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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晓岚念道： “帝曰： 咨尔龙，岁大旱，用汝行甘雨，汝其往。钦哉。”意思是，皇帝说，通告龙王，今年大旱，请龙王降雨，你赶紧去。他用《书经》中的句子，组成了这样一篇简短的祈雨文。乾隆帝既满意又失望，这一次又没有难倒他。
有一次他针对乾隆帝游江南的习气，指出江南财尽的事实，遭乾隆帝训斥，说： “我不过是看你有些文采，才给你做官，不过是倡优畜之而已，你怎敢议论朝政得失？”
乾隆时期，清王朝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政治稳定，经济增长迅速，人口激增，文化事业由于有乾隆帝的直接关注，又另有一番景象。乾隆皇帝是一位好大喜功的皇帝，文治武功政绩斐然，自诩有“十全武功”，至于文治也有多项，文字狱不在话下，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修订《四库全书》了。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借乾隆帝下诏求书之机，上了一道奏章，大意说，明末以来，由于战乱，书籍散失很多，因此恳请皇上延请文士，搜集古书，开馆校辑成册。
乾隆帝一看，正中下怀，他就喜欢搞大事业，立即批示准行。清朝前期官修图书十分兴盛，康熙时修过《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多卷，仅次于明朝的《永乐大典》。这一次，乾隆帝则要修一部规模更加宏大的巨著，它将超过前代所有的书集。
第二年，乾隆帝下令，在翰林院内开设一个书馆，叫做“四库馆”，专作校辑古书之用，而书名也就叫做《四库全书》。为何叫四库？这是乾隆帝从唐朝魏征任秘书监校定秘府图书时，把校定之书藏于经、史、子、集四库而得到的启发。借用了这个名字，也是求大求全的意思。
修书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统一百姓的思想。乾隆帝修书的深意是针对汉族文人学士进行思想钳制，修书是强化文化统治的一种手段。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来，这是一项很坏的文化事业，清统治者对古籍进行大规模的“整理”，被篡改、删削、焚毁的古籍为数甚多。中国人的思想被清算、洗刷，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进步的人文思想至此而隳灭不彰，这种寓禁于藏的手法，遭到古今有识之士的非议。中国从17世纪开始落后于西方，与满清皇帝病态的文化政策有因果关系。
编修如此一部大书，首要的工作是收集、征求遗籍及各种罕见的旧刻本和抄本。中国古典文献经历了两千年的累积，可谓汗牛充栋了。然而历经战乱和毁禁焚烧，亡佚散乱甚多。汉唐遗书已很稀少，但印刷术发明以来，宋元辽金以后的著作却所在多有，只是多分散藏于民间私人家中。清初以来，一些学者先后以个人之力加以搜求和整理，但限于条件，成就不大。现在由皇帝亲自发起纂修《四库全书》，就有力多了。乾隆帝惟恐天下有书搜集不到，多次严令各地督抚官员大力征集遗书，并以此作为考核政绩的标准，下令凡献书者有奖，隐匿不报者则予以治罪。这样，一下就收进了很多图书，有13700多种。同时，又从皇宫的藏书中辑录社会上已经亡佚的古代典籍，让更多的古书原本现世，等待着被编修或被焚毁。
搜集来的古今已刊和未刊的图书约有100多万册。有如此丰富的书籍，就要有众多的人来编辑、抄写。四库馆延请了文士名流有360多名。正总裁16人，有皇子、大学士、尚书等，著名的如刘墉、彭元瑞、金简等人均在内。总阅官15人。总纂官三人： 陆锡熊、孙士毅、纪晓岚。总校官4人，分校官100多人，而以保举和考试方式招收的抄书手，先后达3800多人。
《君臣道》第四卷纪晓岚与《四库全书》（二）
三个总办只有纪昀是从始至终负主要责任的人，其他正副总裁多是只挂名很少管事。
纪昀像纪昀（1724~1805），字晓岚，直隶河南府人。他从四岁就开始刻苦读书，博古通今，能言善辩，机智幽默。乾隆十九年进士，后擢为翰林院编修，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他又多次任考官，为国选才，深得士人爱戴。
乾隆三十二年，前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亏空公帑，朝廷正欲查抄卢家，纪昀与卢见曾是姻亲，他事先寄密函通知，而函内无文字，仅封茶叶一包、盐一撮，外用浆糊封固。卢见曾于是明白其含义是“盐案查抄”，急忙做了准备。和涸鸢炖泶耸拢挥欣痰接退捅ǜ媪嘶实郏〉凼稚完酪虼吮磺彩陆锶曛谩！ �
乾隆帝要修《四库全书》，向全国征求人才。大学士刘统勋对纪昀的文才一直很欣赏，趁这个机会他首先推荐纪昀，乾隆帝欣然同意。纪昀又推荐了其他学者如周永年、戴震、余集等人，入馆做纂修官。
《四库全书》是一项庞大的文化工程，每种书先由纂修官加以考订，然后根据内容写出提要，给以评述，放在卷首作为说明。纪昀和陆锡熊则根据纂修官提出的“应刊刻”、“应抄录”、“酌存目”、“毋庸存目”等意见，检阅原书，决定各书的录存与否。纪昀和陆锡熊的意见，还不是最后的决定，还要送皇帝审批决定。
皇帝审定，是从政治上把关，这对保存历史典籍极为不利。凡是与清朝统治不利的文字都要删改或焚毁。如此重要的大事，只由少数人乃至一个人来做决定，必然产生严重恶果。
