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他后来有很长时间无法再去看她，因为他第二天早晨就必须回到欧洲：他要回巴黎处理很紧急的事情。
如果想在世界范围的报道中与其他通讯社竞争，梅格纳姆急需招募员工。因此，从1949年直到去世，卡帕招募了许多摄影家。很多招来的人后来都凭自己的实力出类拔萃，许多人到现在都还是梅格纳姆的成员：伊芙·阿诺尔德、艾略特·厄尔威特、伯特·格林、英格·莫拉斯和马克·里布德。
卡帕最先招募的人是沃纳·比斯柯夫，他是瑞士摄影家，他1946年拍摄的一组反映欧洲难民儿童悲惨生活的照片让卡帕留下深刻印象。他之所以加入梅格纳姆，一部分是因为卡帕和契姆的政治观点，还有他们参与西班牙内战的经历。虽然卡帕只比他长三岁，但是，从一开始，比斯柯夫就拿卡帕看作父亲辈的人物。多年以来，卡帕一直鼓励他，虽然同时要为主流杂志工作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但还是要凭自己的直觉追求艺术目标，虽然这么做是很让人难受的。最后，因为梅格纳姆无法像《生活》杂志那样提供足够多的经济支持，也因为不能够作为摄影家得到发展，他埋怨卡帕，并离开了梅格纳姆。但是，他一直对这个机构保持忠诚。父亲与有反叛情绪的儿子注定会在彼此相见的头几天就闹崩。
奥地利出生的英格·莫拉斯是1949年7月来到巴黎的，她乘出租车从东站直接到达圣昂内大街富布热路125号的一栋公寓楼，那就是梅格纳姆的办公地点，现在还在那里。一架电梯上写着这样的标记：“本电梯只上不下”。进了办公室以后，她发现那里“看上去像是带有厨房、浴室和卧室的公寓。只有很大的外间才有一丝办公室的气息。这里有很长的一个编辑桌子，一部电话，有很长的电话线，便于在房间里四处拖动。还有几个文件柜，一个沙发，没有钱的时候我常在那个沙发上睡觉——除开没有被单和垫单，而且每天来做清洁的守门人很早就进来以外，那个地方睡起来很是方便。”
当天晚上，她在圣热曼德普里斯与卡帕一起吃晚饭，之后在焰火不断的天空下，在狭窄的街道上跳华尔兹舞。当时是巴士底日。莫拉斯说，卡帕很快就庇护她，让她去帮助卡迪埃…布莱森，还为她挑了一些时髦的衣服。卡迪埃…布莱森是她见过的工作“最快的”摄影家。她学会了跟他一样把自己弄得不太显眼，总穿着平淡的外套，总在心里想着自己喜欢的照片。他告诉她把照片倒过来看，这样可以“判断构图”效果。
她为梅格纳姆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去西班牙。“我跟这群人一起在马德里，”她回忆说，“遇到了设计师巴伦西亚加。我觉得他喜欢我，因为我做的是这种比较冒险的工作，他给了我几套衣服，到处都是口袋，可以装相机和胶卷。都是极漂亮的衣服——我到今天还有一套！无论如何，我回到巴黎，对卡帕说，‘请你带我出去吃晚饭。’我就穿着那种衣服，他看了说，‘我的天，瞧你的样子！’自那以后，巴伦西亚加在很长时间一直为我提供衣服。”
卡帕请自己新招募的人喝酒用餐，用希望滋补他们，为他们找到理想的活路，让他们为梅格纳姆所做的工作看起来是摄影业最有哄动性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位让人灵感不断的大师，他所有的招募人员到今天都还能亲切地回忆起他的事迹。“他在花费自己的时间上非常慷慨，”莫拉斯说，“如果他手头上有钱，花起来也毫不吝啬。他在人的事情上最有本事，总能够让人发挥自己最大的长处，这方面的本事，他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最强的。”
