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灵”，则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爱护，他并请精通《易经》的幕友陈学镕为李元度此行卜卦 ，想尽办法对自己和李元度进行心理暗示（“灵”），其行可敬，其心可悯。
不过，倡议邀请湘军赴援的罗遵殿还来不及看到湘军的旗帜，就因城破而捐躯，李元度也因此稍缓其行，“诅”“祝”之“益”否“灵”否，暂时无法印证。而太平军在解除南京之围后，一面在苏、浙用兵，一面向上游的安徽、江西进军，试图再度占据武汉，以控制长江流域。因此，驻扎在皖南的湘军，尤其是深处万山之中的祁门大营，感受到巨大的压力，李元度的主要任务也就由援助浙江转变为防守皖南，保卫大营，俨然成为湘军大营的“门户”。
胡林翼说，李元度虽不能战，但未尝不能守 ；曾国藩亦作如是想，故将皖南“四府一州” 全行托付给李元度，并安排张运兰、左宗棠、鲍超三军“左右夹辅”，避免他因汛地过广、头绪过多而“东瞻西顾、拖泥带水” 。当日形势，固然不利于湘军，但是，李元度倘能严守军令，立定脚跟，不浪战以求胜，不侥幸以邀功，自可圆满完成曾国藩交待的战略任务。让李元度作廖化，力或有所不济；不做马谡，则似能不辱使命，这大概就是曾国藩的如意算盘。可惜，“今亮”的称号早经左宗棠注册，这一次，曾国藩注定享受不到谈笑却敌的快乐。
六、相期无负平生（下）烈女怕缠夫
咸丰十年八月十二日，太平军攻破宁国。随后，李世贤趁着横扫江浙、击溃江南大营的势头，兵发广德，来攻徽州。伯牛案头有一本历史地图集，徽州与祁门（曾国藩大营所在地），以指测，其间不能容二指，以尺度，距离不过五十公里。徽州一城的攻防战守，对于湘军，对于东南（绿营全面崩溃），乃至对于全局（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打响），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为了更具象的说明这层意义，可以打个比方：徽州一破，太平军围攻祁门，曾国藩就将如瓮中之鳖，坐以待毙；也可以举个实例：徽州破后，祁门被围，幕客冯卓怀因“
时事日非，愤闷异常”，乃以阅读古典名著《红楼梦》为日课，幕主曾国藩深受感染，也以钻研“红学”作为排遣 。
然则，刚接办皖南防务的李元度，肩负的责任就不止一城的存亡，而是师友的性命乃至大局的盛衰。要说曾国藩对李元度此行抱有乐观的态度，别说他人不信，他自己也不敢自信。所以，临行前，与之约法五章：
“曰戒浮，谓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曰戒过谦，谓次青好为逾恒之谦，启宠纳侮也；曰戒滥，谓银钱、保举宜有限制也；曰戒反复，谓次青好朝令夕改也；曰戒私，谓用人当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也” ；
大多数情况下，所以曰“戒”，并非戒其未来 ，而是禁其以往。此五戒，就都是李元度以往常犯的错误，其中，“戒浮”一条最有意思。李元度固然是“文人之好大言者”，他所用所亲之人，也以“文人之好大言者”居多。岳阳文人吴士迈是李元度的好朋友，他根据二十三史中有关军事的资料，编订了一部“治军蓝本”。李元度一见，称为奇作，遂纳入麾下，并荐诸曾国藩，欲令其回湘招募三千勇丁，统带来皖。时在湖南的曾国荃闻之，赶紧给大哥写信，“极论文士之涉于空虚”，劝他“远之”；曾国藩自己也哭笑不得，只好对李元度说：“阁下与之（谓吴士迈）至交，须劝之尽弃故纸，专从事于点名、看操、查墙子诸事也” 。其他四戒，与前述李元度之才不宜治军大同小异，不赘。
