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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达·塔罗，1937年7月9日
1936年9月18日清晨，卡帕和格尔达跟一群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等在托莱多的阿尔卡察城堡外面。整6点31分，一声爆炸巨响炸裂开了城堡，整个城市为之震动，但并没有使困在里面的叛军挪位。德国摄影师汉斯·纳姆斯就在卡帕和格尔达身旁。此时，共和党的队伍向阿尔卡察发动攻击，但很快就被击溃了。“我们看见他们怎样爬上陡坡，”纳姆斯回忆说，“我们看到一些人被打死了，伤员就从我们身边抬走，距离很近，血都滴到我们鞋子上了，我们还看到了死者翻出来的白眼。手榴弹和炸药爆炸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
卡帕和格尔达被这样的屠杀行为惊呆了，深感失望，因此离开了托莱多。9月30日，为期两个月的围困结束了，弗朗哥击退了共和党人，占领了托莱多城。托莱多的陷落对叛军来说，具有极大的宣传价值，也打开了通往北面40英里外的马德里的通道。弗朗哥刚刚被提升为叛军总司令，阿尔卡察夺下的那天，他发表了一个声明：“马德里的抵抗方案让人发笑。我们能走多快，就有多快拿下马德里，哪里有可笑的抵抗，我们就打垮哪里。”
格尔达和卡帕已经到了首都，跟马德里其他惊恐的居民一起等待弗朗哥的部队来进攻。大约在这个时候，就在马德里的北边，卡帕遇到了热情的德国青年作家居士塔夫·莱格勒，他现在已经是第12国际旅的政治教导员了，他接受梅特·查尔卡的领导。梅特是一位神气十足的英俊的匈牙利作家，人们也叫他卢卡茨将军弗朗哥甚至瞧不起卢卡茨的军事技术和他的顽固。
莱格勒觉得卡帕看上去像个吉卜赛人，甚至觉得他比实际的年龄还小些，当时，卡帕离23岁只差几个星期。根据他的说法，卡帕加入了第12国际旅，当时，第12国际旅向曼萨那尔斯河进军，据说，共和党其他的部队正在准备迎击弗朗哥对马德里展开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他们在漆黑的夜里爬进一片有霜冻的荒凉的矮树林，一个人也没有见到，到了河边，他们发现只有战壕，部队已经撤走。莱格勒惊呼：“马德里处在任人进攻的状态，就如同被一群猎犬围住的野狗。”
他们回到卢卡茨的指挥部，卡帕第一次品尝到了战争的恐怖滋味。莱格勒回忆说，“那年轻人（卡帕）很不喜欢不久就在我们头上呼啸而过的炮弹，尽管炸弹是在很远的田野里炸响的。后来，他请求离开去换裤子，幽默地说那是他第一次看见打仗，说他的大肠比脚还软。”
也许，在这第一次的战斗体验中，卡帕发现了好几件事情。他身高5英尺8英寸，属于矮个子，但是，要躲开密集的炮弹，他的身高还是多出了好几尺——保留住脑袋的最好办法是使其与地面平齐，最好是钻进很深的猫耳洞。在靠近前线的地方，沉默的确是金。狙击手的子弹有时候会发出最小声说出来的“你好”。在战争中，人们想到的只有现在，只有眼前。本能和内心的考虑会挤走所有主观的激情和想法。很多战地摄影记者后来都发现，战斗期间发生的肾上腺素的突然上升，很容易成为上瘾的一种体验。
