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选择了香港，那里有她很多的回忆。后来，她连香港也放弃了，去了大洋彼岸——一个没有中国政治影响但比谁都更关注中国的地方。
她走了，在她后来43年的生命里，她去了很多地方，可再也没有回到过这里。
她在异国的漂流中永远心怀着上海的地图，怀着对上海无言的亲近。上海是一座堪称奇怪的城市，它可以让一个外来的孩子在此生活20年对它视而不见或鄙视它的一身俗骨，又可以让这个人把几十年的海外旅居生活都用在对它的探索，在纸上草草记下的句子大多是对它的追忆与疑问。她去一个又一个城市，可她的心永远留在她离开43年的那个城市；她去一个又一个城市，可只在此中一再发现了它的影子，就像一个性格易变的情人一次又一次萌生对同一个旧情人更深的爱意，那样不甘可又无可奈何。她始终没能超越这一方土地，没能超越这一方土地里拖着沉重背影的末世人物，作为作家，这是个缺陷，后人这样淡漠地评说着。
张爱玲的才情是纯中国式的，只有自己人——中国人才能揣摩她的话里有话；她的传奇只有在中国才能成就，不幸成就于乱世。但适逢乱世，又是她的幸运，因为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容不下她。所以她的背景是荒凉，不管前台多么热闹绚烂；她急急地赶路，孜孜地忙碌，就是因为思想里一直有这惘惘的威胁。出名的时候，她曾与苏青惺惺相惜。
苏青：“你想，将来到底是不是要有一个理想的国家呢？”爱玲：“我想是有的。可是最快也要许多年。即使我们看得见的话，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苏青叹息，说：“那有什么好呢？到那时候已经老了。在太平的世界里，我们变得寄人篱下了吗？”这就是她们的理由。彼此心知肚明。一言以蔽之：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平安。是的，平安是就近的，谁能看穿未知的将来？我们后人看到了爱玲走后的历史，只能愧怍，无言以对。乱世之后的将来即便是平安的，韶华易逝，他们也已不复是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时代精英，而是寄人篱下的垂垂老者了，这是她们最不愿意的。历史把一些人推向前台，又把一些人推向幕后，是这样无情而又多情的公正。多年以后爱玲在美国得遇胡适，更验证了她关于时代的威胁感。一位是中国现代文化界的领袖人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一位是满清贵族的后裔，40年代上海滩的当红女作家。如果在国内，如果1949年的胡适，革命没有发生，那么，他们俩人可能永远不会相遇。而当年，胡适之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曾经喧嚣一时，像张爱玲的姑姑、母亲等受着胡适之的影响而走出家门，它又使得许多传统的文化人成为遗老遗少，遭到时人的唾弃。没想到30年后，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化如火如荼，挟政权的威势席卷全中国，胡适们被视为资产阶级，从而被扫进了历史的暗角。当爱玲看到在异国落寞度着晚年的胡适，无疑感到了时代之残酷性，又看到了自己的某些影子。一代又一代后人为前人哀悼，势必如此，无可逆转，如果不想可怜地寄在后人的篱下，只有放逐自己，随风到远方去。就像大树永远推陈出新绿，而落叶飘零下坠，在泥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姿态从容。
落叶的爱
大的黄叶子朝下掉；慢慢的，它经过风，经过淡青的天，经过天的刀光，黄灰楼房的尘梦。
下来到半路上，看得出它是要，去吻它的影子，迎上来迎上来，又像是往斜里飘。叶子尽着慢着，装出中年的漠然，但是，一到地，金焦的手掌，小心覆着个小黑影，如同捉蟋蟀——“唔，在这儿了！”秋阳里的，水门汀地上，静静睡在一起，它和它的爱。《中国的日夜》里的一首诗，写于1943年）褐赭色的落叶，是成熟的颜色。越黄得深，越可从上联想到它在热烈的夏季里曾有过怎样青翠逼眼的绿色与勃勃的生命。张爱玲就是一片深赭的落叶。她的生命曾绚烂得让人觉得不安。
可当她从枝头掉落，没能妥贴地归于大地，甚至隔着水门汀也没有，没能像那片幸福的落叶，和它的爱，一起静静地睡在秋阳里的大地上，隔着上海亲切的水门汀。
她得不到这样安宁单纯的快乐。
她是一片焦黄轻灵、随风而逝的落叶。从枝头飘落，她的根，再也捉不住她去的方向。
银白；执子之手（1995…1967）执子之手（1）
（1955—1967）
1955年的一个深秋的黄昏，张爱玲乘上“克利夫兰总统号”离港赴美。送别她的只有宋淇夫妇。她的心情与上次离港时是截然不同的。那时候，她正年轻，对未来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回去的又将是她所熟悉的上海。而这一次，爱玲是以“难民”的身份远走异国他乡。新大陆，陌生的环境，没有亲人，前途未卜。“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去国千万里，何日是归期？！
