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第一个帝国都城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萨尔贡的帝国延续不到四代即沦为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牺牲品。最终，一个新王朝复兴了圣城乌尔，使之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城市。虽然新的统治者没有回复到以神庙为中心的旧体制上，却在很多方面保留了萨尔贡及其继任者发展起来的个人土地所有制和中央集权统治的模式。
巴比伦：第一个都市大邑
公元前19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权力中心转移到了新的都城巴比伦。纳普：前引书，第97～100页。在未来的1500年中，它一直跻身于世界最伟大的城市之列，对城市文化的孕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300页。
在巴比伦人的统治下，宗教对商业的抑制被进一步削弱，在许多城市鼓励贸易的发展。哈蒙德：前引书，第52页。
由此产生了对能够广泛适用于不同部落和种族的法律体系的需求。
最著名的法典是由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颁布，内容涵盖广泛的刑事和民事领域。根据法典前言的记述，马尔都克神授权汉穆拉比“伸张正义于世，消灭邪恶不法之徒，使强不凌弱，使我犹如太阳神，昭临黔首，光耀大地……”赛格斯：前引书，第72页；纳普：前引书，第151页。
至希罗多德时代，巴比伦城失去了其帝国权力中心的地位，但仍然保持着宗教圣地和文化中心的角色；它仍然是一个城市巨人，拥有约25万的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地区。甚至在异族的统治之下，其不朽遗产仍然让人油然而生敬畏。据希腊的历史学家记载，庞大人口的规模和宏伟建筑使 “世界上的任何辉煌”在其面前黯然失色。希罗多德：前引书，第70～71页；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301页。
安全保障与城市衰落
从萨尔贡时代开始，帝国的建立为规模更大的城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广阔地区的安全保障（即使在亚述人的残酷统治下也是如此）刺激了城市生活和商业的扩展。不仅在亚述首都尼尼微（公元前650年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300页。而且在帝国境内许多较小的城市聚居区，情况大致相仿。哈蒙德：前引书，第51～55页；纳普：前引书，第224～225页；芒福德：前引书，第111页。
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再现了同样情形。印度的哈拉帕城市文明在其有能力抵御入侵者的情况下保持稳定。一旦游牧民族侵入城市，早期的城市文明就会衰落。数百年之后，大都市中心才在印度次大陆再度兴起。罗米拉拉·塔帕（Romila Thapar）：《印度史》（A History of India），第1卷，纽约，企鹅出版社，1990，第55～61页；克拉克：前引书，第190～191页。
同样，美洲最初的大城市——从中美洲的奥尔梅克、玛雅到安第斯地区的前印加文明——也是作为帝国的中心繁荣起来的，帝国中心为大规模的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安全保障。克拉克：前引书，第226～228页。在政权的庇护下，公元4世纪到6世纪，中墨西哥的特奥蒂华坎城的人口达到了5万至85万人之间。然而，公元750年，北方落后民族的入侵最终使其几乎被完全废弃。哈道伊：前引书，第6～10页；克拉克：前引书，第224页。
全球背景下城市的兴起第二章 权力的映射——帝国城市的兴起（2）
中国：永恒的城市秩序
可以这样认为，中国为帝国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恒久范例。公元前2千纪，中国开始了其独特的、内生的城市进程，但是大多数早期城市都是小型的宗教仪式中心，周围环绕着为宫廷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公元前1110年，统一的周王朝的建立促进了带城墙的大型城镇的第一次发展；实际上，城墙和城市的特征是一致的。惠特利：前引书，第7、182页。
周朝及后来的汉和唐创造出一套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其持久性和彻底性举世无双。章生道：《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趋势》（Historical Trends of Chinese Urbanization），载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刊》第53卷第2期（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53；no2），1963年6月，第109～117页；莫里斯：前引书，第2页。洛阳、长安、开封等历代都城皆跻身于世界上最大城市的行列，逾千年之久。都城的重要变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王朝的位置。马润潮：《中国宋代的商业发展与城市变革》（mercial Development and Urban Change in Song China），密歇根地理协会，1971。根据儒家经典《周礼》的记述，“惟王建国”。其他不管是规模较大的行政中心还是地方政府单位，抑或是县，城市都以帝国地方行政中心的角色彰显其重要性。艾尔弗雷德·欣兹（Alfred Schinz）：《中国城市》（Cities in China），柏林，盖博鲁德兄弟出版社，1989，第10～15页；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302页。
