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了这么多，不能不说说李蕴英。很多同仁听说“刮脸事件”之后，都提出了一个问题：她是不是有病？确实，像这样的事，很难相信是正常人所为。当初，我们和学校接触时，就提出希望采访李蕴英。和学校软磨硬泡了两天，最后，那个校长特别诚恳地对我们说，我们实在不知道她在哪儿，况且，万一她压力太大，有个三长两短，那怎么办呢？我们只能作罢。李蕴英伤害了九名未成年的孩子，她受到的惩罚是“开除留用”。我不知道这个“留用”如何理解，是不是等风头过了以后，李蕴英又要重新走上讲台呢。学校对这件事的态度很暧昧，一方面，迫于压力，他们要说些义正辞严的话，另一方面，他们觉得家长不该把事闹大，实际上，他们对家长比对李蕴英更恼火。学校的一些老师则对李蕴英充满同情，认为她是好心办了坏事，其实这件事算不了多大的事，是“闹”大的。采访中，我们得知了李蕴英的一些事情，她中年丧夫，十年来，带着一个儿子过活。当然，不能因此就说她有病。另外，她的丈夫据说是因为她而死。十年前，李蕴英就经常体罚学生，一个学生被她打的小腿骨折，家长吵到李蕴英家中，结果李的丈夫一气之下，脑溢血发作，抢救无效死亡。这事是真是假，我们没深究，替孩子们打官司的律师据说进行了调查，拿到了相关证据。李蕴英有没有病，那要等医疗部门鉴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她早已失去了作为老师应该具备的正常心态，而这种失常与她个人的素质和所处的环境有关。
节目播出后的一个星期，我接到了家长的电话，说法院的判决下来了，要求学校和李蕴英道歉，另外，每个孩子赔偿一千元，问我怎么样。我无言以对，要是孩子的伤害能用钱来补偿，那倒简单了。
第四部分 心海偶得——心灵深处的感悟陈远达：广东采访随想录
2003年的春夏之交，时隔两个月后，我和刘文再赴广东，虽然这次拍的是非典型肺炎，知道的亲戚朋友都千叮咛万嘱咐，周围的人都对我们躲之不及，可我发现我俩对“非典”总是很难集中注意力，反而像落下了毛病一般：那就是看到警察、保安和广东大街上特有的棒子队，第一反映就是——绕着走！
这里首先声明，我和刘文绝对是部里最为遵纪守法的良好公民！出门在外绝没有任何投
鸡摸狗的行为！可如实招来的是，自打2月份我俩拍了那个反映收容遣送的片子，我俩一到广东，心里就有点打鼓，因为我俩知道，虽然我们怀里揣的都是伟大首都北京的身份证，可在这里可都算是进城外来人员，一在广东无合法工作，二无那要命的暂住证，这要是一旦被查到，诸位兄弟可就只有到收容站去赎咱俩了！
关于收容遣送的黑暗，以前听许多人说过，但亲身经历今年2月份可还是第一次。
收容遣送制度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它开始于5、60年代，主要是收容在城市里的国民党残兵、城市伤残贫民。这是一种带社会福利色彩的社会救济行为，所以从那时开始，这项工作就一直由民政部门来负责。80年代，关于收容遣送的第一部法令颁布，这就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遣送管理办法》，这部法令规定在城市里流浪乞讨的人都要遣送原籍。收容遣送开始有了以限制公民自由为代价，来换取城市靓丽形象的作用。
到了九十年代某届政府的时候，国务院下了个通知，把“三无（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不全）”人员正式列为需要收容遣送的对象。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所有的中国人，包括那些以采访为名全国各地到处溜达的人们，理论上到任何地方（当然是城市，中国的农村向来是最开放的，来去自由）超过3天的都必须到各地公安机关办理暂住户口和暂住证！不然哪一天，在任何城市的街头碰上各种各样的“棒子队”，你都有不由分说被塞上“猪笼车”，遣送原籍的危险！
接下来就该说说“钱”的事了。这里您可能会问，这收容遣送跟“钱”有啥关系呀？实际上您想在我们这年代，各行各业哪个部门不都和那“劳什子”有关系呐，收容遣送自然也是一样！因为要收容要遣送那都要花钱，钱从哪里来？各地的财政当然都得往外掏，有往外掏的自然就有人要挣这笔钱，加上抓来了人，各种罚款、收费、外快自然也就钱出有门。
比如在广州捞一个人的明码标价是1500元！有高额的利润，各地派出所、执法对也就有了抓“三五”人员的兴趣。所以广州市收容所外只要每天一上班，你会看到斯皮尔伯格《辛德勒的名单》里的场面，一车车的“人”！没有犯任何罪的人！就那么一车车得拉进收容所，然后大家奋勇上去开始捞人，想尽一切办法捞人！没有人要的，或者捞不出来的，又一车车拉出去！那场面刹是热闹！
我们的线人就是这样，它先是在南海被抓，又因为口袋里实在没什么油水，于是广东湖南的收容部门就废物利用，把这样的“人”一车车批发到湖南的许多农场、茶场去干活，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去干半年的活！这样的劳动力基本上是不需要任何成本的，每个人只要交50元，所以在一家茶场，茶场的人就明明白白告诉我们，这就是奴隶，21世纪的奴隶！
