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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对李卫的骄纵粗狂又谆谆教诫不绝。十一年，在李卫的奏折上朱批道： “何须如此急促，诚可谓躁矣。”十二年，又批道： 有人在朕前说你“任性使气，动辄矢口肆詈……谨言之戒，朕屡经谆训，不啻再三。丈夫立身行己，于此等小节不能操持，尚何进德修业之可期，向后当竭力悛改，时自检点，勤加从容涵养之功，渐融粗猛傲慢之习，则谤毁不弭自消矣。惟口出好兴戎，可不慎诸！”
李卫自辩道： “臣本质愚戆，心直口快，即属官中从无一语轻于肆詈，何况他人！惟嫉恶过严，凡遇公事，即觌面相对，不肯依违曲从。或遇有心钩探藉以进身之人，但能隐而勿答，若问之不已，则于是非二字从未惯粉饰虚词，言不由衷，再加添出枝节，驾辞耸动，结恨益深，此实臣一生招尤取祸之大病。”（《谕旨》李卫）
李卫本是习武之人，识字不多，却注重文事，修方志，建书院，尤其是为浙江士子请命，使皇帝同意浙江恢复科举一事，表明他确实是雍正帝所欣赏的“实心办事”之人。某些人有才华，也能办事，但不实心，雍正帝批评高其倬，总是把保官位放在首位，迎合取悦皇帝，见风使舵，不及李卫朴实无华。雍正帝是很有心机的皇帝，并非昏庸之主。对这种皇帝不可以动心机，他欣赏李卫的坦诚率真。李卫脾气不好，心量狭窄，雍正帝能原谅他，曾对高其倬说“此人但取其心地”，又多次责备他“躁急”，“狂纵”，“骄慢凌人”，“任性使气”等等。如果是换别人，早就将他革职了，哪有如此耐心？他曾赐予李卫御书“公勤廉干”的匾额一方，以表彰李卫的严猛廉洁。
有一次，雍正帝问尹继善，在督抚中谁最值得效法，尹回答： “李卫，臣学其勇，不学其粗；田文镜，臣学其勤，不学其刻；鄂尔泰大局好，宜学处多，然臣亦不学其愎也”。
乾隆帝对三人有一段评论： “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皆皇考所最称许者，其实田文镜不如李卫，李卫又不及鄂尔泰，而彼时三人素不相合”。
雍正帝所信用的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严刻。在有些人的眼中，雍正帝是一个以阴谋夺得大位的独裁者，他刻薄寡恩，逼死母后，杀害兄弟，屠戮功臣，大兴文字狱，最终不明不白地死去。他的继位和暴死都是不解之谜。有些事实不太准确，还不能做定论。他的阴狠残忍虽不容讳言，但是，很明显地，雍正帝还做了许多改革，都应予以肯定。这些改革给老百姓带来的实际好处，比宋代的王安石改革或明代的张居正改革都要多。人们对王安石那种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实际好处的改革，都大加赞扬，对雍正帝的改革却不予重视，显然是不公平的。可能是因为雍正朝时间太短了，又没有开疆扩土的缘故吧。与康熙朝和乾隆朝相比，雍正朝显得不那么辉煌。
雍正朝要求大臣官员们求真去伪，务实治国。雍正帝说： “自古圣贤为治，皆尚实政，最恶虚名。”他的务实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可媲美于汉文帝。他一再强调要“实心任事”、“敦尚实政”。他常常严厉训诫那些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的官吏，并且以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如密折制度）来监督百官，惩治虚伪巧诈，欺上瞒下的官吏；确实达到了震颓起衰的作用。
人们对雍正帝的用人方式的评价往往有失公允，如有说他任用非人，喜欢任用酷吏。其实也不尽然，他用人的一大特点是重视才干，不拘一格，尤其不看重科甲出身，雍正帝最欣赏的大臣是鄂尔泰、田文镜、李卫这三个人。虽然他们为政严厉，但都是必要的。尤其是反腐败，整饬纪纲，不严厉怎么行？人们常常说：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虽然好听，其实是糊涂话。倒不如雍正帝说得透彻： 既不疑，也不信。这就是以中庸之道待人。
总之，如果我们更新了观念，就会发现，雍正朝的改革，有许多值得肯定和借鉴之处。
《君臣道》第三卷以密折制度威慑地方大员（一）
以密折制度威慑地方大员
在雍正帝的寝宫，养心殿西暖阁有一副他手写的对联“愿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充分表达了他独揽朝纲，集天下庶务归于一身的愿望。这副对联的上联反映了雍正帝的工作作风非常严刻，甚至容不得臣工有违背他的念头。