英格·莫拉斯到巴黎的时候，同期还有卡帕新招来的一批人当中最有魅力，也许还是最有创意的人之一：恩斯特·哈斯。梅格纳姆以前的资料员英格·邦迪描述他“身材细长，走路轻声轻气，一堆乱蓬蓬的头发如同中国风景画中的瀑布”。哈斯也是1949年7月到梅格纳姆的，《奥特》的编辑沃伦·特拉邦特介绍他认识卡帕，因此而拒绝了《生活》杂志的邀请。卡帕使他确信，梅格纳姆能提供他想要的东西——艺术自由。加入梅格纳姆之后，他跟卡帕吃午餐。“他庆祝我前来当‘股东’，”他回忆说。但是，“股东”是什么意思呢？卡帕解释说，“这意思是指，你的钱在梅格纳姆，而梅格纳姆是一家非盈利公司，你再也看不到你自己的钱了。”
哈斯对卡帕有特别的感知力，他注意到，梅格纳姆的这位创办人在自己的作品中探求创立“战争诗歌——一首悲剧诗”。他“认为自己反艺术，反宗教，反诗歌，情绪化，但是，正是他自己的手真正透露出他的怀疑的。这双手温情，有女性气质，是他全部外表、声音等等的反面……卡帕希望纯粹地说明‘我在场’，他希望在没有任何组织工作的情况下做到这样，这样你才会真正地感觉到正在发生的现实。如果你刚刚随同降落伞一起跳下去，那你实际也不可能组织什么。那就是一种感觉，他创造了这样的感觉”。
将哈斯招募进梅格纳姆不久，卡帕极感需要一次休息，因此就朝南方去，到了他最喜欢的一处夏季休闲处——柯特达述亚，他的许多朋友，比如欧文·肖和彼德·维特尔，每年都在那里租别墅和海边房舍过几个月。他上次到法国这个富人度假区来是1948年7月，是刚刚从以色列回法国不久。如果不在当地赌场，他就花几天时间为帕布罗·毕加索和他一岁大的儿子克洛德以及克洛德的母亲弗朗索娃·吉洛拍照。他有一张照片显示毕加索举着一把海边遮阳伞为极漂亮的吉洛遮阳，现在，这张半身照成为这对情侣的经典形象。
当年夏天，卡帕跟亨利·马蒂斯一起过了几天，是在马蒂斯的尼斯之家，这个家里挂满了巨幅壁画，后来都拿去装饰了当地一个教堂。马蒂斯当时79岁，极胖，一脸白胡子，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躺着，身边就是他最喜爱的一只猫。他有严重的关节炎。关节炎使他的手指残废，卡帕为他拍了一张照片，是他用一根竹竿绑上炭素铅笔画构图的情景，这个方法使他的手较少疼痛。
当年夏天，卡帕跟欧文·肖和他的妻子马里恩在昂迪布的消夏别墅里度过，这个叫“谢迪洛克别墅”的地方有松柏遮阳，可以看到远处的地中海，现在还涂着战争时期的伪装图案。卡帕来后不久的一天晚上，肖带卡帕去了他最喜欢的酒吧，那里有很多水手，这些水手有时候喜欢玩一种拔胸毛的奇怪游戏。“比赛者就这么把手伸进衬衣里，一次抓尽量多的毛，然后猛地一扯，”肖写道，“之后，他们很小心地在纸巾上摆好这些毛，由大家公认的一名很诚实的裁判一根根地数。”输的人买下一轮酒水。
第六章感官的王国（2）
有一天，《生活》杂志的摄影师吉荣·米利也到了肖的家门口，加入了这个小团体。他很快就与卡帕联手，白天一同猎女人，晚上到赌场去赌博。“你需要先借卡帕200美元，是他今天需要的，之后你才可能拿回昨天借给他的那200美元，”肖回忆说，“这笔钱他很快就会在戛纳的赌场上输掉……他不是个好客人，也不是什么合适的朋友，也不是这一类的任何东西——他就是卡帕，一个杰出的人，也是一个来日无多的人……”卡帕时常一名不文地回到谢迪洛克别墅来，但身边时常有个当地姑娘，或者妓女，那是他慰问自己的战利品。“不止一个早晨，肖必须去马里恩的衣柜里翻衣服，让这位摄影师的女朋友穿上离开，以免隔壁左右目瞪口呆。”