拍完这部内参片子我还想，在以后拍片的经费里是不是也应该加上办暂住证的费用，这样比较符合国家的法令，也会省去将来万一那位兄弟被抓紧去以后赎人的费用。当然此为不成熟的想法，大家可以讨论。
第四部分 心海偶得——心灵深处的感悟刘涛：假与劣之辩
《洋货市场看洋货》节目播出前后，关于假货与劣货之间谁更可恶的争辩在周围同事之间时有进行。本来是无可辩之辩的问题，之所以辩，一方面是因为劣的危害是直接的，假的危害是隐性的，买假之人甚至还可以体会到假的好处，如本人手腕上佩带的手表，吕少波夫人提的皮包，司机牛师傅穿的T恤，（这本来都是为了拍摄需要而不得已为之购买的，现在却在忠实的起着该起的作用），当然天性使然，凭空地多添了些没必要的解释，不想总怕台纪委的同志，什么时候来摆一道阔气名牌的来历。
说起来，假与劣之辩，还是从目前的现实引发来的。天津洋货市场的假货多，多到只要去过的人没有不留下深刻印象的，而且这种假你在全国的许多地方，都可以找到它的踪影，就连北京你也可以一二三地点出几家大的市场。难以遏制的原因，从需求上讲，跟一些老百姓的买假态度有关系，花上不多的几个钱就可以享受一把名牌的待遇，这对于许多羡慕名牌，又对名牌价格不敢恭维的人，未尝不是好事，这种观念作祟，一些管理部门的态度就成问题了。他们对于市场的情况尽管心知肚明，就是不下力气去抓。拍片过程中，当时为了拍到有关部门知假不打假的态度，还很是费了一番脑子，设想的几套方案都没敢用，结果打发司机牛师傅冒充农民去投诉，取得的效果意外之好。正是因为这种知假买假的投诉是惟一的一桩，再加上牛师傅憨厚的外表，把管理部门的人搞得哭笑不得，直截了当地训斥他了一番“不知道洋货市场全是假货，没真货吗？”等等诸如此类的话。更有甚者，管理人员还直接与售假的市场通上了电话，答应马上可以退货。其对市场售假情况的门清可见一斑（当然这种算计人的段落让孙玉胜总编痛下杀手了）。
现实对假货的司空见惯，还闹出了一则听来滑稽的笑话，说是某某领导人的夫人在洋货市场转了一圈后，也十分感慨价格的便宜，结果光假表就买了好几块。这则笑话的真假姑且不论，我认为如果有这事，那么这位领导的夫人不管买假表干什么用，这都说明，领导和他的夫人最起码还显得廉洁朴实，比陈希同要强多了，在手表上需要贪这种便宜，这让老百姓陡然感到和领导毕竟近了许多。当然这也不一定就能说明什么问题，想想18世纪的欧洲贵妇们在有了价值连城的手饰后，也常常是要订上些假货，而将真货束之高阁的。由此看，假的只要似真，还是有些用途的。
劣货则是人人感到难以容忍的，入口的食品当知道是劣货时，常常会让许多胃口好的人做起呕来，当然呕与不呕也要根据经济实力而定。就拿蔬菜来说，谁不知道农药残留严重超标，谁不知道肉食中的激素过多，可又有多少人每天是在超市堂而皇之的买贴有放心标签的？对于多数人来说，每当下班时间农贸市场红火的买菜割肉场面，让人真真地感到了许多劣货之所以源源不断，因为需求是无奈的，痛骂归痛骂，隐忍的最好办法是不去想，吃着就坦然多了。
由此看来，伪与劣、辩与不辩，原本就是大病之后谈病感，都是无奈。但社会毕竟要向前发展，WTO入世后的经济秩序毕竟要不断整顿，尽管现在欧洲人拒绝超了标的茶叶，我们还喝得津津有味，欧洲人拒绝了含药物成分的蜂蜜，我们还在作为补品。总有一天，我们也可能会讲究起来。
说到归齐，甭辩了，该打的还得打几个，尽管被打的不服气，但谁让你是倒霉蛋哪！
第四部分 心海偶得——心灵深处的感悟陈洁：不敢买房
一个温馨的家首先得有个稳固的根据地——我以为这是指一套房子——所以一直想拥有自己的房子，可以很“小资”地摆喜欢的沙发，挂喜欢的窗帘，在楼下看见窗口的灯光时可以很放心地说：那就是我家的——采访中众多购房者都有着类似的梦想。他们想在深圳安个家，下班后一家人能够轻松地聚在一起——他们努力工作，辛苦赚钱，然后把这血汗钱投向他们的理想家园。他们从没想到：从交定金那一刻起，他们便成了人家砧板上的一块精瘦肉。购房者步步设防，却着着失算，但现实中的消费者始终没发现自己钻进了别人早已设好的
圈套，直到节目中那位卖过房子的知情人道出原委。
那位知情人出现得十分偶然。我们在网站上登出了征集广告，那位知情人碰巧腿摔伤，无意中上网看到广告，给我们发来邮件，于是就有了这个节目。节目播出之后，我最怕他被识破，到现在我仍然十分钦佩他站出来的勇气，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在做一件与整个行业为敌的事情。刚开始，他似乎没有预料到这个危险，非常坚决地要求出图像，但是审片时孙总强调：不能轻易暴露给予我们帮助的“线人”，因为这样会置他们于危险之中，这样的危险有时候举报人自己不一定能意识到，但我们要有这个意识。于是，这位知情人始终被盖在一堆马赛克之下。
采访中，他很少激动，只是平静地叙述，当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的解释似是而非，他只是说他觉得应该这样做。几天之后我们熟起来，他才告诉我，有好几次当初的购房者在街上认出他，拉住他不让走，说他骗人——他说他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