唐代以来，深居在宫墙之内的皇帝，依靠着庞大的官僚机构来统治中国这个广大的帝国。这个官僚机构的最高一级中枢机构是中书省，中书省的首长是宰相。然而，一切事务都委托宰相办理，皇帝不能放心。人主要是通过眼睛看的功能了解外界，除了直接观察事物以外，就是看间接的文字媒介。皇帝了解下情主要的管道就是看臣下的报告。历朝历代的文书不尽相同，有章、奏、表、议、疏、启、记、札子、封事等诸多名目。明清奏章文书有奏本和题本两种形式。凡有关政务、军事、钱粮、刑名、弹劾等公事，皆用题本，由官员用印具题；凡有关个人的事务如到任、升迁、告假等私事则用奏本，不得用印。此外，还有京官所用的部本和地方官所用的通本（都含有题本和奏本）。奏章先送通政司转交内阁入奏，既不易保密，速度也很慢。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止宰相擅权，干脆取消宰相。皇帝与外界联系，了解下情的手段是批阅臣工的奏章。朱元璋每天要看的奏章太多，忙不过来，于是要求上奏的官员写出奏章题要，用黄纸贴在奏章文书的末尾，以便于皇帝阅读，称为“贴黄”。但是，皇帝光读内容提要之贴黄也还是忙不过来。朱元璋乃设大学士数名代替宰相做顾问，以内阁代替中书省。奏章经通政司转内阁，由大学士先阅读，然后在每一份奏章中夹上小纸条，签注意见，写出对该事的分析和建议，送皇帝裁定，这就是所谓“票拟”。
朱元璋不信任内外臣工，也不信任太监，他之后的明朝皇帝则不然，以为太监是最可爱的人，专门任用太监做监督。皇帝为了镇压官员中的反对派而先后建立了特务机关——锦衣卫和东、西厂，广布耳目，密探遍于国中。太监系统的特务机关，除了给民间制造白色恐怖以外，皇帝根本不能依靠他们了解外界的情况，只能造成太监窃取皇权的局面。明朝中后期，票拟由太监送达皇帝，并由太监在皇帝面前作解释，皇帝的旨意又是由秉笔太监来完成，或口头传达，即所谓“口含天宪”。明朝在太监刘瑾、魏忠贤等人专权时，言路不能畅通，皇帝的权力被太监窃取。
清朝统治者接受这个教训，严禁太监干政，也不再设立特务机构，主要是通过密折制度来了解下情。清朝沿用了明朝的票拟制度，但在具体做法上防止了明朝的弊病。明朝的奏章，只有奏本和题本，没有奏折。奏本和题本手续繁复，经过通政司和内阁，再送达御前，收复迟缓，容易造成泄密和壅蔽现象。
人们往往把“奏章”与“奏折”视为同一物的不同名称，这是误会。“奏折”一词始见于顺治朝，奏折也称奏帖。“折”即折叠之意，用折叠的纸缮写，可以舒展叠合，十分方便。清末，废题本，专用奏折。“密折”一词则始用于康熙朝。康熙帝曾经说： “密奏之事，惟朕能行之。前朝皆用左右近侍，四外探听，此辈专好颠倒是非，肆意妄行，援举奸佞，偾事甚多。”奏折是一种机密文书，可以直达御前，由皇帝亲自拆看，简便迅速而且保密性强，它是康熙帝加强皇权的一种有效的手段，更重要的是，这种手段有利于皇帝了解情况，不易为左右所蒙蔽。 密折制度当然比特务制度高明许多。明朝的东、西厂直属于太监，锦衣卫随意捕人，权力极大。清朝官员仅仅是传递情报信息，裁决之权仍在于皇帝手中。
康熙朝，专为皇家在江南采办物资的皇帝家臣，江宁织造曹寅和苏州织造李煦，就兼有为皇帝秘密搜集情报的职责。有一次，康熙帝在李煦的奏折上批示道： “朕体安，近日闻得南方有许多闲言，无中作有，议论大小事，朕无可以托人打听，尔受恩深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此话断不可叫人知道，若有人知，尔即招祸矣！”
康熙帝在曹寅的奏折批示道： “朕体安善，尔不必来，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非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康熙帝曾批示户部尚书王鸿绪奏折： “京中有可闻之事，卿书奏折与请安折封内奏闻，不可令人知道，但有泄漏，甚有关系，小心！小心！”王鸿绪在奏折中写道： “臣此密折，伏祈即赐御批密发，并望特谕总管面交臣手，以免旁人开看之患。又折子封套之外，用纸加封，只写‘南书房谨封’字样，以隐臣名，合并声明。”
奏折最初为一种特权，仅限于少数内务府包衣、旗下家奴和亲信官员使用，他们与皇帝之间可以直接联系，他们的职务较低，便于监视地方官员的行动。地方大员如巡抚的奏折之权，是在以后。巡抚的奏报只能循例以题本或奏本的形式上达，以后才获准上奏折。若有上奏之事，可经过有权上奏折的官员代传，如江苏巡抚宋荦、张伯行的奏折就是由李煦代为呈进的。
地方和中央大员普遍获得奏折权，是在康熙五十一年前后。凡涉及机密事件，不便露章上奏者，皆可以亲自写具奏折上达。康熙帝还特别强调，官员一定要亲自书写奏折，词但达意，不计较字画工拙。有的武官不能亲自书写，可由亲近子侄代写，但必须在折尾加以注明，这些都是为了保密。
雍正帝继位以后，为了熟悉和掌握国家的各项事务，确知各种实情，将密折制度进一步扩大化和强化，他下令各省督抚密上奏折，“凡督抚大吏，任封疆之寄，其所陈奏，皆有关国计民生，故于本章之外，准用奏折。以本章所不能尽者，则奏折可以详陈，而朕谕旨所不能尽者，亦可于奏折中详悉批示，以定行止”，使得封疆大吏们普遍有了这一权力。
当然，要真正了解实情，必须是这些官僚能够汇报实情。怎样使官吏们都汇报实情呢？雍正帝的办法就是扩大上密折官员的人数。不久，他又将奏折这一权力进一步扩大，雍正元年（1724年）二月，雍正帝在给科道官员的上谕中说： “朕仰承大统，一切遵守成宪，尤以求言为急，在京满汉大臣，外省督、抚、提、镇仍令折奏外，尔等科道诸臣，原为朝廷耳目之官，凡有所见，自应竭诚入告，绝去避嫌顾忌之私，乃为尽忠。今着尔科道，每日一人上一密折，轮流具奏，一折只言一事，无论大小时务，皆许具实敷陈。其所言果是，朕即施行，即或不甚切当，朕亦留中不发，不令人知。倘有徇私挟仇等情，巧为渎奏，亦不能惑朕之耳目，折内之言不许与人参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