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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清晨，法西斯分子轰炸塞罗墨里安诺。当天下午，卡帕和格尔达拍到了惊惶失措的人们逃离这个小城的几张照片。在收音机里，可以听到叛军将领奎波德勒安诺的叫嚣，说他的人马很快便会到来，然后强奸这个村庄里的“女性赤化分子”。当天，还有一个人也在那个地区，此人是德国作家弗兰茨·波克劳，他后来在他的著作《西班牙战场》中回忆说，他到达那里的时候，“整个村庄都在奔逃中，男人，女人，孩子，大家都在逃跑，有徒步的，有骑驴的，有开车的，有坐运货汽车的”。波克劳还惊愕地看到，有很多CNT的无政府主义民兵也像“懦夫一样”跟着逃跑。“面对炸弹和炮弹，步枪根本不顶用”，其中一些人这么喊叫。
波克劳进入塞罗墨里安诺村以后，发现万人空巷，门扉紧闭，无人照料的牲口在街上游荡。在前线，他发现“有三四个人”死掉了。当天下午，他看到更多人在逃跑，“只有来自阿尔科依的一个小规模民兵组，而阿尔科依是墨西亚省的古老的革命中心……他们挺住了轰炸……有让人自豪的勇敢精神和大无谓精神……但是，这里纪律松弛，到了让人惊异的程度”。
当天下午，有人认为，卡帕加入了前线的阿尔科依民兵小组，之后奇迹般地拍到了整个西班牙内战期间最著名的一幅照片，“倒下的士兵”。该照片描述来自阿尔科依的一个民兵被炮弹击中，倒地而亡之前的不到一秒钟的情景。
第二章倒下的战士（1）
“倒下的战士”是新闻摄影历史上最受争议的照片。
如果有人怀疑其真实性，一定会招致现已83岁的康奈尔·卡帕极大的仇恨，他控制着他兄弟的遗产，并付出了许多年时间坚定地维护他兄弟的传奇。理查德·韦兰是康奈尔选定的传记作家，专门为他兄弟写传记。理查德回忆说，“倒下的战士”也许是有史以来拍摄到的最了不起的照片。
90年代中期担任西班牙教育和文化部长的艾斯帕兰萨·阿吉尔·比耶马描述这幅照片的时候说，那是“一个普遍的偶像……展现了视觉的力量，等同于毕加索的《圭尼卡》。”可是，卡帕最著名的照片也许只是其名字所包含的意思——一幅倒下的战士的照片“倒下的战士”经常浮现于卡帕的脑海，正如艾迪·亚当斯因为1968年在越南拍摄一名男子被处决的照片而饱受折磨。。法国杰出的纪录片制片人帕特里克·杰迪相信，事情极有可能就是这样的。
在巴黎的办公室里，他让我看到了一段不为人所见的关于卡帕的纪录片，还有一套系列照片，是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拍摄的，描述一个士兵冲下山坡时跌倒的情景。如杰迪所言，根据卡帕的静止照片本身，无法看出那个人是不慎跌倒，是被打死了，还是根据某人的指示去模仿死亡时刻。杰迪只是热烈崇拜卡帕作品的众多电影制片人、史学家和摄影家之一，他们都对这张照片心存疑虑。根据摄影家和梅格纳姆前档案管理人吉米·福克斯的意见，这些疑虑不应该使人们远离卡帕总体的作品，因为那些作品一直确切无疑地是20世纪最动荡的年代里最有召唤力的摄影纪录。
但是，他本人也曾怀疑过，他所说的那些话，是针对卡帕如何拍摄那幅照片的惟一同时代人的报告中相当奇怪的方面：我记得跟康奈尔提起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死去的那位士兵的身世，多年以前，康奈尔曾提出要去一趟西班牙，看看那位（据说是卡帕照片中描述的那个人）刚刚发现的家庭。在我听起来十分奇怪的是，那幅照片在《生活杂志》登载出来约六个月后，卡帕乘船回到（纽约），并与一位记者谈话，解释说他有好几天都是跟那个人在一起，包括那人就在他身旁被击毙的事实，还说他一直都留在那人的尸体旁边，一直到天黑，之后从敌人的炮火下撤退。所说的那位记者是《纽约世界电讯报》的，他于1937年9月1日在纽约采访过卡帕。卡帕告诉他自己是如何搞到那幅引起轰动的照片的。
那家报纸是这么报道的：（卡帕和他的拍照对象，也就是那位士兵）都在科多瓦前线，困在那里不能动弹。就他们两个人，卡帕拿着他珍贵的相机，那个士兵抱着他的步枪。那士兵已经耐不住了。他希望回到反弗朗哥的战线里去。他多次探身，爬上沙袋看情况。每次机关枪都哒哒地响起来，警告他赶紧伏下身去。最后，那位士兵咕咕噜噜地说了句什么，大意是说他非得去冒冒险了。他爬出了战壕，卡帕就跟在他身后。机关枪哒哒响起的时候，卡帕自动地抓起了相机，就从他同伴的尸体旁退下来。两个小时后，天已经黑下来，机关枪也安静下来，这位摄影者就悄悄地爬过战场，回到了安全地带。后来他发现，他拍下了西班牙内战期间最优秀的照片之一。卡帕向来都不在他的图片说明文字中注明比如名字等的重要消息，在他全部的摄影生涯中都是如此，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哪怕如此，福克斯仍然感到好奇，不明白卡帕为什么会跟那个士兵和他的战斗小组一起过了好几天而竟然不知道他的名字。
