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幼失父，康有为一直被做学正的祖父带大，饱读诗书；又加上他们家族有人经商成功，以商养学，竟然藏书几万。
小小年纪康有为便显示出过人的聪慧与远大抱负来，有人出上联“柳成絮”，他对“鱼化龙”。他自己写的一副对联是：“大翼垂天四万里，长松拔地三千年”，可见胸怀之大。
14岁的康有为开始参加童试，但一再名落孙山。尽管他聪明好学，但并不好八股，所以这个惨痛的经历或许给他日后变法中废除八股埋下了伏笔。
十几岁的时候他在自家的几万藏书中发现了魏源编写的大量介绍西方社会的书籍，使他眼界大开，这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曾经跟随祖父游历，其后他主动跑到香港去考察香港社会，从此对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的研究成为他学业的重点。八股离他越来越远。
1877年康有为经父母安排与第一位妻子结婚。康有为一生共娶5位妻妾，最后一次是在62岁时纳的20岁小妾。据说康有为对此女一见钟情，非娶不可，经再三说合才迎进家门。他的第四位夫人是一位日本姑娘。
凡伟人大圣，可能都得有些惊世骇俗的行为。康有为绝对是位怪人，并且在当时人们一谈怪人就是康有为。先是他反对人们在他婚礼上的粗俗闹洞房习惯，然后他有女儿之后联合大家放天足，之后是变法时提出的剃发，最后是废除科举等等。这些事情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别出心裁，而是带有鲜明色彩的对抗当时的“意识形态”，尽管他并不想反清，但他崇洋就必然产生这个矛盾。要知道在清朝“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是生死问题，无论是脚还是头，都牵涉到政治思想观念。从这些大胆行为也不难看出，康有为西化观念已经至“病入膏肓”。
1860前后是中国巨变的时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冲击一波强过一波，整个社会在思考：中国的社会将走向哪里？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一半人看到了革命的机会，另外一半人意识到向西方学习。这个情形很有点与1980前后的中国相近，刚刚被打开眼罩的人们以惊奇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迷惑与兴奋同在。
25岁时依然没有中举的康有为因为考试甚至跑到了上海，那里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给他以更大的震撼，他购买了大量的西方书籍。那时江南制造总局共印书1。2万册，康有为就购买了3000册。
从康有为的成长过程以及交往状况看，南方沿海一带相对于北方开放得早一些，所谓“天高皇帝远”只是自由开放的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商业经济模式的冲击也会极大改变人们的观念；从方方面面解构旧的生产关系，尽管没有质的改变，但是南北的政治差异已经显示出来。北京的压抑在广州的康有为他们是感觉不到的。而这时候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出现便也是顺理成章的了。说实在我觉得张之洞是个迷，至今我没有读过张之洞的传记，不知道市面上是否有，总之不会多见。这是中国那个过渡时代的典型历史标本，假如读懂了张之洞这个体制内的开放者，从他的“为”与“不为”大致也就可以了解中国的那个社会。康有为与张之洞一生有许多联系。康有为变法名声大振时曾经与张之洞有过联系；最终他在日本领导中国国内起义时也仰赖张之洞，结果一行学生却被张一网打尽，全部杀头。
20多岁的康有为一次次考试，一次次落榜，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变法革新的名气却越来越大，他不仅上书皇帝，抨击时政，而且结交大批名流。这些活动耽误了他的学业，直接给他的科举事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大学士徐桐专门命人把康有为的名字从乡试榜上清除。这时康有为已近30岁。但他在朋友的帮助下获得了在国子监旁听的机会。或许这时候科举功名只是面子问题，康有为的心中其实只有变法与革新。这时候他的革新名声已经传遍大江南北，京城里他也算是个名人了。其时，政坛上保守派和革新派的斗争与磨合也愈来愈剧烈。中国的变革势在必行，只是大变小变，快变慢变的问题。
教育在康有为一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北京名落孙山，回到家乡，康有为首先想到的依然是变法革新。他认为他的主张为什么得不到人们的赞同，就是国民素质低下，愚昧无知，他决心自办教育，为维新培育人才。
一个秀才身份的人开办的学堂竟然渐渐引来了许多学生，其中就有已经是举人身份的梁启超等人。这个学堂一直开办到康有为将近40岁时。
尽管康有为反对科举，但他认识到改革必须从内部开始，所以他不仅鼓励他的学生继续科举进取，以功名打进政坛掌握主动权，而且他自己以身作则也继续参加科举考试，同时这也是给自己的家族一个说法。这是改良主义最典型的特色：在妥协中前进。36岁时康有为答应家人最后一次参加乡试，假如不成就从此断了科举之念，没有料到竟然意外通过。
第九部分：读《康有为传》“卖国贼”李鸿章
回到自己的学堂，康有为潜心写出了两部惊天怪论《新学伪经考》
