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与城一体，身处城中，还觉不出山的雄浑与力量，兰州则不然，两山夹峙，一水奔腾。城市在山之间，水之畔，缓缓地伸展自己的身躯。有河的滋润，有山的护卫，难怪叫“金城”，固若金汤之城。
说来好笑，大一我才学会了骑车，买了一辆破车，星期天和同宿舍的哥们骑车在大街上撒野。不过我们最愿意去的，就是骑过黄河铁桥，来到荒凉的北岸，我总觉得北岸才是真正的西部城市。南岸是喧嚣繁华的，属于尘世的，是凡夫俗子过日子的都市，北岸是宁静落寞的，属于宗教的，是给真主与上帝思考的城镇。我们把车停在黄河滩上，然后看河滩上的老头雕塑般地坐着，或者去露天市场看卖羊肉的回族汉子。回族汉子一个个都长得很帅，轮廓分明，睫毛突出。可长睫毛的眼神，透出来的不是多情，而是一种似乎超离尘世的冷峻。——也许，真正的回回，他们的心本不属于尘世，而是属于真主，所以许多白胡子的回族老人哪怕穿一身粗布衣服，可浑身散发的是一种贵族气质，这种气质源于宗教。
去兰山劳动是我们的节日。兰山上有我们兰大的林场，每学期一个班大概能上两次林场，无非是给树苗松土，或者浇点水。劳动那天，大伙儿准备中午的干粮，带着水，三五成群地往山上走，穿过一个铁道桥，半小时左右就到了山脚下。这活不累，劳动日反成了少男少女表露心思的节日。平时在上课哪种遮遮掩掩的情感，好像一到山野，就释放了。所以劳动日过后，某些男女之间的情感总会更深一层。
大学毕业时，我们许多人同车到北京。兰州站上，汽笛一声，多少人心碎，而我不敢看送别的同学，把目光投向兰山，看到那一片片树苗，那是见证过我们青春岁月的兰山，那是见证过我们清纯恋情的小树苗。当时不由得浮出李煜两句词：“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看兰山，看兰山上的树，看兰山的灯光。
造物眷顾，毕业后我竟然去过八次兰州，超过我回老家的次数。可是每次回去，觉得兰州已经不是我的兰州了，校园里的年轻男女，街道上匆匆的行人，和我都是陌路，我只是来兰州的一个旅者。
去年回兰州采访两山绿化，白天看兰山的树，东道主向我们介绍兰山绿化的不易，一棵树活下来差不多和一个娃长大一样不容易。当他知道我是兰大毕业的，就说那我就不用介绍了，兰山绿化多么艰难你肯定了解。晚上登三台阁看兰州灯光，满城灯火通明，而身边三台阁的灯光，便显得有些暗淡了。——也许是因为情绪的原因，记忆中三台阁灯光美丽明亮，那是因为这灯光曾照亮我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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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书话 ＇热点聚焦＇中国记者的困境——答安替
（起5F点5F中5F文5F网更新时间：2004…3…21 19：56：00 本章字数：1660）
最早在网上看到安替的文章，好像是篇有关全新新闻理念的文章（安替文中所说的在西方许多已是常识，但是在中国依然给读者极大的冲击力）。我承认，在中国拿着记者证的人，按着真正的记者从业标准来衡量，大部分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记者（这是个人的估计，欢迎质疑）。
什么是记者？不是拿着新闻出版署发的那个本本，拿着话筒去采访或者在报上署“本报记者”字样的就是记者。记者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我同意安替的看法，任何职业都有自己的职业标准和道德要求，医生有医生的道德，律师有律师的道德，同样记者也有记者的标准和道德。
记者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应该具有独立性。没有独立性的记者就不是真正的记者，没有独立性的新闻媒体也不是真正的新闻媒体而是宣传工具。这点常识实际上在中国民初时期就得到新闻界的公认，就是《大公报》所说的：“不党、不私、不卖”。
当然有人会质疑，真正的“独立”是不可能的，受过我国新闻理论影响的人，会说西方的媒体，看起来客观公正，实际上它们是受财团控制的，它们是有倾向性的。我要说的是在新闻运作中记者争取最大限度的独立，即对新闻线索的选择，和采访对象的接触、新闻产品的制作，尽量做到不受外界的影响。如果秉持这种独立，为新闻源保密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这些理念，在今天的中国，通通说不通。
因为中国的新闻不是自由的，中国的媒体首先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党政的宣传工具，是公权力的附属物，中国的大多数记者——至少是官方色彩浓厚的媒体记者是“党的人”，是“国家干部”，而作为中国最大的通讯社，它的定位是“党的耳目喉舌”，喉舌之外，再加上“耳目”两字，所以独立的新闻运作，保护新闻源岂不是一句空话？
随着南方一些带有民间色彩的媒体崛起（包括安替供职的《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一批接近于真正记者的新闻从业人员开始出现，新闻也开始按照通行于全球的规律运作，我们似乎看到了真正的新闻理念在中国扎根。然而一件件事情出来后，我觉得以前太乐观了。《中国经营报》当初的承包人被赶走后，某官方人士说了一句“经典”的话：在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党办的。
