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利从来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读书,使自己生活的质量更高,有何不可?郁达夫都说过:“著书皆为稻梁谋”。脱离“利”去空泛地追求 “义”,就是虚伪。
我们应当教育自己的学生爱祖,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但让学生好好读书,搏一个好前程又有何不可。即使校方认为该教师给年纪还小的孩子说那些话有些不适当,但只能在技术层面上给予解决,在教师没有违反相应法规的情况下,你解聘他就是侵犯人家的合法权利。
好书尽在cmfu
关天茶舍 闺中之事,有甚于描眉者——兼评家中看黄碟事件
(起8L点8L中8L文8L网更新时间:2004…3…21 18:51:00 本章字数:506)
延安市宝塔区居民张某在家和其妻子一起看黄碟被警方带走(后放回),此事在法律界引起较大关注,而最近张某又以“妨碍公务”嫌疑被拘留,更有人认为当地警方有公报私仇之嫌。
对此我不想作过多的评论,倒想起了一个典故。古代有一个叫张敞的大臣,夫妻感情甚笃,有一天在卧室里给老婆描眉,被他一个同僚窥见(此同僚可能与延安张某的邻居有共同爱好:窥人隐私),于是这个同僚就到皇帝哪里举报:张敞身为人臣,本应有君子风范,但是在闺中为老婆描眉,败坏士林形象。第二天皇帝就此问张敞。张敞只说了一句话:“陛下,闺中之事有甚于描眉者。”皇帝听此言,莞尔一笑,就在没有责怪张敞了。
我们在佩服张敞的同时,还得说这个皇帝并不糊涂。古代并没有公民隐私权、公权、私权的概念,大伙都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皇帝都明白,闺房里的事,只要不在公共场所有伤风化,就是皇帝也管不住。夫妻敦伦,人间常事,何况是替老婆描眉,你皇帝不是也有三宫六院吗?
可是今天有些执公权者,连这个道理也未必明白。其实只要不是贩卖、散布黄碟,夫妻俩看看,也许还增加夫妻感情,碍你什么事?前者是违法甚至犯罪,后者是隐私。用不着去管。
好书尽在cmfu
关天茶舍 争论没有意义,我只是怀念海子
(起9A点9A中9A文9A网更新时间:2004…3…21 18:51:00 本章字数:1323)
关于海子的争论注定还要持续下去。我觉得争论没有多大的意义,我只是怀念海子,在心中默默的怀念这个死去13年的赤子。因为他影响过我和我的同龄人。
为什么要问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呢?这种判断是政治语言而非诗歌的。海子必定会是将来文学史讲述到20世纪80年代绕不过的一座礁石。
生前寂寞与清贫海子,难道他会预见死后的喧闹与“显赫”吗?围绕死者一切的论争仅仅是还活着的人的游戏而已,死者已矣,这一切和死者有什么关系呢?
有人说海子是一个时代的神话,将海子抬到神坛上,有人说海子的邪派武功害了一代人,似乎他是千古罪人。这两种说法我都不同意,海子无非是一个怀着赤子之心做诗的诗人而已。就象李商隐的空朦晦涩、典故堆砌等风格,成就了“西昆体”,影响甚广,也有人说流毒甚广。但毛病出在后人身上,帐是不应该算在李义山身上的。
李白死后埋葬在当涂,这个地方离海子的家乡非常近。白居易一次经过此地时,写下了《过李白坟》“采石矶上李白坟,接天衰草绕田生。可怜荒垅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自古诗人皆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诗人总是用生命在燃烧,才有动人的诗篇,所以自古薄命,海子尤甚。
海子一生都献给了诗歌,我觉得没有必要苛求他的表述方式是否符合传统的语法,本来语法也是约定俗成的,大伙都这样说也就成“法”了。只要诗歌能打动人就行了。记得《龙的传人》刚刚流行时,专门有专家撰文指出,副词“永远”不能重叠为“永永远远”而只能“永远永远”重叠,而“快乐”之类的形容词可以重叠为“快快乐乐”。但是大家就觉得“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唱起来感觉贴近心灵。司空图说诗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关键在于能否撞击人的心,其他的不应该看得太重要。
我在80年代末期第一次读到海子的诗歌,当时我还是一个高中生,80年代末,正是中国诗歌回光返照的时期,中学校园里诗风很盛行。我一读到海子的《亚洲铜》、《麦地之瓮》、《在昌平的孤独》等诗歌时,觉得有一种魔力在抓住我。“拉到岸上还是一只鱼筐,孤独不可言说。”心想,诗怎么能这样写呢?因为课本里的诗歌,不是《周总理,你在哪里》就是《天上的街市》,或者《大堰河,我的保姆》。但是就感觉这样写好、好极了(当时还没有“酷”这个词),就像红楼梦里的香菱读“大漠孤烟直”一样。
去年我去了一趟青海,海子在这里写下了“这骄傲的酒杯,为谁举起,荒凉的高原。”我突然想起海子离开这个世界已经12年,一轮岁月了。当时写了几段怀念的句子:
十二年,
一轮灿烂星辉。
十二年,
偷去少年爱情的,
还是当年那条白蛇?