与《孔子改制考》。以往康有为从外部提出中国改革的目标与方向，而今他要从中国经典著作中找到改革的前例和参考。前者通过考证说明两千年来人们奉为金科玉律的都是伪经，而后者则证明孔子就是改革家！这两本书引起举国震惊，甚至西方图书馆也纷纷收藏。张之洞因此而接见康有为，但是他对康说：现在变法的时机尚未成熟。张之洞说没有成熟想必是真的不成熟，毕竟他是个成熟而开明的体制内人。北京这时候下令严查这两本与意识形态严重背离的著作，最后遭到毁版；而康有为却因为居住广州，北京的严令下达南国时已如强弩之末，康有为只是受到了思想环境的压力，并没有人真正动他毫发，他跑到桂林讲学去了。
1895年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赴北京参加会试，途中在上海与革命党人代表陈少白第一次见面。
《马关条约》签订引发了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北京的政局更加不稳定，谣言与恐吓并行。但考试却继续进行。
这次考试的总裁是保守派徐桐，他特意叮嘱人把一篇才华横溢、“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试卷从广东卷中抽出宣布作废，以为那是康有为的无疑。谁知最后发现康有为依然名列会元第一，而那份先前废除的却是梁启超的考卷。殿试有人主张康有为应该排名第一，在徐桐阻挠之下才列二甲四十六名。就这样在38岁时康有为终于中了进士，一下就官至六品了。
康有为几次上书都不能上达天听，但是却感动了翁同和。翁竟至于亲自登门拜访康有为，碰巧的是康有为出去与朋友喝酒了。此后，根据该书作者的意思，翁同和因为革新变法而被太后嫉恨革籍回乡。翁俨然一位开放急先锋。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实，不知道是否这两位人物因此而惺惺相惜：康、翁皆是中国的著名书法大师，至今日本人都很崇尚康有为的字，并且著名画家徐悲鸿和刘海粟都曾经是康的弟子。
接触到翁同和，康有为这个书生才体会到一点改革的艰难与复杂，在体制外看问题与在体制内看问题完全是不同的风景。这是一般革命家很难体会到的。
办教育、开学会与办报是康有为改革道路中最卖力发展的三件事。《万国公报》开印了。强学会成立了，翁同和也是其中的成员，康有为拒绝了“卖国贼”李鸿章。他结识的京城名流中不仅有朝中大臣，并且也开始有外国人，英国人和日本人和他多有联系，这些人在他今后的生活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后来强学会势力渐大，张之洞等也介入，内部形成权利斗争，最后演变为政府出面查禁，康有为南下。后来康有为回到北京在翁同和的引见下终于见到了皇上。
我先跳出来说个题外话。康有为看似保皇党改良派，但与孙文那样的决绝革命者却有着本质区别。康是个激进的改革派，甚至是个理想主义改革派，书生意气，浪漫天真。从他老年时写下的《大同书》中可以看出他思想的不成熟，做思想家可以，做实地的政治改革家则终究会失败，而让他在30几岁时带一帮20几岁的学生和思想稚嫩的皇上则更是失败得快些而已。我十分怀疑他在“戊戌变法”中的策略失误是因为过于急切，在时机尚未成熟时就下手，在可以渐进的时候选择了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致使革新全盘皆输，导致了其后的一发不可收拾，从而把中国的历史引入一条更加凶险的路程。好心是好心，但急切而导入坏结果是不能原谅的，因为改革不是自己闹着玩，牵涉到亿万人民。
最初皇帝开始革新的时候，也是西方列强与中国矛盾愈加深化的时候。这时西太后无论出于何种考虑，表面上还是把权力下放给了光绪。在康有为的变法中，第一大项便是废除科举制。要知道这个制度已经在中国畅行千年，并且一系列相关制度叠加其上，但不料经过说服科举愣是被成功废除，连西太后都批准了！就连整体变法太后也说过：不阻拦。
我认为，康有为这个书生后面的一系列举动太卤莽，一口想吃个大胖子，这也是中国人的理想浪漫主义通病。废除了八股之后开办西学也得到朝廷同意，本来可以循序渐进深入改革，但康有为却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他一鼓作气提出无数的改革措施，大到呼吁改维新元年，他还曾经倡导过孔子纪年，建议迁都上海，改制为君主立宪，小到改衣冠、剪发辫等。而康有为根本从来就没有在体制内有真实的政治体验，所以实践上当然也缺乏经验。只是国难临头，大清临时抱佛脚听之任之，但如此大规模而急切的猛药，终于要了变法的命。极度亏虚的病人猛补死得快。连后来命断菜市口的其胞弟康广仁生前都说他“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
这一幕惨痛教训，这个历史经验，所有中国人都不应忘记。不善于耐心的中国人，学一点英国人的保守渐进吧。磨刀不误砍柴功。一个社会与一个制度和任何物质一样，都有自己特殊的结构与规律需要了解，它的韧性是有限度的，只要达到临界就会出现意外而不可逆转。
在检讨中国人好激进的同时，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偶然因素，当时的两个权力中心并行是这次失败的最大隐患。如若没有西太后，很难说光绪是否会真的变法成功。但是不可忽视的另外一个事实是，每当社会发生巨变时，上层的权力斗争是必然的，即便不是皇太后与皇帝之间的斗争，也会有保守与革新两派之间的斗争，这时候的输赢不是看谁是国家名义上的首脑，而是看实权掌握在谁手中。所以即便没有西太后，李鸿章与荣禄等人？所以说，我认为康有为的过于急切是毁掉这次变法的最突出原因。
历史中充满了偶然性，比如袁世凯的摇摆，比如恭亲王的去世，比如八国联军，等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都给这个变法造成不能预见的结局。但是，时机的成熟与否是最关键的。这需要一个资深政治家敏锐的眼光来判断局势，而康有为根本不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