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毛泽东觉得，王新亚讲述过的井冈山，从党的力量、群众的基础到地理条件，都是革命军落脚的理想地方。于是带着起义队伍的余部，向井冈山方向前进，途中，队伍经过三湾时，对队伍进行了整顿和改编，打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的番号，向砻市开来。
交谈中，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袁文才、王佐的自卫军，在革命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革命，为党保存了一支革命武装。他提出，“以后革命军要同袁文才、王佐的队伍协同作战，共同在井冈山立住脚跟。”
这一次商谈，气氛融洽。双方都没有什么保留和顾虑。袁文才和王佐都很高兴。袁文才早就盼望能同上级党取得联系，为革命做点工作，因此，在这次会上，他当场表示，欢迎毛委员的队伍上井冈山领导他们干革命，安置伤病员和队伍驻扎的问题，他都答应安排。他知道毛委员的队伍需要用钱，事先把埋在地下的银元挖了出来，约有一千块，装了十二个竹筒，带到步云山来。在这次会面中，袁文才亲自把银元交给毛泽东。
这次会面后，贺子珍同袁文才一起回到茅坪。袁文才原是个沉默寡言、感情不外露的人，这天回到家里后，异常兴奋，话也多起来。他用客家话给妻子谢梅香讲述了这次会面的情形，一面讲一面笑。接着，他又对贺子珍说：“我看革命高潮要来了，有了毛委员的领导，我们今后可以有很多的事干了。”
贺子珍和谢梅香受他的情绪感染，也很高兴，大家兴奋地议论将要到来的革命高潮会是个什么样子。
自从毛泽东率领队伍来到井冈山以后，井冈山变样了，沸腾了！
革命军第一团的伤病员首先上山。开始时，还没有红军医院，袁文才和王佐把伤病员分散安置在老百姓家里。
第一团的官兵并没有立即上山。他们先开到莲花、湖南的攸县和茶陵去打土豪和筹款。毛泽东因为脚伤，没有随部队出发，留在茅坪养伤了。脚伤痊愈以后，也才下山追赶部队。
在养脚伤的这段日子。毛泽东充分利用这个机会，熟悉这里的地形、环境和人员的情况。他同袁文才、王佐亲密切交往，经常同他们促膝倾谈，对他们的身世、为人和思想，了解得比较透彻。
毛泽东还与在井冈山上避难的永新的共产党员刘珍、王怀、贺敏学等人多次详谈，了解永新党建立的经过和斗争的情况。连生病刚愈的贺子珍，他也找过几次，听取她对怎样开展井冈山地区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还由袁文才、王佐和永新党的同志陪同，察看了井冈山的山势地形。
毛泽东开始住在步云山。步云山离茅坪不远，步行半小时就到了。
袁文才同毛泽东熟悉以后，非常敬佩他，觉得毛泽东住得离自己太远了，商谈工作不方便，主动请毛委员住到茅坪来。永新和莲花的共产党员，原来住在茅坪的八角楼，为了迎接毛泽东到茅坪居住，他们把房子腾了出来。后来毛泽东在八角楼住的那间房子，就是原先贺敏学住过的。
毛泽东旧居——宁冈茅坪的八角楼八角楼离袁文才的家只有几步之遥，毛泽东出出进进，晚上到茅坪河边散步，或者坐在枫树旁边找人谈话，经常要经过袁文才的家。那时贺子珍疟疾初愈，身子虚弱，有时坐在袁文才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经过，见到了，都要走过来，同她讲几句话，问她身体恢复得怎样，态度非常和蔼亲切。有时候，毛泽东不忙，就坐下来，同贺子珍聊天。
有一次，毛泽东对贺子珍说：“井冈山的地理环境好得很。可以讲，现在我们搞革命有了落脚点，井冈山就是我们的落脚点。这里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回旋余地大得很哩！”
第二卷 井冈之恋初见贺子珍（2）
贺子珍告诉他，井冈山附近几个县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党的组织，群众发动比较深入广泛。
毛泽东听了贺子珍的介绍，满意地说：
“井冈山这几个县都是好的，你们永新更好。永新的地理条件很重要，党的组织和群众
基础也比较好。你们永新的同志应该回永新去，重新建立党的组织，开展群众工作。”
贺子珍还同毛泽东谈起了袁文才和王佐，毛泽东兴奋而肯定地说：“袁文才是个好同志，是要革命的；他领导的队伍，是革命的队伍。王佐也是好的，要革命的；他领导的队伍，也是革命的队伍嘛！”
的确，毛泽东上山以后，王佐参加革命的思想稳定了，一条心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半年后，1928年上半年，红军第二次去湘南作战前，王佐在茅坪的一个庙里入了党。他入党后，非常高兴，逢人就爱说：“我现在也成了挂牌子。”意思是自己也是党员了。
对王佐的入党，毛泽东也很高兴。有一次他对王佐说：“我们现在更加是同志了。”
以后，毛泽东把袁文才、王佐的队伍改编为红二团，团长是袁文才，副团长是王佐，团党委书记是贺敏学，党代表是何长工。党代表与后来的政委一样，要服从党委集体领导，但行政上团党委书记要服从党代表领导。当时为了搞好团结，多安排几个职务。
几十年后，贺子珍回忆起袁文才、王佐的死，还是那样愤愤不平：
