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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边搞不清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又不便多留他，一时就有点迷惘。他想站起来送送人家，可他刚站起来，就被对方按进了座位。这一天，杜莉得的是二等奖。这实际上是本次声乐比赛的最高奖，因为一等奖是个空缺。在事后散发的宣传材料中，评委们说，之所以让一等奖空缺，是想让歌手们知道艺无止境。陈维驰的说法更妙，他说这是要把一等奖看成是对未来的召唤。晚上，费边夫妇请评委们喝完庆功酒，载誉回家的时候，费边正想用做爱的方式向杜莉表示祝贺，杜莉突然说，她现在不想上床，想一个人到河边走走。“你是不是想单独体验一下什么叫高处不胜寒？”费边对她说。她笑了，说自己今天发挥得并不理想，有几句歌词甚至唱颠倒了。“我怎么没听出来？”费边说。他本来想安慰她的，没料到杜莉一下子发火了。“你知道什么呀？”杜莉说。杜莉很晚才回来。她回来的时候，费边正在书房里翻找自己的诗稿，他想重温一下自己的那首旧作，看看自己在那句“编织你的荆冠”后面还写了些什么。今天如果不是那年轻人念了那么一遍，他就想不起来自己还写过如此精彩的诗句了。杜莉靠着书房的门站了很久，看他在那里挨个拆着牛皮纸信封。她站得有点不耐烦了，就走到他身边，把他手中的信封夺掉，然后拉着他的手，将他牵到了阳台上。这天深夜在阳台上发生的一幕，日后必定让费边反复回忆。杜莉往阳台上走的时候，衣服已经一件件掉了下来。费边不知道杜莉的兴致怎么说来就来，可除了仓促应战，他似乎没有别的选择。好在阳台已被铝合金封死了，好在玻璃外面是无边的夜色和婆娑的树影，否则，他们在吱吱嘎嘎的藤椅上的交媾就会影响别人视听。
费边怀疑杜莉是不是又怀孕了，因为她在怀费礼的时候，性欲就旺盛得有点出奇。我妻子怀孕的时候，费边曾和我开过玩笑，问我是否能顶得住。他对我说，对于别的雌性动物来说，怀孕意味着发情期暂告一个段落，而有人却相反，孕妇往往更来劲，就像两端都燃着了的蜡烛。他说，国外的一些专门提供孕妇的妓院，生意之所以非常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那天他在藤椅上，一边忍受着杜莉的反复呕吐，一边就在思考这些问题。后来，费边陪着杜莉叫唤了起来。费边的叫声类似于猪叫，鼻音很重，嗓子眼里好像还堵着痰块。杜莉的叫声更绝，像是在唱某段咏叹调似的，只是其中夹杂着一些打嗝似的声音。他们忙完之后，又在阳台上坐了很长时间。不消说，费边这时又想起了几年前在阳台上发生的那一幕。当时他站在阳台上，看着杜莉送那两个老外上了出租车之后，在那里徘徊，后来她回来了，两个人像麻花那样扭到了一起，很可能她当天就怀上了费礼。费边现在问杜莉：“你是不是又怀孕了？”杜莉的说法是模棱两可的，她说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杜莉还灵机一动对自己刚才的疯狂进行了一番解释，说：“怀上就得打掉，一打掉，你就好多天无法做爱，这就算是提前给你的补偿吧。”费边听她这么一说，脑子就转开了。他认为这是女人最笨拙的自我辩解，有点女性意识的人，总是以为男人把女人看成了性工具，照她们这么说，男人实际上就成了忙着挣工分的劳力。他正这么想着的时候，听见杜莉说，她想到北京去谋求新的发展。她说，她已拿到陈维驰先生的一封推荐信，陈先生把她推荐给了中国声乐界的新权威之一靳以年先生。她告诉费边，靳以年从前曾是陈先生的学生，连陈先生都认为姓靳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费边装作没听说过靳以年的名字，他也明白杜莉知道他是在装傻，因为，他们在前一段时间还谈起过这个人。回到床上，费边突然想到自己还有个女儿呢。他对她说：“你走了，费礼怎么办呢，总不能一直把她放在我妈那里吧？再说，你又舍不得她。你是把她丢在家里，还是带走？”她说她在北京最多只呆一年，很快就会回来的。为了让他放心，她说她不会在那里长呆的，因为她现在信奉一句老话，叫做“宁当鸡头不当凤尾”，再说了，北京离这里并不远，她可以随时回来，他也可以随时去，他们可以经常团聚，享受小别胜新婚的乐趣。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又就这方面的话题讨论过多遍。费边又想到了柏拉图的那个著名的假说，他仿佛真的看到了他的另一半自我，在远方漫游。让他有点纳闷的是，他本来就该对另一半自我的远去恋恋不舍的，可他却感到，他其实巴不得她早点离去。恋恋不舍只是停留在嘴上，他在心里时常念叨的是这样一句诗：打开笼子，让鸟飞走，把自由还给鸟笼。有一次他在电话中给我说：“让她走吧，女人是男人世俗的肌体，离开了她们，男人或许就可以变得纯粹一些。”他举例说，他至少可以不和陈维驰那号人打交道。我记得他还随口吟诵了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中的名句：“离开了女人，浑身都是痛快。”听他的口气，他似乎已经提前过上了那种纯粹而又痛快的生活。我正听费边在那里抒情，电话里突然响起了忙音。我估计是杜莉采购东西回来了，我想，他放下电话，就会去向杜莉陈述他的恋恋不舍之情。几天之后，我问他的时候，他说，还真让你给猜准了。他说那是他那几天的必修课。说完这话，他又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说的是在一个与神学有关的聚会上，丹麦哲学家克尔凯戈尔咬着明斯特主教的耳朵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把一向不苟言笑的主教大人逗得乐不可支。谎言是一门科学，真理是一个悖论。
