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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坐了下来。
“我们可好久没见面了。”他说。
“是好久了。”我回答说，语调中带着一丝感伤。我想让他觉得我也曾为此难过。
“时间过得好快啊。”
“一眨眼就过去了。”我欣然表示同感。
“真不可思议，”他说，“岁月就这么飞逝，朋友们都失去了联系，真是恍若隔世啊！我经常为此伤神。我时不时地纳闷：过去那些老伙计都上哪儿去了呢？”
“我也一样。”我说。事实上此时此刻我也在想同样的问题。我发现在这种场合，人们迟早都会说起“那帮老伙计”、“那些小伙子们”或者“那帮人”，借此机会恰好可以推断对方到底是何许人物。
“你回过我们那个老地方吗？”他问道。
“从没回过。”我毫不含糊地说。绝对不能拖泥带水。我觉得在我弄清“老地方”在哪里之前，绝对不能再涉及这个问题。
“是吗？”他继续说，“我猜你是不太想去那儿吧？”
“现在不想。”我很小心地说。
“我理解你的心情，对不起。”他说道，然后沉默了一会儿。
至此我总算混过了第一关。我不太想去的某个老地方显然是有的。这一点可作为谈话的基础。
不久他又开腔了。
“是啊，”他说，“有时候我遇上一两个老伙计，他们都谈到你，很想知道你在忙些什么。”
“可怜的家伙。”我在心里想，可是我没说出来。
我知道该不失时机地来一手猛的了，于是便拿出了过去常用的老花招。我饶有兴致地展开了攻势。
“喂！”我说，“比利现在在哪儿？你听说过他的近况吗？”
这一招是万无一失的。任何一帮老伙计中都会有个把名叫比利的。
“他呀，”我的朋友说，“当然听说，他正在蒙大拿经营农场哩。去年春天我还在芝加哥见过他——差不多有两百磅重了——你简直就认不出他来了。”
“我当然认不出来。”我在心里自己嘀咕。
“那么佩特在哪儿呢？”我又问道。这也是很保险的。总会有个叫佩特的。
“你是说比利的兄弟吧。”他说。
“是呀，是呀，比利的兄弟佩特，我经常想到他。”
“噢，”那个素不相识的人说，“老佩特现在可大变样了——整个儿老老实实的了。”说到这里他开始发笑了，“嗨，佩特结婚了！”
我也开始笑了。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一个人结了婚，说来总是让人觉得很可笑的。不管老佩特是谁，他结婚了这件事简直可以笑死人。光是想到这一点，我就忍俊不禁，默默地笑个不停。我真希望能够不停地笑下去，一直笑到火车停开。我只有五十英里的路程了。只要你知道该怎么笑，笑上五十里路也没什么难的。
可是我的朋友不甘心就此打住。
“我经常想写信给你，”他说道，用起了推心置腹的语气，“尤其是在听说你受了损失的时候。”
我没有吭声。我损失了什么呢？是钱吗？如果是的话，那我丢了多少钱呢？我是为什么损失钱的呢？我不知这所谓损失到底是使我完全破了产，还是只部分破产。
“遭受那种损失是永远也忘不了的。”他神情严肃地继续说道。
显然我是彻底破产了。但是我没吭声，一心只等他亮牌。
“是啊，”那人继续说，“人去世总是件伤心的事儿。”
死了人！噢，原来是这么回事，是吗？我差点因高兴而打嗝了。这就好办了。在这种交谈中，应付有关死人的话题是最简单的。你只需一声不吭地坐着，静等对方说出死去的是谁就够了。
“是呀，”我咕哝道，“是挺伤心的。不过也有令人宽心的一面。”
“那当然，尤其是活到了那么个年纪。”
“正如你所说，活到了那么个年纪，而且过了那样一辈子。”
“我想，到最后都还挺硬朗、挺清醒吧。”他非常同情地继续说道。
“是的，”我回答说，这下子有把握了，“去世前最后几天还能在床上坐起来抽烟哩。”
“什么？”他迷惑了，一难道你奶奶——”
我奶奶！原来是这样，唉！
“对不起，”我有点为自己太蠢生自己的气了，“我刚才说到抽烟，意思是说她能坐起来并让人对着她抽烟，她有这么个习惯——要人为她朗读，要人对着她喷烟——好像只有这样做才能让她平静下来——”
这么说着的时候，我听见了火车驶过信号灯和转辙闸的吱嘎声，火车慢慢停下来了。
我的朋友迅速朝车窗外看了一眼。
他的脸色有点狂躁。
“我的天啦！”他说，“都到联轨站了。我坐过头了。我本该在前一站下的，喂，乘务员，”他朝车厢过道里喊道，“我们在这儿停多久呀？”
“只停两分钟，先生，”一个声音回答说，“这趟车晚点了，现在正赶时间哩。”
我的朋友猛地站起来，掏出一大把钥匙，在小提箱的锁上摸索起来。
“我得给家里打个电话，”他气喘吁吁地说，“这该死的锁，我的钱全锁在里面。”
我这时唯一担心的是他来不及下车打电话。
