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读过这些学校的学生。由公学培养出的学生大多学术成绩优异，而且在体育方面表现也很出色，毕业后许多进入牛津、剑桥等一流大学。
伊顿公学、温切斯特公学和哈罗公学被认为是英国最有名的三所公学，也是最好的三所贵族学校。
伊顿公学（EtonCollege）是英国最著名的公学，位于英格兰温莎，泰晤士河畔。一四四零年，亨利六世创立了伊顿公学，最早为一小群贫穷学生提供免费教育，作为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预备学校，到十七世纪学校逐渐成为一所名校。
这所学校目前有约一千四百名十三至十八岁的男生，每名住校生每学年的学费大约是二万二千英镑。伊顿公学学生的成绩十分优异，也是英国王室、政界经济界精英的培训之地。
伊顿公学以其培养的高素质学生、自身古老的传统和非常特别的校服而闻名。伊顿校服最早是乔治三世去世时人们为悼念他而穿的，后来却成为学校的校服，直到今天。其他古老的传统还包括了伊顿野地游戏、伊顿墙球，以及各种奇怪的伊顿用语。长期以来，英国的王室成员都把男孩子送到伊顿公学，学校还培养了十九名英国首相。著名的伊顿公学校友包括了著名的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乔治·奥威尔、英国著名小说家和戏剧家亨利·菲尔丁、英国著名作家伊恩·弗莱明、经济学家凯恩斯、在滑铁卢战役中击败拿破仑的英国著名军事家威灵顿公爵和威廉王子等人。
哈罗公学（HarrowSchool）位于伦敦西北角，是英国历史悠久的著名公学之一。于一五七二年创建，最初的目的是为当地的男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但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与演变，今天的哈罗公学是英国最负盛名的私立学校之一，入读的多为本地区以外的富家子弟。哈罗公学招收年龄在十三至十八的男生，目前大约有八百名学生就读，全部为住校生。
维多利亚女王时期是哈罗公学（也是其他英国众多公学）发展的主要时期，英国的海外殖民在此时达到顶峰，大英帝国需要更多受良好教育的绅士们来管理这个庞大的国家。哈罗公学在此期间建造了十一间校舍，规模也迅速扩大。这时的哈罗公学已经成为与伊顿、温切斯特、威斯敏斯特等齐名的学校，当时英国几乎有四分之一的首相来自哈罗公学。此时期的哈罗公学以纪律严格著称，在所有的英国公学中首创了学长制、鞭刑等体制。哈罗公学著名的校友包括了诗人拜伦、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伊斯兰学者马默杜克·皮克索尔、摄影术的发明者福克斯·塔尔博特、印度领导人尼赫鲁和考古学家阿瑟·伊文思等。此外，包括约旦国王侯赛因、前伊拉克国王费萨尔二世在内的许多中东国家王室成员，也毕业于哈罗公学。
英国的公学不是由政府设立的。公学最早的含义是可以公开招生，而不只限于特定宗教、种族或地区的孩子。此外早期公学，是开放给穷人的孩子就读，因为富家子弟多有私人教师专门辅导。不过到今天，拥有悠久历史的英国公学培养出的学生大多是英国各领域的精英。例如，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就是哈罗公学毕业的；现任首相托力·布莱尔也毕业于苏格兰最好的公学。资料表明，二十世纪初，英国最高职务中约有一半是由伊顿公学、温切斯特公学、哈罗公学、施鲁斯伯里公学和拉格比公学这五所最著名的私立学校的毕业生担任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80％的法官、王室法律顾问、大公司主管、银行执行人和英国教堂的主教出自私立学校。一九七二年，在《经济学家》杂志列出的〃杰出人才〃中，有67％是从私立学校毕业的，直到一九九二年这个比例仍保持在66％。
二零零五年的资料表明，英国国会两院议员中私立学校毕业的学生占了很大的比例。下院议员中33％来自私立学校，上院（所谓贵族院）议员中87％来自私立学校。其中，伊顿公学的学生最多，温切斯特公学的学生居第二。
不难看出，英国的公学，特别是最有名的那几所公学，在英国历史上为当时的社会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应该说英国的公学是真正的精英学校，但是并不一定是贵族学校。虽然，公学的绝大部分学生来自富有的家庭和上流社会，其中不乏贵族子弟乃至皇室成员，但是也有一小部分学生通过考奖学金进入公学，这一小部分学生可能来自一般的中产阶级家庭，甚至劳动人民家庭。
《黄土店到剑桥有多远》 第二部分第八章：考奖学金（1）
（一）我一直担心应试教育对他的影响，如果把考试成绩看得太重，他就会失去很多学习新知识的机会，也失去了学习的乐趣，所以希望他到英国来受教育。
张艮从宋顿中学初中毕业时，我在英国已经十多年了。张艮在国内时我一直担心应试教育对他的影响，如果把考试成绩看得太重，他就会失去很多学习新知识的机会，也失去了学习的乐趣，所以希望他到英国来受教育。来英国后，特别是参观剑桥后，我们最大的愿望是他能够考上剑桥。像许多考上了剑桥的孩子那样，张艮只要把各门规定的课程学好，有了好的考试成绩，再加上一些课外的活动，诸如参加一些竞赛，他考上剑桥也是可能的。
