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抓去，然后她开始撕书。
我尖叫着夺过那本被她撕了一半的书，我看见大师的脸被她扯成两半，嘴脸歪斜。
如意闻声过来，将撕书的小人精抱走。
如意是我女儿的保姆，从伊豆一出生如意就一直跟着我。
我的家庭事实上是由三个女人组成的：我、伊豆、如意。我们平静地生活在北京一幢普通住宅楼里，夏天的时候我们的裙子花花绿绿晾了一阳台，空气中飘着好闻的香味儿。那景象是我喜欢的景象，“末日”这样恐怖的字眼儿已被我们远远地甩在脑后。1999已变成一个遥远的年份，它藏在时间的深处，藏在一个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也许它正和我失踪的黄胶纸诗集呆在一处，在黑暗中睁着眼睛望着我。
末日悬在空中，末日的感觉是那本小蓝书带给我的，只要我的手平放在那本书上，我立刻进入一个秘密通道，先是我的手，然后是胳膊，再然后是全身，我像被一股吸力吸进去，被吸到另一边。眼前的景象就像倒放的录像带，我回到1999，伊豆回到我子宫，如意也回到我见到她之前那地方去。
宽宽和她的电影想法
1999年，无数个回顾节目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我们的视野主要限于大街上的广告牌以及电视屏幕。无数黑白片向我们涌来，连小时候看过的“新闻简报”都被从仓库里翻出来，在电视里一遍遍播放。
“新闻简报”都是些下着滋啦啦小雨的黑白片，这些新闻电影在1999年出现，看上去既怪异又新鲜，好像有人在故意玩弄时间游戏，把我们在时间走廊里一会儿带到这儿，一会儿带到哪儿。这又使我想起宽宽让我看过的她拍的那些样带——那些带点古怪想法和魔幻色彩的MTV（据说现在MTV的正确叫法应该叫MV，但一种叫法流行开来之后再更正，正确的倒像错误的，错误的倒像正确的）。我们坐在宽宽家的大沙发上，看对面大屏幕上飞来飞去的云彩，快速切换的红嘴唇，来来往往的人腿，快速晃动的斑马线，竖在空中的头发，倒立行走的男人……我们坐在沙发上吃着爆米花看着这一切，有时我们会心一笑，对着屏幕指指点点，那时我们都还没有被爱捆住手脚，我们自由自在，无事一身轻。她没有小虎子，我也没有伊豆，那时我们一心向往艺术，我要成为中国一流的小说家，她要拍出中国一流的城市电影。我们充满梦想，我们从来不理俗事，至于说孩子，在我和宽宽那时的字典里，“孩子”这个词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不可能有孩子，也不可能有谁想要孩子，我们满脑子是亮闪闪的像宝石一样的东西。宽宽总是说，有一天，她会把我的小说拍成电影，拍得像梦境一样美丽而传奇。
有时，我一闭上眼睛，眼前的文字就会飞幻成画面，是宽宽那种画面，飞速流动，精美，奇异，变幻多端。我们走在街上，宽阔开朗的街道，就会变成一个巨大开阔的拍摄现场，宽宽会站在中粮广场众多玻璃钻石般反射着太阳光彩的街上，用手指画出一道圆弧形的彩虹。
她说，我就是要拍出最艺术的电影。
她说，电影就是一切。
电影就是人生。
把她话语里的“电影”两个字换成“写作”，就是我想说的全部。
1999，虚构的女儿伊豆第一章 末日传说（3）
军事重地，不得入内
拍地下电影的胡安（中国有个女导演好像也叫胡安，他们不是同一个人，我说的这个胡安是个男的），那时还没有在宽宽的生活轨迹中出现，女导演宽宽自由自在地活着，拍她的魔鬼MTV，约朋友出来喝点小酒吃点烤肉，生活过得悠哉悠哉。我与诗人A生活在两个城市，彼此没有见过面。那是1996年，离我们见面的时间还差几个月（我们到年底就要相遇），那一年，《1999年人类大劫难》那本书正在这座城市里悄悄流行，流行的速度之快有点像某种类型的流行性感冒。像风一样在空气中传播着，风刮到哪儿，就把某种不祥的情绪带到哪儿。这样一本只有175页的薄薄的小书，带给人们的恐慌是预先所有人都没想到的。
那本灰蓝色封皮的书自从在我的信箱里出现，便像影子似的粘上了我，我走到哪儿，它就要跟我到哪儿，它有时出现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那时我还在一个保密单位里任职，单位门口贴有“军事重地，不得入内”字样），有时又从我松软的枕头底下冒出来。我所有的写作素材本都变成了与那本书颜色相近的灰蓝色，这种变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它们堆在我的书桌上，堆在我打印好的一摞摞的小说稿旁边，一张张表情肃穆的面孔上端正地写着我名字，有的还贴有标着日期的白纸条，上面写着“一九××至一九××雪凝小说”字样。
那一年，很多人都在生活中找到了与“劫难”有关的蛛丝马迹。有人在大树底下的阴凉处发现了一个罕见的蚂蚁洞，就蹲在地下一蹲就是几小时，那人面露惊恐之色，眼镜几乎要滑落鼻子尖底下，他也顾不上扶一下，他似乎被什么东西深深吸引住了，忘记了现实的存在。吃晚饭的时候，有人在饭堂打饭窗口前遇见他，发现他的饭盒里爬满大小不等的红头蚂蚁。
老甘从窗口里接过两个馒头若无其事地丢进饭盒，他找个地方坐下来，大口大口吃起来。
很多人远远地看着他，想说什么，却又止住了。
单位里都传说老甘的老婆，去了日本不到一年就提出要跟老甘离婚，离婚两个字，如同从晴空中掉下来的两把短刀子，把老甘心给吓傻了。
她出去的时候还好好的——
她上个月还打电话来——