“我这儿有，”我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别折腾锁了。先拿去用吧。”
“多谢。”他一把抓起了我手里那叠钞票——忙乱之中，他一张都没给我留下。“我勉强还来得及。”
他从火车上跳了下去。我隔着车窗看见他朝候车室走去。他好像走得并不快。
我等着他回来。
乘务员在叫了：“上车啦！上车啦！”随即传来一阵铃声和蒸汽的嘶嘶声，转眼之间火车开动了。
“白痴，”我心想，“他误车了。”他那口值五十元的箱子还躺在座位上哩。
我一边等一边向窗外张望，同时在想这个人到底是谁。
过了不久，我又听见了那个乘务员的声音。他显然正领着一个人从车厢那边走过来。
“先生，我在车厢里找遍了。”他说。
“我把它放在那个车厢里我太太后面的座位上的。”一个陌生人的声音传了过来。一个穿着体面的人把头探进了我所在的包间。
他立即脸露喜色，好像认出了什么似的。但他认出的不是我，而是那口值五十元的小提箱。
“噢，在这儿。”他高声叫道，一把抓过提箱，提了出去。
我颓然瘫在了座位上。“老伙计”！佩特的婚事！我祖母的死！天啦！我的钱！我现在全明白了，那家伙原来是“为谈话而谈话”，原来是别有用心！
上当啦！
下一次要是在火车上和萍水相逢的人搭讪，我再也不会如此这般地自以为聪明了。
第七辑琼斯先生的悲惨命运
有些人——不是你也不是我，因为我们非常有自制力——而有些人，在拜访别人或晚上与人聊天的时候，总觉得告辞是一件难而又难的事。时间一分接一分地过去，到了拜访者觉得自己真的该走的时候了，他站起来吞吞吐吐地说：“呃，我想我……”紧接着主人就说：“噢，你这就要走吗？时间真的还早哩！”于是拜访者拿不定主意的尴尬就接踵而至了。
在我所知的这类事情中，最悲惨的例子要数我可怜的朋友梅尔帕梅纽斯·琼斯先生的遭遇了。他是一个助理牧师，一个非常可爱的年轻人，才二十三岁哩。他简直不知道该如何从所拜访的人家里脱身。他是那么忠厚，因而不会说谎，同时又是那么规矩，从不愿失礼。正好在他放暑假的第一天下午，他去他的一个朋友家拜访。接下来的六个星期都属于他自己——他没有任何事可做。他在那儿聊了一会儿天，喝了两杯茶，然后好不容易鼓起了勇气，突兀地说：“呃，我想我……”
可是女主人说：“噢，别急！琼斯先生，你真不能再多呆一会儿吗？”
琼斯从来都是说实话的。“噢，能，”他说，“当然，我——呢——可以再呆一会儿。”
“那就请别走。”
他留了下来，喝了十一杯茶。夜幕开始降临了，他再一次站起身来。
“呃，现在，”他怯生生地说，“我想我真的……”
“你非要走吗？”女主人客气地说，“我还以为你可以留下来吃晚饭哩……”
“呃，是可以的，你知道，”琼斯说，“假如……”
“那就留下来吧，我肯定我丈夫会很高兴的。”
“好吧，”他有气无力地说，“那就留下来吧。”他颓然坐回到椅子里，灌了一肚子茶水，怪难受的。
男主人回来了。他们开始吃晚饭。席间琼斯从头到尾都坐在那儿盘算着要在八点三十分告辞。主人一家都在纳闷，不知琼斯到底是因呆笨而显得郁闷不乐呢，还是仅仅只是呆头呆脑。
吃完饭之后，女主人想“打开他的话匣子”，于是就拿出照片来给他看。她把家里珍藏的所有照片全都拿了出来，总共有好几罗哩——其中有男主人的叔叔和婶婶的照片，有女主人的哥哥和他的小儿子的照片，有一张非常有趣的是男主人的叔叔的朋友穿着孟加拉军服的照片，有一张拍得非常好的是男主人的爷爷的同事的狗的照片，还有一张非常邪门的是男主人在一次化装舞会上扮演魔鬼的照片。
到八点三十的时候，琼斯已看了七十一张照片，大约还有六十九张没看。琼斯站了起来。
“现在我得告辞了。”他以恳求的口吻说。
“告辞！”他们说，“嗨，才八点三十哩！你有什么事要去办吗？”
“没什么事，”他承认，接着又问声闷气地说了说将闲六个星期，然后苦笑了一下。
就在这时候，大家发现主人家的宝贝儿子——那个可爱的小调皮鬼把琼斯先生的帽子给藏起来了，因此男主人说琼斯先生非留下来不可了，于是就请琼斯一起抽烟和聊天。男主人一边抽烟一边和琼斯聊天，琼斯于是又呆了下来。他时时刻刻都想果断地离去，可就是办不到。后来男主人开始厌烦琼斯了，变得烦躁不安起来，他用反话挖苦说：琼斯先生最好留下来过夜，他们可以给他临时搭一个铺。琼斯误解了他的本意，竟热泪盈眶地向他连连道谢。于是男主人便把他安顿在一间空房里，内心里却在狠狠地咒诅他。
第二天吃完早饭后，男主人进城上班去了，留下琼斯和在家的宝贝儿子玩。琼斯伤心透了，他完全气馁了。这一天他一直在琢磨要离去，可他又左右为难，致使他根本没法脱身。男主人傍晚下班回来，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