9月下旬，针对马德里的轰炸白天黑夜没有停息。卡帕和格尔达经由巴塞罗那回到巴黎，他们已经完成了伏格尔交待的任务。他们精疲力竭，不知道是否会再次见到马德里，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办法让人们看到西班牙人民是否能够打败法西斯。比较起西班牙每一个清醒时刻的高强度生活，巴黎的时光太懒散了，让人难以忍受。他们把一些图片推销给杂志社，之后就制订计划，准备尽早返回西班牙，他们需要用自己的相机反映抗击法西斯的战斗。
卡帕是第一个另外接到一项任务的，他独自一人于11月份回到了马德里。他不在的时候，因为担心落入弗朗哥军队的手下后会受折磨和强奸，马德里人被迫死命战斗，捍卫城池。抵抗斗争的中心现在是在卡萨德康波，那是城西的一座公园，共和党人已经在那里挖好了战壕，并且用门窗、手提箱和能够找到的无论任何东西搭建了相当完备的街垒。在光秃秃的橡树底下，在多山的街道上，经常是三个人共一枝步枪，他们在等待着射击敌人的最佳时机。十几岁的少女们都扔掉了脖子上的金十字架和项链，在肩膀上加上了垫子，以免西班牙的毛瑟枪跟驴子踢人一样磨伤自己的肩膀。
几个星期以来，严冬笼罩着西班牙的马德里，卡帕在卡萨德康波拍摄近距离的战斗场面，还到城西北面的多个屠宰场进行拍摄，之后跟多个共和党战斗小组穿行在遭受炮弹轰击的房子之间。他在那个冬天拍摄的照片还显示一些长胡须的炮手，他们在弹痕累累的大学宿舍里抱着身体取暖。哭泣的母亲带着孩子坐在地铁站的站台上，火车通过的时候，那些睡着的人似乎凭直觉从站台边上缩回自己的脚。在中央电报大楼里，其他的记者在发送经过检查的报道，炮弹从头顶飞过的时候，他们都猫起了腰。离开前线仅几百码远的地方，格兰维亚的咖啡屋还在用大杯销售加奶咖啡和苍白色的甜馅饼。
《世界画报》杂志的内文赞扬了他的这些报道，里面还有一些照片显示一些男子在朝自己兄弟家的墙上扔手榴弹。文中说，“来自马德里的好图片不多。作战双方都不喜欢摄影记者。进入可以拍摄到好图片的地点很危险”。但是，卡帕想办法从一个战场奔往另一个战场，好像很轻松的样子。他需要做的事情不过是跳上电车。在蒙巴纳斯只够买一杯咖啡的价钱，在这里可以到处跑，想到哪个战场就到哪个战场。“你可以搭上街车奔往前线，”马德里人告诉他说，“但不要坐地铁，否则你有可能跑到对方战线里去了。”
卡帕还纪录了战争最悲伤的面孔，主要是那些惊呆了的母亲和孩子。这么一来，他就成为第一位把这次战争全部的恐怖情景展现在欧洲各地和全世界面前的摄影记者了。在他的照片中，在西班牙发生的战斗是冷酷无情的，谁也无法幸免于难。现代战争中因空袭而屠杀的平民远较作战人员为多。卡帕最动人的照片都是一些被炮弹震呆的妇女，那是来自巴伊厄卡斯郊区的一些工人阶层的妇女，而巴伊厄卡斯又是遭受轰炸最多的地区。他把相机架在离妇女面部才几英尺远的地方，她们返回原地发现自己的家已经毁掉，而邻居也都倒在血腥的瓦砾之下，几分钟后，卡帕的相机就捕捉住了她们的表情。卡帕于12月份回到巴黎，他发现这些照片通过联合通讯社销售给了多个国家的杂志。12月28日，他们为他在《生活》杂志找到了第一个跨页版面刊登机会。《生活》杂志是一家新建的美国杂志，11月23日才创刊，结果，这家杂志首印就卖了466 000份。
第二章小红狐（2）
1937年初，卡帕回到西班牙，再次与格尔达一起报道安大鲁西亚海岸的难民情形，在那里，数以千计的人逃离叛军在马拉加海港的进逼。从马拉加开始，沿海岸要走好几天的路才能到达最近的共和党避难区——阿马瑞亚。当父母的哀求卡车司机把孩子塞进已经挤得满满的车里，他们知道自己再次看到孩子的希望十分渺茫。数以百计的人倒在路上，因为劳累和饥饿而在路边死掉。一天下午，叛军飞机来袭。因为猝不及防，整家整家的人被割倒。一位加拿大医生叫诺尔曼·白求恩的，他看到德国和意大利飞机多次返回射击难民队伍，他们的“机关枪在奔逃的人群中画出复杂的扫射图案”。
