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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会儿干吗去？”我问——
谁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斯利沃，吉娅，理查德，等等，他们就那么站着，混在“地窖”的人群中，等待着时间流逝，等待着，就像贝克特笔下的主人公，无望地等待着……而我，我一定要去做点什么，到达某个地方，建立某种和谐，我要说话，我要行动，我要跟他们一起沉沦，跟他们一起癫狂……
那个黑发的漂亮女人醉得更厉害了——她穿着一袭漂亮的黑色紧身丝裙，将她美妙的身形展现得淋漓尽致。她刚走出洗手间，旋即又跌倒在地——四周都是疯子，我根本记不住那些精神错乱式的愚蠢交谈，那实在太疯狂了！
“我不行了，我要去睡了，明天我再去找你们……”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走过来，请我挪个地方，好让他们研究一番我身后墙上挂着的旧金山地图。理查德轻率地咧嘴笑着问他们：“你们是从波士顿来的游客吧？”
我又去打了一次电话，还是找不到欧文。那我只能回到贝尔旅馆蒙头大睡了，就像在山上那样入睡。这个时代的确太疯狂了——
但斯利沃和理查德都不想放我走。每次他们都只让我离开几步，我发现自己脚不点地，我们都脚不点地，似乎在期待着什么，而那“什么”却是虚无——它撕扯着我的神经，占据了我的意志，最后我不得不满怀伤感地跟他们道别，走进夜色之中——
“科迪明天十一点会来我家！”贝曼大喊大叫，我终于听清了他说的话。
在百老汇大街和哥伦布大街的转角，在一家著名的小吃店里，我跟拉菲尔通了电话，要他明天一早到贝曼家里碰头。
“好的，可是你听着！我在等你电话的时候刚写了一首诗！一首非常了不起的诗！是写你的！我要把它献给你！我能现在就在电话里念给你听吗？”
“念吧……”
“朝菩萨吐口水，”他开始念，“朝菩萨吐口水！”
“啊，真是太美了……”我说。
“诗的题目就叫《给杰克·杜劳斯，佛之囚徒》，这就是这首诗的风格……”他在电话里絮絮叨叨给我念完了这首精神错乱的长诗，我靠在汉堡柜台边听着，他边叫边念，我听懂了每个单词，明白了他的每个含义——这个曼哈顿东区底层的意大利天才，从文艺复兴时代复活的天才。我感到无比的悲伤，上帝啊——在城市里，我的诗人朋友们念给我听他们的诗——就像我在山顶所预知的一样。它在城市里进行着，颠倒混乱——
“真美，拉菲尔，真棒，你是最伟大的诗人——你现在已经做到了——真伟大——不要停顿，一定要毫不停顿地写下去，文不加点，不假思索，不停地写作。现在，我想听听你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你看到了吗？看到我在做什么了吗？你明白吗？”他在发“明白”这个音的时候就像在说“明摆”，带着某种纽约的味道，带着世上某种新事物的味道，一个城市底层的诗人，就像克里斯托弗·斯马特①和布莱克②，就像疯子汤姆③，像那些街头巷尾的男人。伟大而又伟大的拉菲尔·乌尔索啊，在1953年，他跟我的姑娘上床，几乎令我发狂——可是，谁做错了什么呢？我的过错不比他们的少。这一切，都记载在《地下人》④里了——
《荒凉天使》 上 卷《荒凉天使》 孤独之荒凉（39）
“了不起的拉菲尔，我们明天见。睡觉，安静——彻底安静下来，沉默就是终了，我曾经跟你说过，我的整个夏天就是这样度过的。”
“了不起，真了不起，我明白，你参透了沉默，”他的声音热情而悲哀，通过这可怜的电话机穿透过来，“你参透了沉默，令我哀伤，不过我也会的，相信我，我会的……”
我回到房间睡觉。
可是主啊！我碰到了一个老迈的夜班职员，一个法国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当我的老友马尔住在贝尔的时候，在他那间亮着电灯泡的房间里，我们大碗喝酒，向莪默·伽亚谟①致敬。漂亮的姑娘，垂着短短的发卷，待在我们身边。这个老职员对我们十分恼怒，总是对我们毫无理由地大喊大叫，令人生厌——时间过去两年了，他好像换了个人似的，一直弓着腰，嘴里咕哝着去给你开锁。这老头已经75岁了，他变得和蔼可亲，死亡的临近打开了他的眼睑，让他看到了启示之光。他不再疯疯癫癫，不再令人生厌了——甚至在我要求他（我真的要求了）站在椅子上弯腰把壁钟挂好的时候，他还温和地对我笑了——他腰酸背痛地下来，领我回我的房间——
“先生您也是法国人吗？”我说，“我本人就是法国人。”
他这种新的温和也是一种新的佛性虚空。他连问都不问，就帮我开了门，带着悲凉的笑容，仍然躬着腰，向我道别：“晚安，先生，一切都好，先生。”——我惊呆了——反复无常了73年之后，他开始等候着那一刻的到来，度过几年露水一般美好的时光，然后被埋葬。在墓穴里，仍然躬着腰，虽然我不知道到底会是怎样的情形——我会给他献上花束——我想从现在开始，为他献好几百万年的花束……
