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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届大挑，钦派王大臣在内阁举行。每二十人为一班。既序立，先唱三人名，盖用知县者三人。（三人）既出，继唱八人名，乃不用者，俗谓之‘八仙’，亦皆出。其馀九人不唱名，皆以教职用” ；
举人，在科举制国家中，绝对是“精英”人物，而在其中挑选知县，中签率竟只有15％（二十选三）。由此可知，清代知县的平均素质非常高。冒昧一点说，今日吾国公务员，就平均素质而言，不可能比得上当日的举人 ，然则分别从两个候选团体里挑选出来的亲民官，其素质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清代中后期捐纳之风大开，阿猫阿狗都可以做官，甚至道、府之类职位也能合法购得，遑论知县；由此，清朝政府基层组织的有效性受到极大破坏。像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那种程度严重到动摇国本的起义接连发生，不能不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治结构的基本单元——知县——的选拔制度受到极大破坏的恶果。今日报章不屡云某处买官某处卖官么？较之清代捐纳，其合法非法则异，其害民误国则同，为政者亟当凛之戒之。当然，这是题外话，点到即止。
正因为认识到知县才能的难得，正因为认识到知县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性，左宗棠才会说“二十年来所尝留心、自信必可称职者，惟知县一官”。当然，真能胜任知县者，其能力必不限于一县；若一为知县，终身知县，那整个国家的政治必有其制度性缺陷。在一个设计合理、运行顺畅的文官制度中，称职的县官必能通过正常渠道逐级晋升，由县府而道司而督抚部院乃至“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调鼎”之臣，故左宗棠要说“此上惟督、抚握一省大权，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意思就是，做知县最见功力也堪称握有实权，知县做好了，尚须经过州府道司等职位的历练，用来熟悉行政程序，才能为“展布”自己的谋国治民之策。所谓“非一蹴所能得”，并非说他只能走极端，不作牛头，就做鸡头；而是说他也承认伯牛前述的升级阶梯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
那么，回到最开始引用这封信的原意；所以引用，目的在于通过人微言轻（其时彼刚入幕，尚未如后来数年能呼风唤雨、权倾一时也）时的表现，探求左宗棠行事作人的风格，是否始终偏于刚直一路。他不希罕苟得的利禄，是为刚。他的政治追求，以能具体办事为标的，无所介意于官阶之高卑，是为直。他直言二十年交情的胡林翼心术不正，“不及我者以此”，他直言同乡兼亲家郭氏兄弟“懵焉为其颠倒，一何可笑”，是亦为刚为直。身处半品闲职、几根鸟毛之际，毫不苟且，不惜为微咎小眚破坏友朋间的和衷之道，当彼兵凶饷急、千钧一发之时，他会借此机会私而忘公、修怨报复么？
六、相期无负平生（下）挽联
同治十一年二月四日午后，曾国藩和儿子曾纪泽在两江总督官署花园里散步，突然，两腿一麻，摔倒在地，曾纪泽将他扶起，搀入内室。晚上八点左右，曾国藩端坐而逝 。
人死了，就得准备灵堂。布置灵堂，除了皇帝追封赐谥的诏令，最重要的就是生前友好书赠的挽联。曾国藩一生好写对联，尤其重视挽联，全集中就收录了七十七幅挽联，凡上官下僚，亲朋戚友，不论贵贱寿殇，横死善终，一概挽之。集中排在最后的挽联，是写给一个
妓女的：“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处销魂”；这个妓女的名字，就嵌在联中，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猜一猜她的芳名。挽联固然是小道，但是不刻苦锤炼，也写不出上品。曾国藩当京官的时候，就苦练过这种功夫。不过，挽联是盖棺定论，对象不死，素材就不完整，挽联也就不好落笔，曾国藩哪里找那么多死人来练习呢？他玩了招绝的：生挽；所谓生挽，就是给活人写挽联。活人还得挑熟悉的，不然搞不清平生行事，下笔未免落空。可是，活人都忌讳死，谁愿意触这种霉头呢？于是，他得偷偷的写，不敢让人发现。不幸的是，坏事干多了，总会有暴露的一天。某年新春，好朋友汤鹏到曾寓拜年，延入书房聊天，汤看见砚台下压着几张纸，以为是新作的诗文，便要拿来看看。岂料这不是诗文稿，而是挽联稿，曾国藩死死护住，怎么也不给看。汤鹏跟他熟络的很，也不顾礼节，一把抢将过来，只见包括本人在内不下十几位曾氏好友，一一被曾国藩“敬挽”了一番。新正吉日，吉祥话没开场，竟先看见一篇“悼词”，那还不勃然大怒？于是拂衣而去，自此断交。同时，江忠源在北京，笃于友道，有客死京城的朋友，一定亲自或者派人护送其尸骨还乡；时人便撮合两人事迹，造了两句广告词：“江忠源包送灵柩，曾国藩包作挽联”；俨然视二人为殡仪服务公司的东主了 。