然而，在英国这十多年，我在工作中接触了很多英国人，其中不乏很优秀的英国人，他们中有许多是从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毕业的，也有许多不是从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毕业。张艮受教育和我自己工作的经历使我对教育的观念，特别是对张艮是否一定要上剑桥大学的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在英国认识的第一个从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毕业的是贝利博士。贝利博士是学地质的，他从牛津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那时我到英国才两年，在南安普顿大学地质系工作，参加了英国的一个关于核废料存放的研究项目。
这个项目由英国地质局牵头，另外有两个大学参加。英国地质局有两个研究人员，贝利和另一位博士，另外布里斯托尔大学有一位博士。我们四人在英格兰北部的湖区住了半年，从地质构造方面研究在那儿存放核废料的可行性。我们都有博士学位，我是在国内拿的博士学位，他们都是英国人在英国拿的博士学位，另外他们都比我年轻，三十岁出头。
我们在湖区租了一栋有4个卧室的房子，两辆越野车，每天早出晚归，朝夕相处，所以彼此很熟悉。贝利博士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我看不出他们三个在学术上什么差别，但是他们人文方面的素养却相去甚远。贝利博士讲话特别清楚，他不但发音非常标准，并且讲事情极有条理。他既学识渊博，又谈笑风生，好像与任何人都有共同的爱好和兴趣，都有许多交谈的话题。但是他为人很谦和，待人彬彬有礼，其他的人很尊重他。
我们刚开始工作时，有一件事情让我终身难忘。我们的工作要用罗盘测量大量的数据，所以罗盘测量数据的精度对研究工作的质量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第一天开始工作前，贝利要求我们每人用自己的罗盘测一根地上的树干，然后把测量的方位和倾角写在自己的记录本上，这样可以比较我们测量数据的精度。结果让我大吃一惊，他们三人的测量结果彼此相差一度左右，而我的测量结果与他们相比有三度的差别，显然我的测量有问题。我当时非常难堪，真是恨不得找一条地缝钻进去。
到英国后，我的英文一直是个问题，但是我的业务水平不比英国同事差，没有想到最起码的技能却不如英国人。虽然贝利安慰我，测量数据的精度差一点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我一直闷闷不乐，有一种技不如人和滥竽充数的感觉。
一周后，贝利带回两个同一厂家制造的罗盘，要我与他再测量相同的物体，结果我们测量的数据非常接近，几乎是相同的。原来我上次的测量误差，是由于不同的罗盘引起的。贝利很高兴，赶紧把我们测量的结果告诉那两位同事，说我测量数据的精度是非常高的。贝利告诉我，上次测量后，他就怀疑我的测量误差是由不同的罗盘引起的，所以他打算用相同的罗盘再测量一次。贝利对科学的严谨让我很佩服他，让我更尊重他的是他的为人，一丝不苟并且与人为善，一种特有的人文品质。
南安普顿大学的瑞珀教授是另一个给我印象很深的人。瑞珀本科毕业于剑桥大学土木工程系，尔后在剑桥大学获工学博士，三十五岁在南安普顿大学土木工程系任教授，四十岁任系主任。我虽然在南安普顿大学地质系工作，但是与他一直有合作项目，所以经常在一起。
我们课题组在他的办公室讨论课题时，他总是一边打电话处理行政事物，一边在计算机上处理电子邮件，一边与其他人讨论学术问题。即使这样，他总是能抓住讨论的要害问题，提出很中肯的建议。与他一起工作才体会到什么是精力过人和高效率。他虽然个人的能力很强，但是为人并不占强。像许多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那样，他喜欢挖苦调侃，不过出语却不刻毒。聊天时，常以自嘲开头，再对他人的论点提出异议，带着点小小的狡黠，并为自己的妙语而得意。
我的顶头上司，南安普顿大学地质系的系主任史玎森教授不是牛津或剑桥毕业的，但是他的学术成就比许多牛津或剑桥毕业的要强得多。我和他在南安普顿大学地质系一起工作了八年，后来我们一起在伦敦帝国学院又工作了三年。他担任帝国学院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院长时，有一个就职讲演会。在会上，利兹大学一位教授称他为现在英国最杰出的构造地质学家之一。史玎森学识渊博，思维严谨。我与他共事多年，受益匪浅。
然而，安娜和查理的二儿子大卫在剑桥读书的经历，让我们对是否一定在一流大学受教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大卫是学数学的，我到英国那年，他刚从剑桥本科毕业。他进剑桥前，在温切斯特市的西蒙兹学校上高中。西蒙兹学校原来是一所公立重点学校，通过考试选学生，所以教育质量很好，是罕布什尔郡最好的公立高中。大卫能从西蒙兹学校考入剑桥，他的学习肯定非常优秀。然而，进剑桥后，他发现从公学（精英学校）来的学生不但数理化基础很好，而且人文知识更是出众。虽然他进剑桥后非常努力，但是第一年的学习仍然很吃力，考试成绩也不理想，而那些公学来的学生，学得很轻松，还有时间用于社交活动。他二～三年级学习没有那么吃力了，但是再也进入不了已经形成的社交圈子，所以他在剑桥读书的三年里始终觉得很压抑，毕业时成绩也不理想。他考大学时，剑桥是第一志愿，伦敦帝国学院是第二志愿，他至今都后悔，觉得应该选择伦敦帝国学院。
大卫在剑桥的不顺利不仅仅在于他毕业时成绩不理想，更重要的是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了伤害。大卫在人文方面的素养的确不如许多其他从牛津或剑桥毕业的人，相比之下他与人交往的能力要差得多，可能是他在西蒙兹学校上高中时这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