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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宣传文告的作用，使北方儒生士大夫放心了，因为已经不再是被毁灭的对象了。北方的农民也明白了，吴军之来，是为了恢复秩序，安定生活。官吏们不害怕了，只要投降就可保全，蒙古色目人也不象以前那样死命作战了，因为檄文说只要愿为臣民，就可得到保护。除了蒙古皇帝和贵族，全被宣传感动了。投降的，放下武器的，以至倒过枪尖来杀鞑子的，一天天加多，北伐军因之得以顺利进军，在很短的时间内，收复已经沦陷了四百三十年的土地，平定西北，统一全国。”
大明虽然已经成为内敛性帝国，不复有汉唐蓬勃的活力、绚丽的色彩以及威加四海的武功，但是它恢复了汉族的文化版图，使汉族再次成为亚洲第一主体民族，大致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汉族是在明代形成的。自唐代灭亡后，中国分崩离析，胡族再次南下，汉族的影响时有消长，尽管两宋的文化灿烂，经济繁荣，但偏安于江淮以南，政治和军事上是懦弱的。尤其是元朝近百年的统治，对以汉族文化更是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摧残。当时的黄河流域，已经逐渐胡化了（即以夷变夏），如那位被洪武赞为天下第一奇男子的元军大将扩廓帖木尔实则就是叫“王保保”的汉人。尽管当时明代的疆域小于后来的清朝，但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中原政权基本活动框架再次确定，霍去病北击匈奴、马伏波南定西南所形成的版图基本恢复。可以试想，如果没有近300年的明朝，元朝统一300年后再由清朝统一300年，这块土地上的第一语言还可能是汉语吗？如果没有明朝三个世纪的统治，恐怕满清入关后不会那样认同汉文化。也就是汉文化也许边缘化了，我们正操着另一种语言。
但吴晗先生的这本传记之所以超越前人，是因为吴先生所受的新史学训练，使他有现代眼光来看待明朝，从而揭示出恐怖政治的可怕，独裁统治的残酷。
吴先生说：“元璋是以屠杀闻名的军事统帅，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至元璋六十七岁时，桀骜不驯的元勋、宿将杀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杀绝了，不顺眼的地方巨富杀得差不多了。连光会掉书袋子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杀特杀，杀得无人敢说话，无人敢出一口大气。”
本书最出彩的两章应当是“大皇帝的统治术”和“恐怖政治”。朱元璋靠明教起家而有天下，可自古靠秘密组织成功的独裁者知道秘密组织的可怕，因此他们会更加提防各类组织和秘密宗教。吴晗分析道：“他自己从这一套得到机会和成功，成为新兴的统治者，要把这份产业永远保持下去，传之子孙，再也不愿意、不许别人也来耍这一套，危害治权。”元璋上台后，除了禁绝别人搞当年他搞的组织活动外，另一个措施就是出卖了他所出身的、他所依靠夺江山的农民阶级。采取里甲组织，严密控制最基层的社会。发展了通行证制度，洪武十九年手令“要人民互相知丁（即监视）。”“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农民被完全固定在土地上，成了奴隶，民间社会的空间被最大限度地打压。但是在表面上，他一直强调自己出身农民的身份（淮左布衣），言语中表示他对农民的亲近：“四民之中，农民最劳最苦。”甚至喜欢发动群众运动，鼓励农民将贪官污吏和土豪绑送到首都。吴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治绩只是纸面上的。苛捐杂敛，弄得贫民卖产赔纳；徭役繁重，弄得贫民困苦逃避。尽管杀得人多，处的刑重，贪污的空气还是照旧。”
洪武帝除了抓好统治的“两个轮子”——军队和干部队伍外，行独裁的另两种重要方式就是大兴文字狱，堵塞言路，控制舆论，建立严密的特务网。
李辉先生在记吴晗先生的一篇文章里引用了《朱元璋传》中的一段话形容文字狱之恐怖：“网罗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头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网外围外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这段文字至今读来仍然毛骨悚然、寒意透背。不知道吴先生因言罹祸，屈辱地离开人世前，是否想起他三十多面前所描写的明代士子们的惨状？自己的文字竟然如此准确地预测了自己的命运，是历史的循环还是一语成谶？
谈到明朝的特务网，吴先生写道：“专制独裁的政权，根本上是反人民的，靠吸人民的血汗，奴役人民的劳力而存在。为了利益的独占和持续，甚至对他自己工具或者仆役——官僚和武将，也非加以监视和侦察不可。”
通过恐怖政治与无所不及的控制，朱元璋达到了皇权的顶峰，吴晗为此这样分析：“研究皇权的极权化发展，应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士大夫地位的下降，二是巩固皇权的诸多约束的被摧毁。”——这真是点睛之笔，即使在非皇权的极权社会里，这两条标准同样适用。