现在，轮到他人“敬挽”曾国藩了。众多挽联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左宗棠写的那一幅。曾左不和，早就是官场、乡里公开的谈资，左宗棠又是一贯不假颜色的直性子，正在甘肃平乱的他会寄来一幅怎样的挽联呢？传言说左宗棠听到曾国藩赠谥“文正”，极为不悦，说：“他都谥了文正，我们将来不要谥武邪么？” 左伯爵的挽联要是捎带讽刺之意，先不说别的难堪之处，单单是否在灵堂悬挂就够曾家人斟酌几番的了。终于，左宗棠的挽联寄过来了。想看热闹的大失所望，忐忑不安的放下心来，他写的是：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除了“攻错若石”四个字，其他都是恰如其分的赞扬，而“攻错若石”，也只是实事求是地讲出二人“和而不同”的交往实况，无所寓其褒贬。曾国藩生前，左宗棠和他书信往来，从来就是称兄道弟的平辈称呼，不讲官场前辈、晚生那一套。同治元年，曾国藩奉旨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算是兼管地方的“国家领导人”，左宗棠当时不过浙江巡抚，写信过去还是自署“愚弟”，并说：“依例应‘晚’。惟念我生只后公一年，似未为‘晚’，请仍从弟呼为是” 。这幅挽联的落款，却自署“晚生”，更是给足了曾家面子。
斯人已矣，风波不息；直到今日，很多人还是不相信左宗棠这幅挽联就是他的心声，而认为这不过是照应场面的客气话。伯牛无意翻案，谨就读书所得，略为爬梳，按照时间顺序，罗列曾、左之间三次最为重要的冲突。孰是孰非，孰枉孰直，读者自能判断。
六、相期无负平生（下）左宗棠论夺情
咸丰七年二月四日，曾国藩父曾麟书卒。十一日，讣至江西瑞州湘军大营。十六日，曾国藩上报忧摺 ，请假守制。旋即不待批准，于二十一日离营回湘。清制：官员父（母）丧，则应离职回籍，居丧三年（丁忧二十七个月后除服）。督、抚、司、道等重要官员，或者军务在身官员，如钦命不准离职居丧而令在职守制，则称为夺情。曾国藩时为兵部右侍郎衔，且督办军务，依例不得擅自回藉奔丧，而应请示朝旨再行定夺。他竟置江西军务而不顾，不待准假，遽行回乡；其原因乃如本书《每闻春风之怒号》一篇所述：曾国藩以客军寄食江西
，与地方官龃龉，又得不到朝廷的谅解和支持，军事、饷事俱无起色，遂藉口守制，不待命而行。然则，曾国藩此次奔丧是一种任性、冲动、不负责任的负气之举。左宗棠闻知此事，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对他这种“逃兵”行为进行谴责：
“《纲目》一书，于夺情题后一事，总以其人所处之时地为断，所以重纲常、维名教而警偷薄之俗也。至‘金革之事无避’一语，经义直捷了当，更无可疑；诚以兵礼、丧礼同一凶事，并无所谓希荣忘哀之念；而干戈之际，事机急迫，有万不能无变者。顺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则世俗所谓‘夺情’者，乃圣贤所谓‘遵礼’，又何拟议之有？”
《纲目》，即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是吾国“正名学”的集大成著作 。其论“夺情”要“以其人所处之时地为断”，则根源于《礼记》：“金革之事无辟（通避）也” 一语；这句话怎么解释呢？唐人孔颖达《礼记正义》曰：
“此一经，是权礼也。若值国家有事，孝子不得遵恒礼，故从权事”；
“经”，是原则；父母丧，居丧三年，就是原则。但是，“若值国家有事，孝子不得遵恒礼”，公事和私礼发生冲突，怎么办呢？原则是死的，人是活的，这里就要引进一个“权”的概念。“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 ；原来，在非常时期，“反于经”而“从权”，乃能“有善”。故国家有“金革之事”（即战事）的时候，涉身军务的“孝子”（兼忠臣）就毋庸遵守居丧三年的“恒礼”，而应遵循坚守岗位、继续战斗的“权礼”。故左宗棠说：“世俗所谓‘夺情’者，乃圣贤所谓‘遵礼’”；他根据“经义”立论，预先杜绝了曾国藩恤于人言（即“拟议”）的借口。
前此，曾国藩归藉之时，已经知会在湘筹饷的左宗棠，说明此次回乡的三个理由。首先，奔丧守制，以尽人子之道；其次，“临戎以来，过多功寡，不可以古之饶干济者自比”；第三，“大局较前为佳，己可不出”。第一条理由，被左宗棠用“金革之事无辟”驳正；第二条，表面上是说自己德寡能鲜，无济于大局，实则透露了一腔怨气无处发泄的消极情绪。第三条，则纯乎负气昧心之谈；当日大局：江西大半被太平军占据；江南大营屡被攻溃，岌岌可危；安徽境内名城多“沦于贼”，实在称不上“较前为佳”。左宗棠此信，尤其对第二条理由进行了重点批判：
“子无贤、智、愚、不肖，其有父一也。遭父之丧，其不可夺情一也。今谓贤、智可夺情，而愚、不肖不可夺情，此何说乎！老兄之于兵事，诚不敢谓其有功无过，然竭其心与力所可到而黾勉为之，此念尚可见谅于朝廷；又时局所值，亦有非心所能虑力所能赴者，天下之人亦未尝不共为谅之。……孝子之于亲也，不以病不起而废药石；忠臣之于君也，不以事不可为而奉身以退，其任事也，不以己之不能而他诿之”；
骂人，最毒的就是诛心；打人，最狠的就是打脸。左宗棠就做到了这最狠的两点。你曾国藩不是扭捏作态，说什么“过多功寡”，不宜比照“饶干济者”实行夺情么？那好，我就告诉你，你还真就是个“过多功寡”的“愚、不肖”者。但是，承认自己“愚、不肖”就搪塞过去了？没有。人皆有父，你“愚、不肖”可以不夺情，比你贤明比你聪明的就该夺情；这是什么混账道理？再说了，人蠢一点没关系，“过多功寡”没关系，运气不好也没关系，只要“竭其心与力所可到而黾勉为之”，朝廷与天下之人“未尝不共为谅之”。可是，你怎么做的呢？就像长辈一告病危，子女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