，穿迪奥服装的模特儿会受到一些妇女的责骂，她们高喊：“四千法郎买一件衣服，而我们的孩子连牛奶都没有喝的。”但是，抗议运动在美国发展到了最高潮，在美国，数以万计的妇女为了讨复员军人的喜欢，都开始把裙子剪得短短的，为的是展示她们的爱国热诚，做出她们节省织物的贡献。但是，如墨索里尼极有感知力地预测过的一样，“无论什么样的力量，在时尚面前一律会失效。”全世界倦于战争的妇女，尤其是曼哈顿和伦敦那些富有的人，她们对迪奥奢糜的裁剪浮风和性感的内衣十分着迷。
1948年初，卡帕乘船从纽约到欧洲，为世界影像导演“时尚检阅”。他拿到的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制作表——6个星期内完成8个一小时的节目——而且，更糟糕的是，预算也太少，相对这个主题来说完全不成比例。但是，在巨大的压力和困难条件下，卡帕还是做了相当出色的工作，凑足了足以拍摄8小时电视节目的材料——当时，世界媒体都飞赴巴黎，参加迪奥最新款服装的宣传活动。他甚至还找时间为《画报》拍了一些静态照片。《画报》报道说，迪奥再次证明是“这个季节的哄动新闻，这次因为无法把裙子加长而出名”。迪奥的新裙子实际上相当短。是他的模特儿穿在裙子底下的东西引起人们极大关注的：那是极性感的丝质长袜和吊袜带。多年以来，丝质品都用在降落伞的制作上，而不是供应给轻浮的制袜商的。欧洲妇女一直以让人们只看到小腿以下的部分而感到自豪。现在，卡帕拍摄到的这些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