凄冷的秋风，吹起了爱玲深黑色旗袍外的深黑色的长丝巾。她强忍着泪水，与宋淇夫妻挥手互道：“再见！珍重！”彼时情境，正如中国古诗中所谓“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望着越来越远的维多利亚海湾，望着越来越远的故国，爱玲的心头不禁一片黯然。小小客舱啊，“载不动，许多愁！”船到日本，她在给宋淇夫妇的六页长信中写道：“别后我一路哭回房中，和上次离开香港的快乐刚巧相反，现在写到这里也还是眼泪汪汪起来。”作为爱玲好友的宋淇夫妇读罢此信，感念故人天涯，也不禁伤怀。爱玲在信中还说，她之所以要赶紧写信，告诉旅途中的一切，是因为“有许多小事，一搁下来就觉得不值一说了，趁有空的时候便快写下来。”此后，爱玲对宋淇夫妇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而且，总是事无巨细地向他们“絮絮诉说不休”。她的信长短不一，语调也随着环境和心情不同而变化，可是每封信都发自于她的内心。爱玲认为世事千变万化，什么都靠不住，惟一可以信任的是极少数的几个人，因此，她再三嘱咐宋淇夫妇：“一有空就写信来……但一年半载不写信我也不会不放心的。惦记是反正一天到晚惦记着的。”世人皆谓爱玲冷漠。其实，这位天性内倾，不喜与人交游的才女，一旦和朋友缔结了深交，就会毫无保留地付出她真挚的友情。她与宋淇夫妇二十年如一日的莫逆之交，她与炎樱的一世情缘，都可以看出爱玲的款款深情。宋淇先生说：“廿几年过去了，她的旧信已积成一大堆，我们偶尔翻阅，读到那些富于‘张爱玲笔触’的字句，又像在斗室中晤对清谈了。”以上根据宋淇《在香港》，《永远的张爱玲》，P。211。从以上张的自述可以看出，她当时的心情是颇为凄苦和漂泊无依的。
船是在美国旧金山入境的。审核她文件的是一个矮小的日裔青年。爱玲的身高本是五尺六寸半，而他却写成了六尺六寸半。爱玲称之为“弗洛伊德式的错误”。她后来解释说：“心理分析宗师弗洛伊德认为世上没有笔误或是偶尔说错一个字的事，都是本来心里就是这样想，无意中透露的，我瘦，看着特别高。”爱玲直到晚年，一直都记着这件事。也许是因为它有趣，也许是一种绝妙的暗示。爱玲从踏上美利坚土地的第一天起，就发生着一些阴差阳错的事。可是，其中的因缘，这又有谁说得清呢？
入境之后，爱玲乘轮船驶向旧金山的50号码头。停留不久，她就马上乘火车到纽约去，好友炎樱在那儿等她。纽约到了。纽约是美国的门户，也是一个橱窗，通过它可以看到整个美国生活。摩天大楼，繁荣的港口，宽阔的街道……这一切，无不昭示着一种鲜明的美利坚文化的特色。但是，对张爱玲来说，颇有一种“这一切都是别人的，与我无关”的感觉。
风雨故人来。遇到炎樱，在这初到异国的寒夜里，多少让爱玲觉得有些欣尉。“他乡遇故知”本来就是中国人所谓的人生大幸事之一。爱玲和炎樱还是携着手一起去逛街，吃东西，就像昔日在上海和香港时一样。
在纽约，爱玲有一个非常想见的人，那就是胡适。早在1954年在香港时，爱玲就把《秧歌》寄给胡适，另外附有一封短信，大致是说希望这本书有点像他评《海上花》的“平淡而近自然”。在胡适的全盛时代，投书求教者不计其数，许多青年视其为“精神之导师”。胡适还不得不在每周中专门抽出一段时间来见那些想见他的人。以致于胡适百年后，人们还争相竞说：“我的朋友胡适之。”
素昧平生，爱玲投书胡适，只想求得他的一点指教。不久之后，她收到了胡适的亲笔回信。信是用细毛笔写在一张小笺上的。书名左侧加一行，后来通用引括号。适之先生用了引语号，后来又忘了，仍用一行曲线。这些都似乎镂刻着五四时代的深深痕迹，令人“不胜低回”。字体是潇洒灵动的，让人不禁想像着当年年轻的留美博士胡适之教授在北京大学讲台上的潇洒风神。信中说：……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的真好，真有“平谈而近自然”的细致工夫。……以上说的话，是一个不曾做文艺创作的人的胡说，请你不要见笑。我读了你十月的信上说的“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我读了这几句话，又读了你的小说，我真很感觉高兴！如果我提倡这两部小说的效果单止产生了你这一本《秧歌》，我也应该十分满意了。……信中，胡适还具体针对一些章节，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和点评。
三年后，爱玲申请到南加州亨亭顿·哈特福基金会去，还写信请胡先生作保。胡适答应了，顺便把那本《秧歌》寄还给爱玲。此书经他通篇圈点过，又在扉页上题字。爱玲看了，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不久后的一个下午，爱玲和炎樱一起去看胡适。那条街上一排白色水泥方块房子，门洞里现出楼梯，完全是港式公寓房子。初冬午后的阳光里，让人有种恍惚的感觉，仿佛还是在香港。上了楼，室内的陈设也是中国式的，看起来非常熟悉亲切。适之先生忙着招呼他们。他穿着灰色的长袍子，飘飘然地站在雕花的窗边。深受西洋文化熏陶的胡适，此刻，站在她们面前，更像是一个谦和儒雅的中国文人。胡适的夫人江冬秀端出新沏的茶来招待她们。青瓷的小茶杯，柔滑细腻，爱玲轻轻端起来，把玩于掌心，轻轻地念出那上面刻着的字：“寒夜客来茶当酒！”胡太太态度有点儿生涩，两手交握着站在当地。也许，她有些地方永远是胡适的学生。炎樱天性活泼，也不怯生，热情的用国语和胡适夫妇说着话，可惜她离开上海久了，国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