卡帕还经常把家俱烧得到处是洞眼，“懒洋洋地闲坐几小时，烟灰都落在自己的衣服上”，马里恩·肖的耐心很快就到了可以忍受的极点。她的结论是，因为没有战争给他一个生活的理由，因此他就失控了，最后她坚持认为卡帕必须离开。是肖告诉卡帕必须离开的——“这个行为是他本人无法自我原谅的”。后来，他就卡帕在这里度夏的事情写了一篇小说，叫《拜占庭之夜》。在小说里，主人回忆“一位客人，他想尽一切办法搅乱”主人在柯特达述亚的夏日度假。
1949年9月初，卡帕坐上了飞往纽约的飞机。一个秋天的早晨，他再次出现在珍米·哈蒙德的格林威治之家门口。她原以为他永远也不会再来的，因此见到他时格外高兴。“我曾对卡帕说过，我觉得珍米是个真正的美人，”约齐法·斯图亚特回忆说，“卡帕说，‘这不是吸引我的东西，吸引我的是，几个月后我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她竟然还非常高兴。’他真的需要有被人需要的感受。”
卡帕很快就跟哈蒙德打得火热。但她并不能自由地跟他一起去巴黎。她跟约翰·哈蒙德生有两个儿子，根据离婚协议，她不能带孩子出国。在接下来的五年里，直到卡帕去世，她总在等他从最新的冒险活动中归来，每年夏天跟他一起在巴黎过几个月，有时候跟他一起去阿尔卑斯山滑雪。几年之后，她催促他做出承诺，但他却不愿意。“她有一次告诉我说，‘只要他不再四处奔波，只要他不再到处赌博’，”约齐法·斯图亚特回忆说，“‘我都会跟他到利多洛克住下来，假如那就是看上去的正常生活的话’。”
总起来说，卡帕不想过正常生活——他父亲为他树立了一个榜样，知道如何不惜一切代价避开陈腐的日常琐事。看起来就好像是说，放慢生活速度，或者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那就等于慢性死亡。因此，他只好玩那种自由自在的“好生活”，就是他父亲总想过的职业性的花花公子生活，而他差不多就成为这种人了。卡帕最老的朋友艾娃·贝斯尼奥记得50年代初期去巴黎的情景。卡帕请她外出，不是她想象中的吃一顿安静的晚餐，而是去喝鸡尾酒。她在过去25年里十分了解的卡帕已经变了，变得十分“肤浅”。“最后，我们的友谊也没有了，”她说，“我感觉自己已经失去他了。”
她问，是否有可能通过梅格纳姆找到工作，卡帕对这个帮助他进入摄影业的女人说，她不适合在这个通讯社工作，她“不是干新闻记者”的料。她的美学观点太抽象了。他也许还不希望有她在身旁提醒他和他身边别的人注意到自己以前的自我：安德雷·弗里德曼，那是她在匈牙利和柏林认识的那个小骗子。
其他一些摄影家也进了梅格纳姆，比如芬诺·雅可布、赫伯特·利斯特、何墨·佩吉和吉塞尔·弗罗依德，但这些人只是些特约记者，并不是完全成员。吉塞尔·弗罗依德后来说，卡帕对她讲，她是完全成员，她也按时缴纳好几百美元。离开梅格纳姆以后，她说，他否认她曾给过他钱。“他有一个奇特得让人难以置信的职业生涯，”她不无嘲讽地写道，“到最后，除了几套裁剪不错的西服以外，他什么都没有，尽管他的作品整体上说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1951年，玛丽亚·艾斯纳大胆怀孕，卡帕很快替代了她作为梅格纳姆总裁的位置。但是，他很快发现，与其在这里进行日复一日的无聊工作，远不如在第一线工作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