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辫子，闲来无事，或者看书，或者谈天，都爱轻轻抚弄它。可是现在，她觉得那条辫子特碍事，每天都得花不少时间梳理它。她想，要革命就要铲除封建残余，现在男女平等，男的都剪了辫子，留了短发，我们妇女为什么还要拖条辫子呢？ 我也要留短发。
于是，她对着镜子，“咔嚓咔嚓”把辫子剪了下来。她又让妹妹帮她把头发修成短短的男式婚装头。妹妹看着剪成短发后的贺子珍，高兴地说：“姐姐，你把辫子剪掉，像个男孩子，越发显得漂亮了。”
第一卷 “永新一枝花”初次当“官”（2）
她是永新县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自然轰动全城。她走在街上，行人望着她的头发，交头接耳。那些淘气的孩子，跟在她的后头，又是嚷，又是笑，又是跳，像看到什么新鲜玩艺儿那么稀奇。
贺子珍不理会这些，她昂着头，大大方方、若无其事地走在大街上。她觉得，革命嘛，总得有第一个敢同封建旧习俗作斗争，也得有带头人。
以后，在贺予珍的大力提倡下，学校中的革命左派都陆续剪了辫子。县城中的一些思想激进的妇女，也跟着剪辫子。妇女留短发逐渐普遍起来。但是，在农村一时还推广不开。
为了加强妇女工作，永新县党组织又成立了群众性的县妇女会，由县党部的妇女部领导。贺子珍和她的伙伴们，经常到县城附近的村庄做妇女工作。
经过一个时期的锻炼，贺子珍很擅长于搞宣传鼓动了。不论多大的场面，有多少群众参加的集会，她都敢上台发表演说，脸不红心不跳，而且不用讲稿。
一天，她来到一个小集镇上，把这里的老婆婆、小媳妇和小姑娘招呼到一起，搬出一条小板凳，站在板凳上开始演讲，从军阀欺压百姓的罪恶，讲到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意义。她讲得不慌不忙，既有道理，又有实际，说得许多妇女直点头。
她讲完革命道理，又讲妇女解放。她说：
“要说受压迫，我们妇女受的罪最深。我们的妈妈这一辈人最可怜，谁有气都可以往她们头上撒。共产党是妇女的大救星，主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以后，我们妇女在家里，也要有说话的权利。我们反对缠足，反对打骂妇女，反对包办婚姻。我们妇女也要行动起来，打倒军阀，支援北伐战争！”
演说完了，她就带着同学们唱歌子：
打倒列强，
打倒列强，
除军阀，
除军阔。
国民革命成功，
国民革命成功。
得解放，
得解放。
贺子珍的嗓子清脆悦耳，唱得很有气势。妇女们都拍起巴掌来。贺子珍又一句一句地教年轻的妇女唱歌。
此后不久，贺子珍离开学校，开始了以革命为职业的生活。
北伐军协助永新成立了民主政府后，就离开永新到吉安和安福去了，只留下了几个干部在永新，协助左派政府工作。保卫永新的责任落在由工会和农会组成的工人赤卫队和农民赤卫军身上。至于为民主政府筹集费用，为工农武装筹办粮草，打击城里的右派，对付土豪劣绅，巩固民主政权，这些任务，都要由永新的共产党员承担。
贺子珍同担任妇女部副部长的妹妹贺怡，还有担任共青团县委书记、国民党县党部商民部部长的哥哥贺敏学商量，如何才能筹集到经费呢？他们生长在永新，对这里的地主豪绅，谁个好，谁个不好，心中很明白。贺子珍说：
“地主豪绅中各人是不一样的，有的思想比较开明，在县里作恶不多，民愤也不大；有的人却比较顽固，态度很坏，不能把他们一般对待。”
贺怡也说：“对那些思想较好的，要争取他们同情和支持民主政府的工作。”
于是，他们兄妹三人向县党部提出了对县城的地主豪绅分别采取“募捐打粮”和“武装打粮”的办法。“募捐打粮”就是用说服动员的方法，让他们自己拿出钱粮来支援革命，“武装打粮”就是对那些态度恶劣，坚决不肯出钱的，就动用工农赤卫队以武力强行解决。
贺氏家族中有一户大财主，自称是孙中山的信徒，拥护三民主义，会行点医，在县里有一定的影响。贺子珍登门去做他的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利害。经过一番工作，把他说服了。他带头拿出一部分钱、粮和各种物资支援革命。在他的带动下，一部分表现比较好的中小地主豪绅，也不同程度地捐献了一些资财。以后，贺子珍又组织县里的青年和妇女，到各区各乡去做“募捐打粮”的工作。
贺子珍的父母也自动提出，捐款支援革命。他们把茶馆存的一部分粮食，还有一部分银元、首饰，捐献出来。
永新县的革命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党的队伍也不断壮大。全县从只有一个党小组发展为四个支部。1927年4月，永新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临时县委，贺子珍和她的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都当选为县委委员，在永新县一时传为美谈，人们称他们是“永新三贺”。
第一卷 “永新一枝花”神枪手（1）
弱女子成长为暴动女将。贺子珍两枪撂倒两个敌人。人们越传越神，有人说她是“神枪手”、有人说她是“双枪女将”。关于她的种种传说，至今还在永新广泛地流传着。
正当革命斗争迅速发展的时候，风云突变，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
1927年3月6日，江西省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被杀害。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5月21日，湖南发生了“马日事变”。