卡帕和格尔达回到巴黎，他们带着三月初在悲剧中拍摄的照片。卡帕也许意识到自己有生命危险，因此提议跟格尔达结婚。让他惊讶的是，格尔达拒绝同意。她已经跟他一样深深地卷进共和党人的事业，而“此时结婚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露丝·切尔夫说，因为法西斯分子还没有在西班牙得到惩罚。另外，如果要她放弃当一个“多夫多妻制分子”，那也只是经济原因使然，潜在的丈夫应该是一个有钱的人，而不是一个朝不保夕的自由投稿摄影记者。
格尔达还有别的原因不太想跟她自己创造的一个人物打上死结。访问西班牙期间，她已经拍摄到很多极好的照片，但到当时为止还没有一张是以她的名字刊登出来的，即使有机会署名，那也是排在卡帕后面的：“图片：卡帕及塔罗”。她不再想看到她自己的大部分照片都只署上卡帕的名字，她决定也要让自己出名。现在到了让自己从教师的阴影中走出来的最佳时机。“因为没有提到她的名字，她感到受了侮辱，”露丝·切尔夫说，“她不再想像与卡帕一起的未来生活了。”
不过，当月下旬，他们还是一起回到马德里，住进了弗罗里达宾馆。除开一些较好的客人之外，他们还发现了37岁的美国作家恩内斯特·海明威，当时，他已经因为《太阳照样升起》（1926）和一战史诗《战地钟声》（1930）而闻名四海了。卡帕和海明威的道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多次交叉。从第一次见面开始，海明威就赞叹卡帕的胆识和自贬性的幽默。这位热情的匈牙利年轻人有极高的天赋，总能够在最沮丧的时候逗人发笑。在卡帕这方面，他尊敬“老爹”是因为他热情支持共和党人的事业，也愿意深入战壕或猫耳洞里去报道战况，而不是躲在存货丰富的宾馆咖啡厅或舒适的防空洞里写报道。这是一个值得模仿的人物，如果不是在语气和行文风格上，至少是在表现手段这方面：人生是一块巨大的画布，可以在上面绘制浪漫故事，体现英雄主义精神。“我们的友谊从最开心的日子开始，”卡帕在《稍有偏焦》中说，“我们第一次是在1937年相遇，是在反弗朗哥的西班牙，当时，我是个靠自由投稿混饭吃的摄影师，而他已经是著名作家了。他的诨名是‘老爹’，我很快也认其为父了。”
4月21日，弗朗哥的部队轰炸马德里，是到目前为止西班牙内战中最猛烈的轰炸行为。27日，那是圭尼卡的集市日，希特勒的秃鹫军团飞行员屠杀了巴斯克地区文化和精神家园的居民。几天之后，卡帕奔向巴斯克的比尔包港北部，叛军已经在那里开始了关键的进攻。在他到达的时候，希特勒的轰炸机已经开始一天轰炸比尔包好几次了。卡帕拍摄到一些母亲和她们的小女儿奔向防空掩体的照片，另外一些照片显示一些人试图扑灭已经一连燃烧了好几天的城市燃料库。
美国新闻记者文森特·西恩回忆了一次特别的轰炸过程：卡帕正在拍摄，突然间，一架斯图克俯冲轰炸机或是一架JU…88飞机飞到他的头上。他跳进壕沟里，另外有两个人同时也跳进他所在的壕沟。他觉得自己多少应该介绍一下自己，因此就说，“我是摄影师。”第二个人说，“我是巴斯克天主教徒。”第三个人说，“这两种职业目前都派不上任何用场。”
大约在这个时候，另一位美国记者，也就是以简明著称的杰伊·爱伦，他在比尔包的机场遇到卡帕，卡帕刚刚在那里寄出送往巴黎《注视》杂志的胶片。他们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