午后的诗学再次遇到杜莉（3）
我没有主教大人聪明，所以，过了好一会儿，才像被人胳肢了一下似的，笑出声来。就我所知，杜莉在短短的一年里，起码回来过三次。第一次，是在这一年的9月底，她和靳先生一起回来参加陈维驰的婚礼。这个婚礼拖了很久，现在，那个女孩子的肚子已经鼓了起来，实在没法再拖了。婚礼定在国庆节那天举行。因此，杜莉是在节日的前一天晚上回到家中的。一进门，她就说，她刚才往家里打电话，怎么也打不进来，“你是不是在和哪个女妖精调情啊？”费边没工夫和她啰嗦，提溜着她，就把她扔到了床上，三下五除二就把她剥了个精光。关于他的这种表现，他自己是这么解释的：遇事都得多长个心眼，我这种急猴似的模样，多半是做出来的——它是最好的辩护词，我要不守身如玉，怎么能憋成这个样子？忙了一通之后，他才慢条斯理地对电话的占线作出解释。他想杜莉不会相信他的解释，但经验告诉他，解释还是要比不解释强。他说这些天他确实常打电话，电话都是打给朋友们，让他们去医院看韩明的。他告诉她，韩明被抹掉了职务，这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的，韩明却整天神思恍惚，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出租车撞了个半死，这几天刚醒过来，现在还在医院挺着呢。
费边看杜莉被他的讲述吸引住了，就想，如果韩明不那么撞一下，我还真的无法把事情解释清楚呢。他摸摸杜莉的大腿，又说：“看把你吓的。不要担心，韩明能挺过来的，他顶多丢掉一条腿。”他们约定，等陈维驰的婚礼一结束，他们就去医院看望韩明。建议是杜莉提出来的。她同时还提出了另外一个建议：“费边，我长时间不在家，远水解不了近渴，你要真是憋得慌的话，找个女人解解闷，我是不会责怪你的。”费边后来对我说，杜莉一撅屁股他就知道她要干什么，她的意思无非是：“费边，你长时间不在我身边，我要是憋不住了，找个男人解解闷，你是不应该怪我的。”所以，杜莉刚说完，就遭到了费边的拒绝。费边拍拍自己已经有点发福的肚子，说：“不行，杜莉，你的话在我这里是行不通的，我是不会胡来的。你再说这话，就是侮辱我。”第二天，他们本来要一起去参加陈维驰的婚礼的，但临上车的时候，费边变卦了。他说，他想在家里等她回来，然后一起去医院。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担心杜莉会觉得他扫她的兴，可杜莉听了这话并没什么反应，好像巴不得他不去似的。停了一会儿，杜莉说：“我也不想多耽误你的时间，你就在家里写你的诗吧。”她这么一说，费边倒想去了。但话一出口，就覆水难收了，他只好目送杜莉钻进出租车，并和她挥手告别。费边临上车的时候之所以会变卦，是因为他突然想起了杜莉在电话中讲过一件事。杜莉到北京的第三周，有一天晚上给他打电话，说，有一个人对她讲：“卡拉，我都想跟你结婚了。”杜莉说，这恐怕不行，“咱们结婚了，阿姨怎么办，小弟弟怎么办？”费边问她那个人是谁，她说：“你就不要操心了，我不是已经巧妙地把这事处理了吗？”她不说他也知道，那个人就是靳以年。
他拉开车门的时候，这事在他的脑子里一闪，使他突然萌发了一个念头，写上一篇关于婚姻的文章（不是诗，而是一篇短文）。和这个念头同时产生的，是这篇文章所要引用的题记。题记倒是和诗歌有关，那是蒙田谈维吉尔的诗学论文里的一句话：美好的婚姻是由视而不见的妻子和充耳不闻的丈夫组成的。他的这篇文章是给晚报写的。他还没来得及给杜莉说，他现在在晚报的副刊上开了一个叫《日常生活的诗意》的专栏，每星期写一篇，已经写了两三篇了。他当初只是写着玩的，没想到读者的反应很强烈，许多人写信给责任编辑，说副刊的档次因为这几篇文章而提高了不少，那个责任编辑就劝他再写。他准备再写几篇能逗读者一乐的文章，赚一点钱，就鸟枪换炮，将他对晚报的最新体验真实地写出来。他已经想好了，他要对晚报作一点批判，批判眼下的晚报是市民趣味的集散地，是人们在挖耳屎、抠脚趾、剔牙时的伴奏曲，是用文字制成的易拉罐，其现象学特征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用过即扔。如果说诗写的是人与真实的关系，那么晚报上的文章写的就是人与虚假的关系。他要劝读者去读读古典的东西，比如可以去读莎士比亚和但丁，这是两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