老甘一个人站在操场上说着没头没脑的话，没有人接他的话茬，他像说给自己听的，但他说的声音很大，从旁边草地上经过的人全都听到了。老甘就像一块阴影，一个不祥的移动物体。他一走到哪儿，哪儿的空气似乎都变得暗淡一些。空气中浮动着浑浊的若有若无的微小颗粒，老甘就带着他的一身晦气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眼球变得越来越浑浊，头顶的头发像荒芜的草那样越变越稀少，大家都说：“你看老甘怪可怜的，老婆远走高飞，把他的魂儿都带走了。”
那阵子正是“末日说”流传最盛的一阶段，很多人都从不同渠道得到了《1999年人类大劫难》这本印制粗糙按现在的话说可能是盗版的书。没有得到的人都跟丢了魂儿似的，坐立不安地在院子里打转，有的人骑上自行车上了海淀图书城，他们想，别人有的，我也一定要有。况且这是性命攸关的一件大事，1999年人类将面临毁灭性的灾难，如果这场灾难不可避免真的要来，那么从现在开始的三年时间就什么也不干了，躺在床上睡大觉，什么也不用创造（创造了不也白创造）。喜欢争权夺利往上爬的人，忽然之间也灰了心，心想着往上爬又怎样，拍马屁又怎样，到时候还不是死路一条。蘑菇云在某一个早晨腾空而起，橘红色的火焰像一条巨大的舌头舔着窗帘外的玻璃，塑钢门窗在瞬间变化变软，如糖果般黏腻，人们惊恐万状地躺在床上，可能还光着身子，大难当头，已经顾不上什么体面，要逃肯定已经来不及了，惟一能做的就是如何使自己死得舒服点。有人寻找恋人的脸，有人抱紧自己的首饰盒，有人把存折藏进据说是防水的口袋里，有人疯狂地做爱。
在人心惶惶的1996年，我们都被那本只有175页的魔书牵着鼻子走了。人们对生活的绝望情绪被充分地激发出来，无论做什么事都在想，还有什么意义呢？老甘是我认识的人里惟一没有那本书的人，可是在1996年的夏天，老甘比任何一个人都更像一个行走在危险边缘的人，如果说我们距“末日”还有大约三年的时间，那么老甘距“末日”的时间就只剩下三个月了。
那年夏天，老甘穿着一件百孔千疮的破背心，在院子里幽灵似的走来走去。他有时蹲在大杨树下观察蚂蚁洞，一蹲就是几小时，许多人不理解他这种举动的具体含义（也许根本没什么含义，他只是无聊）。人们在私下里议论纷纷，说老甘也许是受刺激了，有点神经错乱，但也有的人说，单位里最清醒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甘。他看蚂蚁搬家，是在观察自然界最微妙的变化，他没有疯，他是最清醒的。
恐慌感像流行性感冒那样，在我的同事们中间流行开来，上班的时候，有人在桌上竖起一只倒立的啤酒瓶，有人开始屯积水和粮食，有人清晨四点就下楼跑步，有人烦躁不安地在楼顶的露台上走来走去，有人终日沉着脸，不说一句话。谣言像从地缝里冒出来的小蛇，在恐慌的人群中间钻来钻去，其中有一种谣言是说：老甘在近日准备远赴日本，把背叛他的老婆找回来。
由于职业的特殊性，老甘是不可能出国的，所以这个传说一听就是一个谣言。老甘那阵子除了上班就是穿个破背心在院子里满世界转悠。几个蚂蚁洞都被他挖开了，并且注上水，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可理喻了，人与人之间就算每天见面，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和我的女同事们热衷于购买一种据说能避邪的红鞋。
我们每人买了一双，放在机房入口处的黄鞋柜里。那排黄鞋柜上贴着我们的名字，一格一格排列整齐的人名，看上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我看到我的名字“雪凝”两个字，被人用一种扁扁的字体写在上面，我对那种字体有种说不出的厌恶。抽屉里装着我避邪用的红鞋，拉开以后就会看见两只血红的小鞋。
主任无意间发现了这件事。
主任态度坚决地说，上机房女同志一律不许穿红鞋，并把这当成一条纪律用硬笔书法书写成条文贴在机房墙上。计算机房是我们每天都要去的地方，我们的拖鞋有规律地码放在抽屉里，我们每天都要打开那些抽屉拿鞋子。有一天早上，我们惊奇地发现，我们每个人的抽屉里的红鞋都变成了一张白纸，我们辛辛苦苦跑遍大半个城市买来的能避邪的鞋子就这样不翼而飞了。
后来公家给我们买来一种白鞋，那颜色被日光灯一照惨白得厉害，我的同事章雪称之为“死人白”。
1999，虚构的女儿伊豆第二章 断裂（1）
1996年死去的孩子
和我一个办公室的女友章雪1996年夏天怀过一个孩子，她丈夫和言也在我们单位上班，他俩与一个叫福生的人共住一套房子。在1996年夏天他们打得不可开交，章雪和福生大吵一架之后，当即晕倒被送到门诊部去吸氧。那一年人人火气都大得要命，因为一点小事就能骂得头破血流。女人的哭声尖锐而锋利，像碎玻璃一样扎手剌人。我记得在某一个闷热的下午，我和章雪在办公楼三层的卫生间里相遇，当时我洗了手正准备出去，章雪面色苍白地走进来，盯着镜子里我的脸半天不出声。我问她怎么啦，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她说，嘘——小声点儿。
章雪踮着脚尖儿走过去，将卫生间里小隔间的门一扇一扇拉开来看，在确定每一间里面都没人之后，用不可思议的腔调对我说：
你知道吗，福生可能要往我家冰箱里投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