兼有“耳目”的新华社自不用说，就是最强势的中央电视台以及被一些老百姓视为“焦青天”的“焦点访谈”栏目，他们也不是真正按照新闻规律来原作，他们的力量也不是完全来源于“舆论”，而是来源于其“权威性”，央视的这种“权威性”背靠的就是“公权力”。“焦点访谈”往往扮演的不仅仅是所谓“民意”的代言人，而且还扮演了丑恶是非的裁判者，所以我们看到焦点访谈记者以及主持人那种“替天行道”的凛然正气，也常常看到他们先暗访，再向执法部门举报。地方官员之所以害怕“焦大人”，是因为“焦大人”能上达天听，“焦大人”说的话和他们的乌纱帽有关联，而不是真正的“舆论”使他们害怕。
由于媒体成为官方的附属物，那么媒体等级森严，记者分三六九等也就不奇怪了。尤其是一些中央媒体，按照机关那套方式运作也很正常。本人作为某中央媒体的从业人员，作记者前曾在某中央部委供职，几年的记者生涯，使我觉得在媒体和当初在衙门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出去采访常常受到高规格礼遇，官员陪同甚至把警车都开出来。因为中央媒体往往在宣传重大政治任务时是“集体作业”，十几家中央媒体一起出去，简直就是扰民。但这些年就是这样过来的，你怎么办？
中国大多数记者都面临着我这样的困境，我们对起码的新闻规律不是不明白，但是在某种力量的左右下，你又得按照另一种方式来运作。中国记者拿红包，中国记者借用“钟馗”打鬼，许多西方记者不理解，他们惊诧于中国记者如此高的“政治地位”。他们不知道，中国记者就是一帮没签卖身契但已经投靠“豪门”的衙役，“威风”是以牺牲自由换来的。
这样畸形的中国新闻界。不可能形成健康的职业文化和稳定的职业共同体。正如司法不独立，法官、检察官、律师的培养、选拔随意性强，便形成不了法律职业共同体一样。在这样的体制下，我们如何面对困境，走出困境，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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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书话 ＇热点聚焦＇农民进城命若鸡？——我对收容的认识
（起9J点9J中9J文9J网更新时间：2004…3…21 19：59：00 本章字数：2807）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若鸡。”两句诗出自苏东坡的一首七律。他在“乌台诗案”发生后，被押进大牢，和死囚关在一起，他以为自己要上断头台了，写了两首托孤给弟弟苏辙的诗。豁达如东坡，当时不知道明天能否见到太阳，也有这般“命若鸡”的恐惧感。
东坡是因为惹翻了当朝大老，才有如此之祸。然后许多来到城里，只想老老实实卖苦力挣一碗饭吃的农民，他们时时都有“命若鸡”的感觉，“五一”、“十一”重大节日不敢出去，热闹的地方不敢去，生怕被抓住，然后遣送回家，然后让家里用钱来赎。
我前年房子装修时，4个山东来的民工给我干活，居委会的老太太来检查，要他们出示暂住证，两个暂住证过期的连忙从消防口串到楼顶，飞也似的跑了，另外两个有暂住证的没走。老太太要没收这两人的赞助证，直到他把另外跑掉的两人叫回来才还给他。刚从山西来我家的老丈人前来说情。居委会老太太一听山西口音，命令我老丈人一并去办暂住证。
回来后我听说此事，非常生气。跑到居委会和他们吵了一架：妈的，老爷子来北京看女儿女婿，要去办暂住证，真扯淡。而且居委会有什么执法权？敢没收别人的暂住证。作为居民的自治机构，居委会和居民究竟是什么关系？你们看过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没有？看到来者非善茬，一问单位，和他们上司的上司关系密切。于是把暂住证给退了，我老丈人办暂住证的事也不提了。
后来我想，如果他们面对的不是“和他们上司的上司关系密切”的人，那会怎样？如果那两个从楼顶上逃走的民工摔死后怎么办？
北京的警方抓住没有暂住证的，（或者将人的暂住证当场撕掉，说：“你的暂住证在哪？”）先关在昌平区七里渠，然后再遣送回乡，让家里拿钱赎。一旦到了当地警方手里，赎的钱就更多了，因为“成本”更高。所以一旦有人抓进去了，往往找北京能说上话的老乡、亲戚从七里渠收容所保出来。我多次受老乡之托，去七里渠收容所领过人。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泪水，常常浸染着我被城市打磨了许多年的心。
一次陪全国人大代表视察北京工作，在最后和北京政府高层交流意见时，有代表义愤填膺地痛斥北京对外地人收容的不人道。相关政府人士顾左右而言他。只说，全国都是这样做的，如广东等等。
收容政策的不合法，其实包括执行者在内也心知肚明。有一次我和一个派出所的警察兄弟在一起吃饭，我说你们收容遣送，先不讨论是否违法。就是在同一样政策下，你们都是看人下饭。比如长虹的老总倪润峰，他的户籍在四川绵阳，来北京在五星级宾馆住2、3个月，按你们的规定，应该去办暂住证。但他不可能去办，你们也不可能去遣送他。而同样一个绵阳农民，他和倪润峰一样是来北京的绵阳人，如果不办暂住证，你们查出来肯定遣送。这哥们说，这道理谁都懂，可上头要怎么干咱就怎么干。
收容政策不仅违宪，也违背立法法。立法法实施已经三年多了。按道理说，一旦立法法实施，一切和上位法及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应当自动废止，或者立即修改。
收容办法本来是针对那些无家可归、不能自食其力的流量者、乞丐、精神病患者、找不到监护人的未成年人，是一项救济政策，然而它现在正好走向救济的反面。当收容对象扩大到来城市未办暂住证的外乡人时，就成了捞钱的工具。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不给人任何申请行政复议的机会，不提供任何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