仓猝间约法五章，固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李元度的秉性；临阵时枪法大乱，则足实让曾国藩瞠目结舌。说好说歹，李元度毕竟在江西打过几场恶仗，攻城守营之事，不说有几成把握，至少有几分历练；否则，曾国藩宁可亲自上阵也不会派他代劳。可是，李元度一到徽州，就把所有经验忘了个精光，一切措施，似都用来求败。而这些失误，本都可以避免，假如他严格遵守湘军营规的话。
湘军战法，极为重视扎营：
“每到一处安营。无论风雨寒暑，队伍一到，立刻修挖墙濠，一时成功。未成之先，不许休息，亦不许与贼搦战” ；
此即曾国藩所谓“结硬寨，打呆战” ，也是湘军陆战的基本大法。名将蔡锷对这条规定赞不绝口，称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 。
但是，李元度此行就违反这条最重要的营规。八月十六日，平江军到达徽州城外，在界河边草草搭了一些棚子，便算扎定营盘，诸凡修墙、挖濠、筑篱之事，一概未做。当日援守，曾国藩怕李元度兵力不足，在他启程后，又调了四个营过去。此四营二十日到，李元度仍未命令扎营，而任其“散乱于河洲之上”。三天时间就这么白白浪费，既不在城外扎营，也不进城布防，李元度到底干什么去了？原来，他是要以攻为守。目光长远、气魄非凡的李将军，根本不想被动的防守徽州，而要在二十公里以外的绩溪进行拦截。很可惜，胡林翼那句“战事本不长，守事本可信”说得太准了；他派出的两营刚一接战，就被“缓进急战”的太平军候个正着，在丛山关、楼下两个战场大败而归。语云：兵败如山倒。这边是压不住阵脚的“书生好大言者”，那边却是与陈玉成、李秀成鼎足而三的天国名将，加之徽州城外未扎营盘，无险可守；李元度此次溃败，直是无药可医。于是，二十三日，全军退入城中。明日，太平军“直扑徽城，更番诱战”。
警报传到祁门大营，人心惶恐。曾国藩毕竟久经战阵，立时想出了补救的办法，他指示李元度：“贼若围城，坚守六日，霆营援兵必到” 。霆营，即驻守太平的鲍超一军，为湘军后期最精锐的部队。攻难守易，是军事常识；“坚守六日”，亦非“不可能的任务”，那么，李元度怎么还是失败了？伯牛以为，李元度终归于败的原因，乃是应验了一句湘谚：“烈女怕缠夫”。“烈女”，即曾国藩所谓“坚守六日”，就是实行龟不出头的战法，绝不轻举妄动；“缠夫”，自然指“更番诱战”的李世贤。敌诱我不动，是“烈女”不为“缠夫”所诳，保全了清白；敌诱我即出，则是“烈女”捱不过“缠夫”，一失足成千古恨。失节全节与否，战胜战败与否，俱在一念之间而已。不幸的是，“烈女”李元度在面对“缠夫”李世贤“更番”挑逗的时候，一念之差，把持不住，乃“亲督各营出城接战”。结局可想而知，城破人亡而已 。恰如当日最高法院对“强奸”案例的司法解释，所谓：“始强（奸）终和（奸）者，仍以和（奸）论” 。
六、相期无负平生（下）道旁苦李的蒂儿
曾国事后总结李元度失败的教训，说：“必待战（败）之后，始入城而分守之。分布未定，贼已来扑，士气已馁，军械已失，岂复能坚守哉！” 与上引司法解释有异曲同工之妙。暂且抛开“烈女”之喻。李元度援徽，十天不到的时间，丧师失地，动摇大局，其罪不小；但是，李元度这次犯错，尚不止此。千不该万不该，他最不该在偾事之后还要“怙过饰非”，毫无悔意。城破次日，逃亡途中，李元度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强词夺理，推卸责任；在外游荡了大半个月，他才满不在乎的回到祁门大营，而在面见曾国藩时，他依旧不做自我批