朱元璋终于茫茫乾坤一袋装了，书中很精当地描述：“他的性格、权力，加上古所未有的地位，使得没有人敢拿法来约束，甚至劝告。自己决不守法，在法律上，在法律之外，却强迫全国人守他的法，一点不许有差池，这正是暴君独夫民贼的典型人物。”——这段话是给所有无法无天的独裁者画像。
对独裁者的恐惧心理，吴晗先生也作了很好的表述，他写晚年的朱元璋，在杀完旧臣甚至自己的侄子外甥后，仍然没有安全感：“孤零零的一个人，高高在上，找遍周围，没有一个人可以寄托心腹的，得撑持着，时刻警戒着，提心吊胆，不让别人暗算。正如驶着独木船，水把独木船冲得团团转，几十年到不了岸，看着水是敌人，礁石是敌人，连天空飞的乌鸦也是敌人，谁都要害他，都在讥笑他，讽刺他。从得了大权，作了皇帝之后，害了高度的紧张病，猜疑病，恐惧病。”“他害的是一种虐待狂的病症，用别人的痛苦来减轻自己的恐惧。”千古独夫晚年都是如此：“鼓角灯前老泪多”。
这本才30万字的书我从北京到贵州，然后入湘，一路慢慢看完。看完这书，十分悲凉，联系到作者的命运，更觉悲凉。我在想，风华正茂的吴晗在清华园里写此书的时候，信许以为他靠别了朱元璋时代，他仅仅在写一本学术著作。
可惜他错了，我们许多人都错了。 （待续）
好书尽在cmfu
闲闲书话 2003 我们感觉网络的力量
（起1E点1E中1E文1E网更新时间：2004…3…21 22：34：00 本章字数：2134）
网络，是上帝送给地球人的礼物。从网络诞生始，人们都在议论网络究竟会如何改变这个世界。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于古老的中国而言，网络只是一个虚拟世界，这个虚拟世界似乎只属于一小部分人，占13亿中国五十分之一的网民。
太阳像往常一样升起，大河像往常一样流淌，工人和农民依然像往常一样劳作。网络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的变化，也只能让敏感的人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
然而，过去的2003年，古老的中国，从未如此感受网络的力量。
网络的影响，已不仅仅属于虚拟世界，属于一小部分人，网络上活动，也不仅只是无关民生国运的小资游戏。
2003年，我们一起感受了虚拟世界传达到现实世界的巨大力量和雷霆声音。这力量看似无处发力，却充溢在天地间；这声音潜行于地底，却胜似天籁。
让我们回顾一下网络2003年对我们这个社会国运民生的影响。
春节后不久，一个叫孙志刚的湖北青年因为没有暂住证，惨死在广州的收容站。作恶者像平常一样又开始玩弄瞒天过海的把戏，企图让惨剧掩盖，让死者的鲜血在时光中稀释。但是他们错了，错了，网络的声音有如地下的涌泉，权力和手腕不可能将其堵住。《天堂里没有暂住证》等网文广为传播，孙志刚的纪念网站点计量逐日飙升。尤其当孙志刚事件从网络走上平面媒体，《南方都市报》报道后，网络上更是充满了对不合理制度的质疑，对人性恶与权力滥用的愤懑，对公平正义仁爱的呼唤。从法律专家到普通劳动者，从白发老者到在校学生，在网上发文，参与签名。最终作恶者得到了惩罚，收容条例被废除了。这个结局体现了新的领导人对民意的尊重，也体现了网络作为表达民意重要途径所起的巨大作用。
4月份，广州、北京、山西等地sars肆虐，中华大地也笼罩着sars的阴影。网络又一次凸现了其重要作用。当国家主要领导人亲自站在抗击sars第一线时，网民们表达了对新领导人无私无畏、果敢英明的敬仰，一句“胡哥挺住”听起来那样亲切，领导人也在不同场合提到他们在网上了解到群众对中央抗击sars的支持。老军医蒋彦永的真话也首次通过网络在中国社会上传播，对官僚主义的痛斥，对公共安全制度的反思，对信息公开的呼吁，网民们已从孙志刚事件的愤怒变得更加理智。《一个大学生的非典日记》则在网上记录着普通人那段永远值得铭记的生活。
Sars过后不久，成都一个叫李思怡的三岁女孩饿毙在空房里。她的母亲因吸毒出去盗窃而被警方抓获，该女子哀求公安通知她的姐姐去照料被锁在家里的女儿，警方却根本不当回事，十几天后思怡的尸体被发现。惨剧暴露后，同样是掩盖与打压媒体，在众多传统媒体失声时，网络再一次担当了民意代言者的角色。在谴责与反思社会冷漠和制度麻木的同时，思怡死后百天后，众多网民在网络上签名，允诺禁食一天，以此来感受成年人社会的罪恶。在网络汹涌浪潮中，相关警官被起诉。
刘涌从死刑到改判为死缓，再被最高法院提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一过程再次显示网络力量的不可忽视。对于网络社会这个中国最民主、强权最无效的虚拟社会，刘涌的死与不死不是网民们追究的最重要问题，网民们透过刘涌案，表达的是对公正司法、审判独立、学者操守等诸多问题锲而不舍的关注。
2003年对中国，对世界而言，都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伊拉克战争从开始到结束，到独裁者萨达姆被擒，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网民没有隔岸观火。拥战与反战，痛悼萨达姆的垮掉与欢呼独夫民贼的末路，各种声音交织在网路上，中国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如此观点迥异的论调能在同一块土地上共存。虚拟的网络似乎改变着某种生态，让人增加了一些对民主与法治进程的乐观。
一起起矿难、三农问题、农村与高等教育的困境、媒体记者的操守、一个个重量级高官的落马、民工的眼泪与上访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