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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志强轻轻喊了声“妈”，那妇人疑惑地打量着我。魏志强告诉他妈，我是一位记者，到学校了解农民工的情况，顺便来家看看。
听说我是来了解情况的，那妇人马上对我唠叨开了：“这孩子不想上学了，简直让人愁死了……”
我说：“孩子也是为你着想，想帮你减轻些负担。”
妇人说：“现在连大人都找不到活儿干，他一个孩子能干什么？再说，做父母的受苦受累，还不是想让孩子多读点书，以后有些出息。我跟他说了，他要不读书就自己一个人过，我不管他了……”
魏志强在一旁不敢吭声，见有两个民工来买毛鸡蛋，赶紧帮他妈妈收钱。两个民工一人买了一串毛鸡蛋，一串毛鸡蛋（三只）卖一元钱。
魏志强的妈妈叫亓春英，老家在河南省濮阳县。亓春英二十一岁结婚，婚后三年，生了一女一男两个孩子。濮阳是个穷地方，人多地少，粮食产量低。一九九四年，政府号召移民到新疆建设兵团，说那个地方的地一眼望不到头，多得种不过来；种了棉花多得摘不过来。亓春英与丈夫商量了一番，觉得与其在家乡过苦日子，还不如到外头闯闯看。当年秋天，全家志愿移民到新疆哈密农13师7连。事情并不像想象得那么美好！哈密的地倒是不少，但种棉花一要技术，二要成本，三还要看老天爷高兴。一家四口，种了三十亩地，一年忙到头，累个半死，还挣不到两千元。
这样的日子混下去，大人也就忍了，可将来孩子怎么办？
河南人好武术。当时亓春英有个弟弟，在北京一家武术学校当教练。弟弟告诉她，北京的机会怎么说也比新疆要多，还是到北京来看看吧。2000年“五一”节，她一人投奔北京的弟弟来了。先在一家河南老乡开的饭店当小工，每月开三百元工资。三个月后，她想自己摆个小摊。她弟弟说，你没有手艺，又没有资金，能摆个什么摊。她就在市场上转，见有卖毛鸡蛋的，一辆小三轮车，一只蜂窝煤炉子，不要什么大成本。只是不知道那毛鸡蛋是从哪里进的，她便四处打听，后来打听到北郊蓝靛厂批发市场有专门批发毛鸡蛋的。
入秋，亓春英开始在小街上卖毛鸡蛋。这绝对是个辛苦活儿，每天清晨六点就要起来，先煮三百多只毛鸡蛋，然后还得把鸡蛋一个个扒好。干完这些活儿，差不多十一点多了，赶紧给孩子做饭。吃了午饭，一般是中午一点上街，一直要卖到晚上九点。
一年后，亓春英手头攒了两千多元，便把女儿和儿子从哈密接来，她觉得在北京读书无论如何也比在哈密强。女儿在行知中学上二年级，儿子上一年级。丈夫仍留在哈密种棉花。
真不知道靠卖毛鸡蛋，亓春英是怎么维持这个家的？
我问她：“卖毛鸡蛋，一天能有多少收入？”
“我从批发市场批发来的毛鸡蛋，一只两毛五，卖出去是一块钱三只，差不多卖一只挣八分钱。”
“一天能销多少？”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一只毛鸡蛋赚多少钱（3）
“卖得好时，一天能卖它三百五六十只；生意不好时，一天只能买三百来只。”
“那就是说，按平均每天卖三百二十只算，一个月满打满算挣七、八百块钱就算不错了。”
“卖了几年了，一个月我还没有挣过一千块钱的。”
我又问她：“每个月的开支情况呢？”
亓春英说：“有几笔钱是月月都省不了的：房租每月两百二十块，水电费每月二十块，三口人吃饭得要两百块。要说，最大的开支是两个孩子的学费。一个孩子一学期要九百二十块，两个孩子一年算下来要将近四千块。”
也就是说，亓春英母子每年要有四个月不吃不喝，才能勉强凑够这个钱数！
她告诉我，女儿学习特别好，每次考试在班里都是第一名。今年夏天毕业，按规定她只能回哈密上高中，可女儿不愿回哈密，正好丰台幼师职业高中到他们学校招生，她自作主张报了名。一年学费要三千元，家里哪有那么多钱，学校见她成绩好，先让她上了，答应学费慢慢筹。
“学费不说，她每个月生活费还得要三百块，这笔钱是省不了的。真是愁死人了！”亓春英说。
“这么大一个女孩子，你每月不给她点零花钱？”
“她从丰台来回一趟坐公共汽车要四块钱，反正我一个星期只给她十块钱，怎么花，她自己打算。”
“她爸爸不能给你们一些支援？”
“哼！他还算个男人？光顾自己抽烟、喝酒，两个孩子到北京四年了，他一共才给寄来两千块钱。”
我想看看他们的家，亓春英说这会儿自己抽不开身，让魏志强带我去。
从小街往西，穿过一条小巷，我们进了一个大院子，魏志强告诉我，这里原来是一家工厂，后来工厂破产了，就盖了一些平房租给进城的农民。
看得出这些平房也很有些年头了，一排紧挨着一排，密密麻麻的。
最后一排挨着一条臭水沟。魏志强指着门上写着“204号”那间，对我说：“我们的家到了。”
我只能用“吃惊”两个字，来形容走进他们家的第一个感觉。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屋，摆着一张学生用的那种上下床和一张单人床，床上堆着乱七八糟的被褥；一张没有刷漆的四方桌上摆满杂物和一台老掉牙的12寸黑白电视机，电视机是魏志强从街上的垃圾堆里拣来的，只能收中央台一频道；墙壁上挂着一只只塑料袋，魏志强告诉我，塑料袋里装着的是他们一家人和住在这里的一位阿姨的衣服。