那个士兵死掉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去查实身份？那个士兵的小组中，难道不会有人想办法弄清他的身份？在西班牙内战中，卡帕不是惟一明显捕捉到了死亡一刻的摄影记者。左派的《伦敦每日信使报》于1936年10月15日登出过一些人在海上淹死的镜头。《伦敦插图新闻》登出过一幅照片，是7名男子跑过一片林中空地，图片说明是：“在一次叛乱中，两名男子被打死，其中一名正在倒地。”（引文出处：卡罗琳·布拉德斯，《战争与摄影：文化史》，伦敦，鲁特律治出版公司，1997年。）但是，卡帕的照片却与众不同，因为拍摄地点距离对象极近，不到二十码远，而且还因为这幅照片有强烈的象征主义意义。
1982年，卡帕的一位朋友汉塞尔·米斯写到了关于“倒下的战士”的事情。在一封信中，她提到40年代末，她下班回到在纽约家里的时候，发现丈夫奥托和卡帕正在就那张照片的事情争吵不休。“奥托很生气，包勃郁闷不乐，但仍然在为自己辩护。奥托在说粗话，在批评他，而包勃却在拼命反抗，就跟挨了揍的小狗一样。我工作了一整天，很疲倦，因此没有参与争吵。但我觉得，奥托教训人的口气实在是没有必要的。”卡帕离开公寓后，奥托一个人在那里生闷气。“你在说包勃什么事？”米斯问。“你觉得他在照片的事情上做了假？”“我对上天发誓，他的确做了假。”“那你们争论此事有何目的？”“我不想说此事。我希望自己被迫认为的事情是错的。”奥托·米斯就照片拍摄的情景跟卡帕发生了激烈争吵。“他（那个倒下的士兵）在世的时候我认识他，”卡帕告诉他说。“他们在干蠢事。我们大家都在胡闹。我们感觉不错。根本没有开枪。他们从山坡上跑下来。我也在跑。”
“你有否让他们表演受攻击的样子？”奥托问。
“见鬼，没有。我们都很开心。也许还有点疯狂。”
“之后呢？”奥托问。
“之后，突然之间，真正厉害的事情发生了。我没有听到枪声——一开始没有听到。”
“你在什么地方？”
“稍稍靠前的地方，就在他们旁边。”
如果相信这个说法，卡帕之所以感到内疚，是因为他让那些人从山上下来，经过一片没有掩护的山坡，而他的这个请求造成一个人生命的结束。根据吉塞尔·弗罗依德的传记作家汉斯·普特尼教授的看法，卡帕对弗罗依德讲了类似的一个故事，承认他“杀死了”照片中的那名男子。
上面的陈述没有一件是卡帕自己的，但根据陈述的内容，卡帕的那个事件版本已经在讲述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卡帕本人的叙述的确是存在的，那是在1947年的一次无线电采访中，当时是要宣传他的回忆录《稍有偏焦》。
10月20日上午8点30分，卡帕对收听纽约WNBC节目的纽约人讲述了1936年那个重大日子里发生的事情。他不经采访者提示就谈到了“倒下的战士”的事情，他强调说，“那张获奖照片是在编辑和明白其中道理的公众心目中诞生的。”
他曾拿这张照片当作“比别的一些照片得到更多人欣赏的”照片。拍摄的时候，他“显然不知道”那会是一张十分特别的照片。“事情发生在西班牙，”他解释说，“那是发生在我作为一名摄影者从业不久的事情，也是西班牙内战最开始的日子里。如果人们放开说的话，战争是有浪漫的一面的……”
卡帕对听众说，那张照片是在安大路西亚拍的，当时是跟一群新召募来的共和党人在一起。“他们并不是士兵，”他补充说，“他们每分钟都有人死去，死者的架式都很大，他们觉得，那真正是为自由而死，因此是一场正义之战。他们都是很有热情的人。”
第二章倒下的战士（2）
卡帕说，他当时跟约20名男子在一个战壕里，这些人手里只有一些破旧的步枪，这一点跟他在《纽约世界电讯报》的采访中所说的话有很大出入，形成很大的矛盾。在朝外的一个山坡上，他补充说，叛军的机关枪就架在远处，那批人朝机关枪开火，打了5分钟的样子。之后，他们站起来说，“冲吧！”之后就爬出了战壕，并且朝机关枪的方向过去了。“肯定的，”卡帕继续说，“机关枪吼起来，哒哒直响，剩下来的人爬回来了，再次朝着机关枪的方向一通乱射，但机关枪手显然很狡猾，根本就不回应。又过了5分钟，他们再次喊‘冲啊’，结果再次像割草一样割倒一批。这样的事情重复了三四次，因此，到第四次的时候，我正好把相机举过头顶，甚至都没有朝外看，就在他们一边朝战壕外面爬的时候，我就按下了相机。”
卡帕解释说，当天拍摄的照片并不是他本人冲洗的。他把胶卷送回了巴黎，是跟其他一些胶卷一起送走的，之后在西班牙继续呆了三个月。回到法国的时候，他发现他“已经是一位著名的摄影家了，因为我举过头顶的相机正好捕捉到了一个人中弹的那一刻”。
“倒下的战士”最早登在1936年9月23日的《看到了》杂志上，次年又登载于《今夜》和《注视》。根据普特尼教授，《看到了》杂志的瑞士赞助人在卡帕的照片登出来以后，将路西安·伏格尔解雇了。吉塞尔·弗洛依德确证，“1936年秋节，（伏格尔）组织的那期西班牙内战特别报道站在支持共和党人的立场上，因此，特刊的出现激怒了《看到了》的赞助者，伏格尔被迫辞职。”
1937年7月12日，这张照片出现在《生活》杂志第19页，旁边的图片说明是：“西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