在随后的数百年中，其他亚洲邻国都采用了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日本最早的主要城市——大阪、藤原京和奈良——是从中国皇城长安有意借鉴而来。保罗·惠特利、托马斯·西伊（Paul Wheatley and Thomas See）：《从庭院到首都：试析日本城市传统》（From Court to Capital：A Tent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s of the Japanese urban Tradition），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8，第70～75、110～115页。公元前794年，日本人在平安（京都）建造了永久性的新都城，其人口超过10万人。这个城市以皇室为中心，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是日本正式首都。保罗·惠特利、托马斯·西伊：前引书，第131～133页；尼古拉斯·菲夫、保罗·韦利（Nicolas Fieve and Pual Waley）：《京都和江户东京：城市历史纵横》（Kyoto and EdoTokyo：Urban Histories in Parallels and Tangents），选自尼古拉斯·菲夫、保罗·韦利主编《历史视角中的日本首都：京都，江户和东京的场所，权力和记忆》（Japanese Capital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Place；Power and Memory in Kyoto；Edo and Tokyo），伦敦，鲁利格克祖安，2002，第6～7页。
与其相类似，汉城这个1394年李朝设立的首都，在500多年的时间里，用两个朝鲜历史学家的话来说，是“田园式的中国首都”。汉城模仿古代中国的模式，以行政中心的方式布局：由王室官僚统治，四周有城墙围绕。
全球背景下城市的兴起第三章 最初的商业都市（1）
从中国到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最终到美洲，早期帝国城市控制着广阔的疆域，其发展为贸易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尽管如此，在城市社会，手工业者和商人的作用从整体上讲仍受到严格限制。
今天，商人阶层往往被视为生机勃勃的城市区域的主要塑造者（如果不是决定力量）。然而，在古代世界，甚至当商人和手工业者已经积累了可观的财富时，权力仍然集中在祭司、军队和官僚手中。商人往往只是简单地作为中间人，为国家或者祭司阶层的贸易牵线搭桥。一个历史学家记载，埃及法老是“唯一的批发商”。TR费尔巴克（TRFehrenbach）：《火与血：墨西哥史》（接下页注）
中国的城市商人利用财富来攀越森严的等级限制，接第20页注①）（Fire and Blood：A History of Mexico），纽约，麦克米兰，1979，第42页；沙布洛夫：前引书，第41页；埃尔曼·R塞维茨（Elman RService）：《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变的过程》（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纽约，WW诺顿出版社，1975，第221～231页；惠特利：前引书，第371页；朱利：前引书，第28～29页。为他们自己或者子女进入贵族或官宦阶层寻找途径。中国城市的布局也体现了这种社会特权：统治者的宫殿位于都市中央，市场被置于缺少便利的偏远之处。薛凤旋：《中国首都北京的自然与规划》（Victor FSSit；Beijing：The Nature and Planning of a Chinese Capital City），纽约，约翰威利，1995，第6～28页；惠特利：前引书，第126～127、133、176、188～189页；利文森、舒尔曼：前引书，第99～100页。
（上腓尼基的兴起
如果想探寻商业城市的起源——这对于以后城市的发展意义重大——我们的视角反倒是应该从强大的城市帝国转移到地中海和海岸山脉之间的狭长地带。
这个后来被称作腓尼基的地区气候宜人。正如一个阿拉伯诗人所描绘的：“冬天在它的头上，春天在它的肩上，夏天睡在它的脚间。”迈克尔·格兰特（Michael Grant）：《古代地中海》（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纽约，斯里克布纳出版社，1969，第62～63页。这里早期的港口城市，如叙利亚北部海岸的乌伽里特，早在公元前2千纪中期已发展成为赫梯帝国和埃及帝国的贸易中心。迈克尔·格兰特：前引书，第74～76页。
在几乎所有其他城市的居民对开阔的海洋深感恐惧的时代，腓尼基商人却在探寻广阔的已知世界。他们黑色的帆船探索了从遥远的非洲西海岸到塞浦路斯、西班牙甚至不列颠群岛的每一个地方。萨巴蒂诺·摩斯卡梯（Sabatino Moscati）：《腓尼基人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Phoenicians），阿拉斯泰尔·汉密尔顿译，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68，第99、101页。腓尼基的主要城市（如西顿或推罗）的人口从没有超过4万——仅仅是巴比伦人口数量的一小部分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300页。——然而，他们所影响的范围可以无可辩驳地比此前任何一个文明都要广泛。
与强大的帝国有所不同，腓尼基人从没有向内陆地区深入扩展。与此相反，他们依托海岸，主要凭借向强大邻邦进行货物贸易（有时是服务业），来丰富他们的城市生活。蔡尔德：前引书，第140页。腓尼基人的天赋在于使他们自己不可或缺，与此同时获得丰厚利润。
“它的商人是王子”
到了公元前9至8世纪，腓尼基诸城市，像毕布勒斯（黎巴嫩雪松贸易的关键港口）、推罗和西顿，依靠自身实力富强起来。这里首次出现了一个有影响力的甚至起统治作用的商人阶层。《圣经·以赛亚书》中记述，推罗“无人能与之争锋，它的商人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哈蒙德：前引书，第89～91页。
腓尼基人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他们作为货商的角色。从某种角度而言，后来在诸如威尼斯、阿姆斯特丹、大阪等城市所见的腓尼基人，也具备工匠或者手工业者的技能。腓尼基人加工的玻璃、珠宝、服装和其他装饰品远销至从西班牙旷野一直到苏美尔古城的广大地区。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提到，帕里斯给海伦穿上“由西顿妇女织的闪亮睡袍”。希罗多德：前引书，第126页。腓尼基人在他们的海滩上发现了一种海生蜗牛，并掌握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