十二年,海子已长成,
湖边那个牧童,
名字叫着旺堆。
夏日,格桑花染红
他的牦牛皮靴;
秋夜,他枕着三眼笛声入睡;
冬天,长长的鞭儿一挥,放牧的,
是唐古拉山的暴雪。
碌碌红尘中,当年的少年早已长大,为生计奔忙打拚,诗歌离我们很遥远。但偶尔想起海子的时候,心中仍是谢意,因为海子的诗陪伴过我们的青春,海子的诗提醒我们,我们有过为诗歌不眠的年月。好书尽在cmfu
关天茶舍 第一次进京——北京记忆之一
(起6M点6M中6M文6M网更新时间:2004…3…21 18:52:00 本章字数:1391)
一转眼在北京已经生活了十个年头了,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然后,在我心中,我依然不是北京人,北京似乎只是我偶尔落脚的驿站。
这种感觉很大程度源于我第一次进京的经历。
1993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东郊的一家企业,一个农家孩子能够分进北京,那种兴奋劲别提了。我和另一位分到同一单位的校友一起下了火车,坐地铁从东直门站出来换公共车。
当时是早晨5:30左右,街上只有清洁工人在扫马路,我呼吸了一口首都夏日早晨的空气,感觉真好,这时我俩背后响起一声断喝“站住!”
我俩一回头,看见一个胖乎乎的中年人叉腰站在后面,盯着我俩:“说你呢?干吗的?”他随手掏出一个本本晃了晃,“警察。”
我俩被吆喝惊住了,再看看自己,两个农家子弟面黄肌瘦,坐了40个小时的硬座来北京,脸黑发乱,再加上提着几个破包,确实像作奸犯科、负案外逃的流窜犯。
我俩连忙解释“我们是刚分配来北京的大学毕业生。”
“甭废话,看证件。”
学生证已经没有用了,最管用的就是派遣证,这可是被我们视为宝贝的东西,放在包的最里面。好不容易两人把派签证翻出来,替给人民警察。
这位便衣拿着派遣证瞥了一眼,觉得没什么问题,随手就把派遣证扔到地上,“你们走吧。”
这可是关系到我俩报到、落户的派遣证,就这样被人民警察视若敝屐!我们俩很伤心地捡起派遣证走了。
坐上公共汽车,听到售票员报站。我的自信心又受到了打击,学了四年的汉语言文学,硬是听不懂售票员的北京话,这位大妈报站好像舌头在开水里滚了一下,说出来的话含糊不清——后来才知道这不是个案,这是北京售票员的标准语。
我们两个乡下人害怕坐错车,怯生生地问“这车是到某某地方的吗?”这位大妈白眼一翻:“没看站牌?你不识字?”
My God,刚成了流窜犯,这回又成了文盲。
后来我和我那位一起进京的校友很长时间心里不痛快。我安慰他和自己,当年沈从文从湘西来北京时,从前门火车站下车,碰到一个拉黄包车的,告诉他给他找一个舒适便宜的旅馆,最后拉着他绕了半天,在一个偏僻的角落找了个破旅馆,沈从文说这是他进北京的“第一课。”毛泽东第一次进京时,七个人睡在三眼井胡同的一个破房子里,后来在杨昌济的介绍下,去北大图书馆做“临时工”,结束了“打流”的生涯。一个说着湘潭话的“民工”,总想和来借书的大儒攀谈,老是遭遇白眼。这段经历毛泽东和斯诺先生提起过。
“是英雄莫问出处。”我俩当然不是英雄,只好举毛、沈两位后来出息了的老乡第一次进京境遇来安慰自己。
由于本人尊容,在北京这些年,被人盘问,在饭店服务员、出租司机不待见已是常有的事,我已麻木了,然而有了随身带工作证和身份证的习惯。
常常看见那些有暂住证或者没有暂住证的外地务工人员,像惊弓之鸟在这个城市觅食,我感同身受。因为一个正常分配进京的大学毕业生都曾有过那种经历。
前不久,我和那个一起进京的校友一起吃饭,他已不是昔日吴下阿蒙了,成了一家中国新加坡合资企业的中方总经理。他公司的管理层一水的外地进京人士。
我问他是不是当年第一次进京遭遇使然?他说那倒不是,因为外地进京人士,更敬业、更勤奋、对企业更忠诚,眼高手底的大爷我用不起。
好书尽在cmfu
关天茶舍 李的悲剧是普遍的,张的胜利是个案
(起1N点1N中1N文1N网更新时间:2004…3…21 18:52:00 本章字数:1166)
——兼答西乌拉帕
西乌拉帕兄在《李昌平为什么失败》一文中对比了棋盘乡和写谢安乡以及李、张二人不同的命运。应该说,西的分析我基本是同意的。农民改变自己命运,必须依靠自己而不是企求有人“施仁政”,“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农民自下而上的探索和创造。
但是如果我们再作深层次的分析,就会觉得李昌平的悲剧是普遍而必然的,张德安的成功是个案,很难推广。不是没有推广的典型性,而是不能大力推广。
毛泽东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说过,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在长期的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充当着中国农民利益代言人的角色,正是发动了农民,党才取得了政权。在长达50多年的执政过程中,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误,有过60年代初大批人饿死和文革的悲剧,但至少在执政的理论上党总是代表包括农民在内的人民利益,“三个代表”所说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包括70%的农民的利益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可以说,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就是源于这样的理论。
基于对执政党理念的理解,李昌平上书高层,然后一级一级政府、党委重视,以求解决包括棋盘乡在内的农村问题,显然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我们是人民的政府嘛!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当然和封建社会的“包青天”是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