在我的房间，在我睡梦的床上，金色的、永恒的无形花朵撒落下来，撒落着，无处不在。这是圣特蕾莎的玫瑰花雨，撒遍地球上的每一角落，遍及每一个体——哪怕是那些混乱的男人和轻率的女人，哪怕是后巷里那些撒着酒疯的醉鬼，哪怕是千里之外、六千英里之上我的阁楼里那些吱吱嘎嘎的老鼠，也会永远地分沾她的玫瑰花雨——在我们的睡梦之中，我们了悟这一切。
七十八
我踏踏实实地睡了十个钟头，醒来的时候，像玫瑰一般新鲜——不过，已经赶不上跟科迪、拉菲尔和查克·贝曼的约会了——我赶紧跳起来，套上我的短袖纯棉运动衫，我的牛仔外套，斜纹棉布裤，匆匆忙忙向外冲。星期一的旧金山，吹拂着清晨的海风——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蓝白点染的城市！——这是多么清新的空气！——教堂的大钟悠然敲响，唐人街市场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在清爽的、铃声叮当的空气中，净洁的人行道拖着黑色的暗影，在兰波②式的风化乳白屋顶之下，白色的轮船触目可见，穿过金门大桥……
空气十分清澈。一路过去，大商店、蔬菜柜、各色酒类、糕点铺鳞次栉比——特里格拉夫山坡寂寥无语，混乱的木头房子里，传来孩子们的嬉闹声——
我穿着我的蓝色新布鞋大步向前，鞋底柔软，有如天堂——昨晚拉菲尔发表了他的评论：“喔，就像是同性恋穿的鞋！”——天哪，我看到欧文·加登就在马路对面走着——噢！——我朝他又叫又吹口哨又招手，他终于看到了我，睁圆了眼睛朝我挥了挥手，然后迈着他独特的步伐，穿过车流，跑了过来——他的脸上已经长满了阿拉伯式的胡须，他的眼睛闪着烛火一般的光芒，在眼窝里递送秋波，他丰满而诱人的红唇从大胡子的包围中突围出来，像古代的先知一样，似乎即将说出预言——很久以前，我就把他视为在最后一堵墙之前痛哭的犹太先知，但他现在已经成为公众人物了，纽约《时代周刊》曾经长篇累牍地报道过他——他是《嚎叫》的作者（即艾伦·金斯堡），一首狂野无羁的长诗，讲述我们自己的生活。它是这样开始的：
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心灵毁于疯狂
……
不过，我不知道他说的疯狂所指何意。1948年的一个夜晚，他在哈雷姆区住宅出现了“天空降下巨大的机器”的幻觉——他臆想中的巨大的约柜和鸽子①，他不停地发问：“你明白我的精神状态吗？——以前你有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幻觉？”
“当然有过。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永远不知道他在转着什么样的念头，有时我觉得他可能是拿撒勒②的耶稣再世，有时我被他搞得发疯，认定他就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些穿着破裤子的可怜的魔鬼，在房子里傻笑——他是我少年时代的理想主义英雄，他应该在我17岁的年龄出现——我记得他那坚定而奇特的语调，他的声音低沉，清晰而富有激情——不过他看起来好像被这种旧金山式的激情弄得精疲力竭，而我如果怀有这种激情，肯定撑不过24小时就得趴下——
“你猜猜看谁来了？”
“我知道，是拉菲尔。我现在就赶去见他和科迪。”
“科迪也在？在哪儿？”
“在查克·贝曼家里。每个人都到齐了。我要迟到了，快走！”
我们一边赶路，一边谈起千百件难以忘怀的往事，几乎在人行道上跑了起来——荒凉峰上的孤独杰克现在正跟他的大胡子同胞竞走——我的玫瑰在等着我——
“我和西蒙要去欧洲！”欧文宣布道。“你和我们一起去吧！我母亲给我留下了一千美元。我还有另外一千美元的存款！我们一起去吧，去看看那个旧世界的异乡人！”
“好啊，我也去。”
“我还能再拿到几个美元——有这个可能。什么时候去呢，伙计？”
我们谈论和梦想着欧洲，我们要大量阅读各种资料，包括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在欧洲的古老石头上哭泣》，还有兰波早年那些激动人心的意象（1944年，我和欧文在哥伦比亚大学曾经一边吃土豆一边写诗）——对于欧文，去欧洲也是一个悲哀的梦想，浸透了宿雨和悲凉。站在埃菲尔铁塔上，感到愚昧而疲惫——我们挽着胳膊，爬上了贝曼家的山坡，敲开了门，冲了进去。理查德·德·切利躺在床上（就像我说过的那样），转过身来对我们淡然一笑——其他人和贝曼在厨房里，一个黑头发的印第安人想跟另一个法裔加拿大人（跟我一样）做交易，我在昨晚进“地窖”之前跟他聊过天，他还冲我大叫“再见了，兄弟！”——现在，他对我大叫“早上好，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