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了它。
现在，让我从头说起吧。
1980年秋天，我就读于秦淮区的一所小学。一切已经安排妥当了，我来到南京的第三天，父亲就领我见校长和三（2）班的班主任。
我就这样侧身进入了一个城市。我很快发现，我不能适应这里的一切，家庭，学校，老师和同学……与我设想的全不一样。我遭受了打击，我承认。我甚至听不懂南京话，就比如说，我是插班生。对于这偌大的校园，我是一个外人，我无法融入其中。我总是遭同学们讥笑，嘲讽。他们说，嗨，小侉子。我坐在桌边，把头往低处又压了压。他们便用手指抬起我的头，说，看着我。
十几个调皮的孩子就这样站在我的周围，睁着亮晶晶、邪恶的眼睛。他们笑着，有的把鼻屎挖出来，涂到我的衣袖上。我觉得自己快要哭了，可是我无可奈何。我袖着手，只是坐着。
第一部那时候我懦弱
那时候我懦弱，羞涩。我恨我自己。有什么办法呢，从进入这个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就告诫过自己，一定要忍辱负重。不管发生什么，我得躲藏，并尽可能逃避。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我知道，一切已经坏了，还将迅速地坏下去。
每天，我躲在校园的角落里，或者踽踽独行，或者跟自己说话。我想变成一个隐身人，不被别人看见，也不想看见别人。
没事的时候，我就走过街市，很慢很慢地，所有人都不认识我。有几个小姑娘在跳橡皮筋。我踅在一旁看着，拿嘴咬着手指。其中一个小姑娘在嗑瓜子，频率很快，能把瓜子壳吐得很远。她似乎也看见我了，朝我笑笑，说了句什么。我听不懂，也笑笑，害羞地跑掉了。
是啊，从前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还保留着童年的很多惯性，比如安静，隐忍。才十岁，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孤苦伶仃的，没有人能帮我。我必须小心翼翼的，每走一步都得提防着。
那时候，我还想学画。——不是没可能的，再过几年吧，等情况好转了，父亲也许会想起来。或者我自己也会提出来，反正，学画也花不了多少钱的。
我甚至想做个三好学生，当班长，戴红领巾，出人头地。可不是这样么，一个十岁孩子所能想到的温暖和尊严都在这里了：六一儿童节的盛装和歌舞会，老师说不准迟到的，清晨早早就走出了家门。期末考试的成绩报告单和奖状，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向领奖台，板着脸，神色庄严而平静，这一类的情景，我的反应大约也就这样了……
可是突然有一天，在校门口，五六个孩子堵截了我，不知说起了什么，他们一窝蜂地唾我，用砖头砸我。我逃了，抱着头，很狼狈的样子。我看见自己的影子，在街巷的黄泥墙壁上像风一样掠过。后来我蹲下来，在旮旯里抱着胸口，感觉到身体里有什么东西被人掏空了，淌出血来，我听到了它的尖叫声，我觉得痛楚。
后来我就不逃了。太多了，根本逃不掉。又有一天，还是那几个孩子，同样的招数，在一条巷口围住了我。先是逼我交出钱来，我没钱，即便有钱，我也不可能给，这一点我是清楚的。他们也没指望我会给钱，他们要的不是这个。果然，其中一个孩子说，那你磕头吧，叫我大爷，磕一头，我倒贴你一块钱。
我站在那儿，很清楚下面就是一场恶斗，我寡不敌众。我说，我要告诉老师……这话非常不地道，我自己也知道的，刚说完就后悔了。
他们像马蜂一样被激怒了。“这还了得”，一个孩子纵身跃起，抓起书包就向我头顶砸下来，我头一偏躲过了。另外几个孩子把我按住，有的把我骑在身底下，有的撕扯我的头发，也
有浑水摸鱼的，能踢就踢，能捣就捣的。
他们说，你还告诉老师吗？我说不告诉。
那你求饶，一个个喊大爷。我拿手护着眼睛，只是不说话。我感觉我淌血了，真的是血，一股热流从鼻腔里涌出来，我吓坏了，发出呻吟声。那些孩子们也害怕了，个个立起来，拎起书包面面相觑。隔了一会儿便掉头鼠窜，逃得无影无踪。
我又躺了一会儿，拿手指塞住鼻孔。蓝天刺得人睁不开眼睛来，我不得不闭上眼睛。脑子里只觉得困顿，一片空白。后来才想起找个水池，把脸洗净，掸掸衣服，尽量不落痕迹地回家了。这一次，我没有哭。
第二天，我带一把水果刀上学，我把刀放在桌子上，拿它削铅笔。老师看见了，说，这个削铅笔不合适的。我说，合适，这个很锋利。我的铅笔刀丢了，还没来得及买新的。
我这么说着，低着头，并没有朝任何人看一眼；但是我知道，有人在看我，而且也听见我的话了。
就是这样开始的，我的痞子生涯，有点水泊梁山的意思。
很多年以后，我发现，我身上有凶狠的东西。确实有。这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凶狠，非常安静
，非常隐藏。这和温绵其实是一回事。每个人都是温绵的，可是到了尽头，他就变得凶狠。
说到底，这其实也不是一把刀的问题。一把水果刀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这是尊严。比如说，我对父亲是不顾尊严的，我可以向他跪立，求饶。我可以恨他，可是恨完就忘了。这是血缘关系，没有理由的。我不能解释。