“这屋里还住着另外一位阿姨？”我有些不解。
“是的。”魏志强解释说：“我妈嫌一家人租这么间屋子太贵，找了一位也是老乡的阿姨合租，她就单身一个人，每个月四百元的房租，我们拿两百二十元，那位阿姨拿一百八十元。”
“你们夜里怎么睡？”
“我睡上下床的上铺，我妈和我姐睡下铺，那位阿姨睡这张单人床。听我妈说，过些日子，那位阿姨要回老家了，这间屋子我们还租不起，还得再找一间小些便宜些的。”
魏志强捅开了蜂窝煤煤炉子，淘米熬粥。每天下午放学回家，他先做作业，然后，熬一锅粥，粥熬好了，再把馒头“腾”上。等妈妈九点回来，炒个白菜（或者土豆）就成了。他说他们家一般是两个星期才买一次肉吃。
我十分感慨。我说：“魏志强，你妈够不容易的，你和你姐姐也够不容易的。你妈起早贪黑，吃苦受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们姐弟有出息。怎么有出息？眼前，你们就得好好读书。你们想改变自己的命运，首先得把书读好。你想退学，多伤你妈的心？”
魏志强默默地点了点头。
按照目前的政策，像魏志强这样的农民工子女，如果想考大学的话，必须回原籍上高中，在当地参加高考。
我问魏志强：“你们班同学是不是初中毕业后，都回老家上高中？”
“有一些要回老家继续上高中；有一些觉得自己成绩不行，考不上大学，就不上了；还有一些从小就跟着父母在北京长大，根本不想回老家，打算到时候再说，或者上个职高什么的……”
“你们同学不觉得与北京的孩子相比，有些不公平吗？”
魏志强脱口而出：“不公平的事情多着呢！早晨我去上学，一个阿姨骑自行车把我撞了一下，不仅不说声‘对不起’，还扭头瞪了我一眼：‘长眼睛了没有？乡下人！’”
离开他们家，魏志强把我送到小街上。
夜幕已经拉上了。
亓春英依旧站在街口，在招揽生意。她身上围着的那条油星麻花的围裙，在街灯的映照下，闪闪烁烁。
我慢慢走远了，耳旁却依旧传来一阵阵吆喝声音：
“卖毛鸡蛋罗——”
“卖毛鸡蛋罗——”
……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没有一盏灯是属于我们的（1）
四处林立的脚手架，组成了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而农民工是建筑工中的一支主力军。
我想了解建筑工的生活状态——这并不困难，在我所居住的这个大院的四周，便有好几个建筑工地。
星期六，城里人可以休息，但建筑工没有休息日。
西门外是一个正在建设之中的军队住宅小区，四栋二十二层住宅楼刚刚封顶。
我的一身军装，让我很容易就进入工地里。没有同魏稳舜蛘泻簦蚁胝壹父雒窆に姹懔牧模庋媸怠？工地的西侧是两长排简易房，我估计那是民工们的宿舍。最南头一间的门上写着“瓦工班”三个字，我刚推门往里探了探头，便有人向我打起了招呼：“来啦？”
打招呼的是个中年人，正坐在窗前吸烟。
我环视了一下屋子，六张上下床占了多半空间，床上堆满了被褥、衣服和行李。床下塞着脸盆和一些工具。
我对中年人笑笑，“我随便来看看。”
“别着急，明年‘五一’差不多就可以交钥匙了。这些日子，来看房子的很多，也是，你们当兵的分到一套房子也不容易。”
显然，他把我当成分房户了。
“你是师职？还是团职？前面两栋是师职搂，后面两栋是团职楼。”
我还是笑笑。反问他：“你今天怎么没出工？”
“前些日子不小心，把脚面给砸了。”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他的右脚掌裹着白纱布。
“老家在哪儿？”我问他。
“浙江东阳。你呢？”他反问我。
“浙江温州。”
“好呀，遇到老乡啦！”他两眼一亮。
我说：“还没有问你贵姓大名呢？”
“免贵姓王，我叫王阿根。”
我说：“阿根，你们那个地方，好象名字叫根啊、土啊、水啊的挺多的。”
“我们老家有个习惯，给孩子起名，起的土一些、贱一些，说以后孩子好养。”
“阿根，你出来几年了？干这个建筑活儿几年了？”
王阿根又点燃了一支烟，“我今年四十一岁，要说出来差不多有二十年了，到北京都快五年了。”
或许是遇到了老乡，或许是一个人在养伤有些寂寞，王阿根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起了自己的经历——
王阿根的老家地少人多，全家六口人，只有一亩六分地，还有一半是山地，年成好能吃饱个肚子，年成不好连肚子都吃不饱。他父亲会瓦工活儿，农闲时就出去帮人家盖房子，挣点小钱。在家他是大儿子，他觉得应该出去闯闯，帮助父母解决一些负担。父亲让他学学瓦工活儿，他不干，却跟一位堂兄学了半年修鞋，他觉得修鞋比种地强，也比当瓦工强。看差不多能独自干活了，王阿根背起修鞋箱，走出了家门。先在杭州呆了一年，杭州修鞋的多，生意不好做。一九八五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