经乾隆帝审阅后决定收录的书籍，再交武英殿的缮书处抄写，同时，总纂官再进一步对入选的各篇提要逐一进行认真细致的修订。从作者的年代，籍贯，生平事迹，到著作的内容大要，长短得失，乃至别本异文，典籍源流，都在纂修官撰稿的基础上，或增删，或分合，反复予以修改。就连各篇提要的行文，也是字斟句酌，再三润饰，而各篇提要经过纪昀的笔削考核，一手删定后，无不灿然可观。在完成考核审定提要的工作后，纪昀最后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例，通盘筹划，把各篇提要排纂成编，列成总目，成为《四库全书提要》，共二百余卷。
乾隆帝为了显示自己的英明，往往突击检查四库馆的工作。传说有一天，乾隆帝特意换了便装来到翰林院中，时值盛夏，纪昀等人工作时都将衣服除去，正在挥汗如雨地抄写，忽听有人说了一句： “圣驾来了！”众人急忙各自寻衣服穿上，只有纪昀因为眼睛近视，一时找不到衣服，仓皇之间，钻到御座之下躲避。乾隆帝看在眼里，遂故意坐在椅子上两个小时不去，也不说话，有意戏弄纪昀。纪晓岚因酷热难耐，伸出头来向外窥视，问： “老头子走了吗？”乾隆帝笑，诸人都笑。乾隆帝说： “纪昀无理，何得出此轻薄之语？有说则可，无说则杀！”纪晓岚说： “臣未穿衣。”乾隆帝允许他出来穿上衣服。纪晓岚匍匐于地说： “这是百姓称呼皇上的普通名词。听臣解释： 君称万岁，岂非老乎？君为元首，得非头乎？皇上为天子，此所谓子也。”乾隆帝说： “你自信口才敏捷，还敢强辩饰非，今有一成句曰‘此地有崇山竣岭，茂林修竹’，你能随口对来，恕你无罪。”纪晓岚应声对道： “若周之赤刀大训，天球河图。”乾隆帝大喜，起身对诸臣勉励一番，然后离去。
事后，他给妻子写信说： “哈哈！我险些又赴乌鲁木齐效力！……这都是由于目光近视素性畏热所致，古人云，慎言寡过，此话不假。”关于“老头子”的故事，还有多种，但是其他人不如纪昀名气大，所以流传不广。
乾隆帝对进呈的书籍经常抽阅查看，发现错误，立即严厉申斥一查到底，有关官员无一能逃其咎。缮录工作十分辛苦，校勘也不轻松，难免出差，校官经常为一字之讹而受到处罚。比之今日，出一本书，几乎不校，错字连篇的现象真是天壤之别。有一位叫蔡葛山的校官说： “我校勘《四库全书》，因为讹字而数次被夺去薪俸。不过，有一件事却深得校书之力，那就是从书中得到一个药方，竟然治好了孙子的病。”由此可见，《四库全书》收集资料确是大而全。
古人校书认真仔细，仍不免出错。错一个字，就罚去一个月的工资，可谓重罚，编书若都能采用这种办法，何至于错别字连篇而不堪卒读？其经验实在值得后人借鉴。
书中的“政治错误”，仍然存在。李清所撰的《诸史同异录》一书内，有对清世祖不敬之处，被乾隆帝审阅书籍时查出，大怒之下，命将总纂修、总校官们严加议处。在复校时又发现同一问题。这部书当初由纪晓岚办理，因此他受到皇帝的诘责，令他删改换篇，自行赔写。
乾隆帝修这部巨著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毁灭一切对清朝统治不利的文字。除了反抗异族统治的文字之外，一切反抗专制体制的文字也都在删削之列。汉族知识分子们对此是不可能完全赞同的，因此在编修中就会与皇帝配合不力。现在经过皇帝惩罚之后，他们便会把可能引起皇帝不快的文字删削干净了。但是，精明的皇帝总是要挑毛病的，纪晓岚有时故意把一些明显的“非政治错误”留着，让皇上去挑剔。因为无论横竖皇帝都是要挑出毛病来的，如果皇上挑不出毛病，事情也不妙。这个有文字狱癖的精明皇上就会往更深处挑毛病，可能使更多的书籍遭到删削或焚毁。可是有时候皇帝连明显的错误也没看出来，那个错误就不许再改正了，因为皇帝已经认可了。专制独裁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主观随意性，许多事情都是由皇帝的奇思妙想来决定的。皇帝常常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明，而故意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纪晓岚对此是很清楚的。幸亏此书是由纪晓岚做总纂，如果换一个积极奉行乾隆帝旨意的人去做总纂，可能会删去更多的内容，损失更大。封建帝王过于精明也是臣民的灾难，文化的灾难。
当《四库全书》完成之后，初次复校时，又发现了大量“错误”，乾隆帝再次命纪晓岚、陆锡熊二人赔写，并罚令他们分别带领人员前往热河、盛京校勘文津阁、文溯阁的书籍，以赎前罪。修这部《四库全书》，乾隆帝是下了功夫的，对臣工的督促也很严格。乾隆帝也常常显示出很公平，有错必罚，有功必奖，纪晓岚勤奋工作的杰出成绩，又多次受到乾隆帝的奖赏。
封建社会读书人最高的愿望就是能经由科举之路而入官场，光宗耀祖，然后做出一番事业，报效国家。纪晓岚自从入翰林院以后，并没有什么作为，他的才学和抱负得不到施展，却被发配新疆，只因为他的文才受到皇上的赏识，今日才得以大展身手，报答君恩了。为了编好这部皇皇巨著，他夙兴夜寐，呕心沥血。他是一位真正的读书人，不是为做官而读书，整理国故，写读为生，于愿足矣。他自称从四岁开始未尝一日离笔砚。编书期间，乾隆帝特赏赐他端溪旧坑石砚和御书玉屏拓本，以示嘉奖。
修书绝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纪晓岚和全体四库馆臣不分寒暑，竭尽全力，认真校勘。由于此书籍卷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