评，一味避责。尤为过分的是，在曾国藩面责后，他竟不“留营听勘，径自归去”。曾国藩不得不慨叹：倘若“人心并无悔祻之意”，则“难以挽回天意”；遂奏劾李元度，请旨“将其革职拿问” 。
此时，于私于公，曾国藩都“深恶”李元度，而且，这股“恶”意一直延续了两年。咸丰十一年末，不甘寂寞的李元度接受浙江巡抚王有龄的邀请，募勇援浙。但是，李秀成先期攻破杭州，王有龄自杀；他便逗留在赣、浙交界的广信、衢州一带。前此，从湖南出发，经过义宁、奉新、瑞州等地，驻防太平军自行撤退，李元度一概奏报“克复”，因此开复上次革职的处分，并赏加布政使衔。身为两江总督、统辖江西的曾国藩对这种行为极为不满，旧恶新恨，涌上心头，遂于同治元年的春天再次参劾李元度，说他“前既负臣，后又负王有龄。法有难宽，情亦难恕”，请求将“该员”开复、赏加的职衔“注销”，“仍行革职”，并将其所募勇营“全行遣撤”。奉旨：“李元度著即行革职，并加恩免其治罪，仍交左宗棠差遣” 。左宗棠当时受命督办全浙军务，故将打着援浙旗号的“革员”李元度交由差遣。
孰知曾国藩尤未解恨。三个月后，在参劾陈由立、郑魁士的摺子里，又让李元度陪绑一次。陈由立是鲍超部将，本是“偏裨之才”，却“不安本分”，在个人待遇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跑到河南投奔巡抚郑元善，“巧言耸动”，谋得重权。曾国藩怒其“轻去其上”，“朝秦暮楚”，破坏湘军家法，犯了见利忘义、欺师悖祖的大罪，请旨处罚。郑魁士相继在安徽、浙江和江南大营服役，平日则悍然犯上，不遵节制，偾事则“托病偃蹇”，弃军而逃；“前既与皖、浙抚臣为仇，后亦不报和春之恩，臣尝代为不平”。本来，参奏这两人跟李元度扯不上关系，但是，一个背叛师门，正如李元度应王有龄之邀援浙，“轻于去就”，视湘军的集体领导为无物；一个偾事犯上，恰如李元度守徽州时所作所为，故曾国藩连类及之，将他顺手拈来，追骂一通 。
曾国藩三次参劾，李元度的政治生命，算是彻底毁掉了。表面上看，不过革职，还可以继续“效力”，前途并非一片黑暗；但是，读者诸君务必警惕：吾国政坛历来奉行“追涨杀跌”的散户哲学，庄家咳嗽一声，其股非红即黑，不上则下，并无喘息的机会。曾国藩当日负东南重望，俨然“东山不出奈苍生何”的晋人谢安，一言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他既然声讨李元度，跟风承旨的中外“曾迷”岂不心领神会，对已被打倒的李元度踩上一支脚？尤其是各位访查舆论、维持风纪的御史大人们，本就靠言语轻重讨生活，无端生出如此佳题，岂不大做文章？新账旧账一起算：失守徽州，独自逃生，拒绝勘审，虚报战绩，这些罪名加在一起，至少也是流放远边，最重则脑袋不保。然则，遑论断送政治生命，李元度的物理生命也有断送的危险。从这个层面检讨曾国藩此份参摺，是不是过分了一点？当日有一幅集句兼嵌字的对联，将李元度所处的危困之境揭示无遗，其词曰：
“士不忘丧其元；公胡为改其度”。横批：“道旁苦李” ；
纵观曾国藩生平，对湘军同事、湖南老乡、婚姻之戚或文学之友，主动施以如此辣手，仅此一见；何况李元度在咸丰五、六年间还舍生忘死的保护过他。三参之后，他不能不有所悔疚，不能不思有以补救。知道平江军即将裁撤、李元度将要黯然回湘的消息后，他立即致函奉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