可是对于血缘以外的关系，我就很容易解释了。这其中也包括和阿姐的关系，包括爱情。我的解释是尊严。自私和尊严。
底下的事你也知道了，打个粗鲁的比喻，就像一个处女被破了身，谁都知道破身的痛苦，疼吗？疼。还会淌一些血，伴随着撕裂，抽搐，呻吟，也未必有快感。可是谁都想破身，破身以后就自由了，再也不受那个劳什子的约束了。
那是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就像一道门槛，在外面看是没用的，你必须得进去。只有进去了，你才会知道它是如此的自由浪荡，充满了幻想和各种巅峰体验，就像飞翔。
总之，刀子事件以后，我声名鹊起。一夜之间，我受到了所有同学的敬重。在当时，一个十岁的孩子是想不起用刀子的，这是件超乎想像力的事。可是我用了。我是坏孩子们的榜样，虽然我无意于此。
我后来发现，做痞子是很多男孩子的理想。这是获取自由和快感的方式之一。人生，还有什么比做痞子更惬意、逍遥的呢？至少，我的朋友胡泽来、朱二、顾闯是这么认为的。他们大多是好人家的子弟，家教极严，从小就被寄予厚望，聪明鬼怪，嘴如蜜橘，逢男人叫叔叔，逢女人叫阿姨。在街上遇见一个戴军帽的，远远的就喊“解放军叔叔好”。
可是突然有一天，他们不耐烦了，他们谁也不叫唤，说话恶声恶气的，开始向路人吐唾沫。
朱二说，我老爹希望我升重点高中，考名牌大学。
说这话时，我们已念初中，是南京的一所品牌中学。在这所中学里，有很多像朱二这样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朱二说，我他妈现在谁的话都不想听，我烦得要死。我指望所有人都叫我大爷。
“叫我大爷”是朱二的口头禅，在几年前的刀子事件之中，他是罪魁之一。——他也是我的小学同学。
这大约是1984年前后的事，我们成日在校园里鬼混，偶尔也逃学，做些偷鸡摸狗的小营生。
所谓偷鸡摸狗，不过是偷家长的钱，去百货店里换香烟和啤酒，一起去郊外的中山陵游乐，也不知是真醉还是假醉，做出流里流气的样子，斜睨着眼睛看人，打着酒嗝，年轻姑娘看见我们都躲得远远的。
这就是青春期么，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
胡泽来说，嗨，哥们儿，明天要是有一场世界大战就好了，把这城市夷为平地。这城市，楼房，街道——他掰着手指数道，还有姑娘们，娼妇，我的化学老师……都他妈该死。一切应该烂掉，统统烂掉。
顾闯说，要是发生世界大战，我第一个报名参加。为国捐躯——反正横竖都是死，与其老死，还不如早死。
我说，我不想死。我要活得很长，把陈小婴娶回家，和她寻欢作乐一辈子。
朱二突然来了兴致，说，嗨，你摸过她吗？她奶子好像挺小的——看了我一眼，拍拍我的腿笑道，当然，开开玩笑。
我说，连话也没搭上一句。——当然我也没主动去追嘛。
胡泽来打断我说，你连毛都没长一根，追不上的。女人都喜欢糙男人。胡泽来比我们略长几岁，印象中他念高二，已开始用剃须刀了。
顾闯摸着自己光滑的下巴说，你以为你是长出来的么？你是刮出来的。我要等到十八岁用剃须刀，我要等着那天来临，我不着急。
胡泽来说，老子今年就十八。
我说，还是虚岁。
我们都笑了起来。胡泽来喜欢吹牛，仗着比我们大几岁，就说他搞过女人，反正，他有一成套的女人经，说起来眉飞色舞。我们要是说起了，他就说，女人是搞出来的，不搞你怎么知道？
我们私下里认为他也不知道，要不，他也不会成天和我们一起厮混。不过，这厮确实有一套。有一次他去南大走一趟，只在女生宿舍楼前站了一会儿，就成功地钩到了一只内裤和胸罩。他拿到我们面前显摆，闻了又闻说，还香呢。
我们也轮流闻过了。朱二说，乖，还是大号的，肯定是个胖子。
顾闯说，要比我们大好多岁吧，是个老女人了。
总之，那天大家兴奋不已。朱二作状说，快拿走快拿走。我快要不行了，我意志力薄弱，禁不起刺激。我们都捧腹大笑。胡泽来拿头撞墙说，太好玩了。太好玩了。
有时我们也讨论女人，把她们上升到学问上。顾闯说，你说她们有时候是不是也想？
想什么？说清楚点！朱二笑道。
顾闯怎么也说不清楚，他摸着头皮笑道，反正，想我们一直在想的。
胡泽来说，怎么不想？我们班的骚娘们多着呢，一看见你，就恨不得让你多摸几把。他说“摸”字时，加重了语气，仿佛他不但在摸，而且也在拧。
我突然想起了陈小婴。我很难想象她会懂得这些事情，她是那样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姑娘，明朗，机敏，像神鹿一样矫健。只是冷淡了些。有一天夜里，我梦见她白绸裙子里面的花内裤，三角形的，还有花边，很紧身。醒来的时候，我浑身虚弱，汗渍淋漓。我为此沮丧了好长时间。对于她，我这梦是亵渎。
我被我的单相思折磨了很久，每天都下决心在放学的路上堵截她，跟她说一些话，哪怕是不相干的话。我没指望她会喜欢我，我是这样的一个坏孩子，逃学，抽烟，整天和二流子们混在一起，说下流话。成绩还可以，可是她的成绩更好——有一度时期，因为她的缘故，我开始后悔我的浪子生活了。
我原本和她是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