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这种情况下，永新县的国民党右派分子也蠢蠢欲动。国民党县党部主席周继颐原来是个假左派真右派，这时撕下了左派的外衣，公然叫嚷在县党部和民主政府中任职的共产党员，要全部撤走，他还下令工人纠察队、农民赤卫军要全部缴出武装。在县党部里，其他一些原来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也急剧地向右转。一时间，永新县城杀气腾腾。
这时，贺子珍被党组织派到吉安开展工作，担任国民党吉安县县党部妇女部部长和共产党吉安县妇委书记。
有一天，她正在吉安县党部办公，永新县委的一位同志突然闯了进来，气喘吁吁地告诉她；“永新出事了，右派夺权了！”
贺子珍吃了一惊，连忙问是怎么回事。
原来，在6月份永新左派逮捕右派头面人物的时候，有人漏网了。他们逃离永新后，就同土匪武装相勾结，用重金收买他们以武装攻打永新县城。于是，由右派领路，这股土匪突然袭击了永新。他们晚上摸进城，把正在农会开会的一批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团团围住，全部抓了起来。他们还捣毁了县党部和县里的民众团体，强行缴去了工人和农民赤卫队的武装。那些被左派关在监狱里的右派全部被放了出来。他们到处抓人，在全城搜捕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已经有一百多人被关进监狱。
这位同志还介绍说，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在大逮捕时已经逃离了县城，隐藏在永新附近的一个庄子开会，准备重新组织武装力量围攻县城，可是消息被走漏，他在乡下被捕了。她的妹妹贺怡和父母亲都逃离了永新，不知躲到什么地方。这就是永新县的“六·九”事变。
贺子珍听到这个意外的消息，心里如同烧了一把火。
永新县一些逃出虎口的共产党员，相继来到吉安。当时吉安的政权还没有出现反复，算是一块暂时的“绿洲”。她从这些同志的介绍中了解到，永新被右派逮捕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已经达到四百多人。右派扬言要对其中一部分首要分子处以极刑，情况真是万分危急。
党组织很快召集会议商讨对策。贺子珍在讨论会上慷慨陈词：“大家都说苏联十月革命好，那是人民奋斗牺牲争来的。我们的国家要像苏联那样就要不怕流血牺牲，奋斗到底。”
宁冈大陇村，是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农民自卫军经常出没的地方。贺子珍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他们一致表示，要把革命进行下去。大家决定首先做两件事情：一是起草一份宣言，揭露国民党右派反对革命的罪行，由欧阳洛等带着宣言赴南昌，向省政府请愿，要求清查永新的反革命事变；二是马上联络附近几个县的工农武装，联合攻打永新城，救出监狱里的同志们。会议还一致通过永新县党部被砸了，就在吉安重新建立一个县党部。还要把各个民众团体都恢复起来，成立一个各个团体的联合驻吉安办事处。
几天以后，永新县党部的牌子，永新各团体驻吉安办事处的牌子先后挂出来了。
欧阳洛等人带着宣言，赴南昌请愿，要求清查永新县的反革命事变。他们到南昌后，正好爆发了南昌起义。他随即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南昌起义后，欧阳洛历尽险阻到了武汉，找到党的组织，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后被敌人逮捕，惨遭杀害。
永新县驻吉安办事处在派出请愿人员的同时，又派人同附近几个县的农民自卫军联系。他们联络了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这时袁文才已加入共产党，他和王佐原来带领的队伍改为农民自卫军）、王新亚率领的安福县农民自卫军和杨良善率领的莲花农民自卫军。永新驻吉安办事处约请他们按指定的时间从三路起兵围攻永新。王新亚原是北伐军的一个营长，是湖南浏阳人，北伐军离开永新时，他被留了下来，协助这一带的革命政府组织工农武装。
大革命年代的贺子珍（塑像）。永新南乡的农民武装基础比较好，永新驻吉安办事处通过那里的党组织，也请他们参加围攻永新的战斗。
为了组织好这次暴动，贺子珍设法同永新县关在监狱里的同志取得联系，把武装攻打永新的消息和日期，告诉那里的同志们，以便里应外合。细心的贺子珍没写片言只字，而是委托一个可靠的老俵，秘密回到永新去，把联合进攻永新的日期告诉她的舅母，请舅母通知狱中的同志。
这个老俵果然把口信带到了。
再说贺子珍的父母和妹妹贺怡，在右派搜城捉人的时候，早已逃到邻居家的柴房里，躲了起来。
当晚，他们在亲友的帮助下，摸到城墙上，用几匹白布接在一起，绑在腰上，坠墙出城。他们有一个亲戚在吉安的清源山当和尚，三个人就投奔这个亲戚去了。家里留下的小弟敏仁和小妹先圆，由舅母收养。
第一卷 “永新一枝花”神枪手（2）
贺敏学被捕后，舅母常常打发小先圆到监狱里给哥哥送饭。这次，接到贺子珍的口信，她就在送饭的竹筒里， 塞上一张小纸条，让先圆送到监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