“1930年，袁文才被错杀，王佐不幸牺牲。事后，毛泽东听到这消息，心里很难过，多次批评这种错误的做法。他说：‘不应该把他们当土匪对待，不应该这样对待这两位同志，他们都是要革命的。”
贺子珍还说：“有的人把袁文才这种深沉寡言的性格描绘成奸诈、诡秘，这是不对的。我同他们的接触较多，了解他的为人。他自己一生的行动都表明，他是热爱革命、忠于党的。他对毛委员和他率领的革命军上井冈山是真心欢迎的，对党的领导真心拥护，对革命没有两条心。袁文才很听毛泽东的话，他公开对很多人说过：‘我就听毛委员的。’
“当然，袁文才和王佐的队伍，主要的成员都是农民。他们身上带有浓厚的农民意识和散漫作风。特别是在大革命以前，他们还没有改编为农民自卫军，确实都是绿林好汉。因此，在他们身上，保留了较多的不讲原则、只重个人义气的侠客思想，这都是需要进行教育和帮助的。”
1927年10月3日，起义部队到达江西宁冈县古城。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图为会议旧址：联奎书院。1927年10月，革命军到达江西宁冈县古城。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问题。11月，革命军第一团上了井冈山。上山的那天，革命军以一面红旗为前导，列队来到步云山。事前，革命军送给自卫军的枪支，袁文才和王佐都分给士兵了，还转送了一部分给山上的老百姓。山上的群众为了自卫，许多人家里都有枪，也会打枪。战士和群众拿到了新枪，那个高兴劲没法说了。
所以，工农革命军上山，袁文才、王佐的队伍都出来迎接，老百姓也自动出来欢迎，情绪异常热烈，这是井冈山上从来没有过的新气象。
大部队上山以后，在毛泽东的安排下，一团的政治工作人员开始对袁文才、王佐的队伍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他们在老百姓的家里，办起了训练班，把袁文才、王佐这两支队伍中带兵的人请了来，轮流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
当时每个训练班二三十人，一个月学习几次，每次一两个钟头。一团的政工干部轮流给训练班讲课，毛泽东有时也亲自去讲课。一团的军事干部还帮助袁文才、王佐的队伍练兵，地点就在步云山。毛泽东曾派出政工干部到这两支队伍中去做政治工作，加强队伍中的政治思想指导。
毛泽东最早亲自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是在井冈山时期，针对部分战士中的一些不良思想倾向，从正面进行教育而提出来的。
革命军党组织对袁文才、王佐队伍进行的政治教育工作，对于提高全体官兵的思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袁文才对党的革命原则的认识，有了提高。他手下有两个下级军官，对红军的做法有抵触，还留恋过去自由散漫的一套，经常违反纪律，打着袁文才的旗号，下山“吊洋”搞钱。
袁文才起先想用感情打动他们，一次又一次耐心地劝说，没有效果。最后，他看到不对这件事作出处理，会影响革命军队的威望，毅然抛开私人感情，把他们逮捕，交给红军党组织处理。这件事说明，袁文才的思想觉悟有了提高。
党的领导的加强，革命军队伍的扩大，给井冈山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不仅是袁文才、王佐感到生活变了，充实了，所有在井冈山上的共产党员、战士以至老百姓，都感到有了希望，有了奔头。
在这种形势下，贺子珍也开始了一种新的战斗的生活。
她是永新县临时县委委员，出席了党所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参与了当时党的许多重要决策。她斗争经验虽然不多，但总还是经历过一些斗争；加上年轻，心里有什么想法，总想往外说，常常在一些会上发表自己的看法。
第二卷 井冈之恋初见贺子珍（3）
参加会议的同志，包括毛泽东在内，总是仔细地倾听她的意见，有时还赞许地点点头，或者补充，完善她的看法。这使贺子珍受到很大的鼓舞。
从此之后，她更努力思索问题，研究问题，力求提出一些有见地的意见来。
接着，毛泽东在宁冈的象山庵召开了永新、宁冈、莲花三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贺子珍
也参加了。
会上，毛泽东要求永新的共产党员回永新去，恢复那里的党组织，创建革命根据地。毛泽东还指定刘珍为永新县委书记。
中共第一任永新县委书记刘珍会后，刘珍、王怀、刘作述等人，到三湾组织新的县委，贺敏学等人，在打开宁冈的新城后，接受毛泽东赠给的七枝枪，回永新重新组织工农赤卫队。
他们把先前埋在地下的枪支挖出来，发现其中一部分已经锈坏，便带上还能使用的枪支，上了九陇山。他们找到遣散回去的自卫军战士和隐藏起来的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组织的活动。然后通过他们，吸收新的自卫军战士，逐步建立起革命的武装。从此，九陇山成为永新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贺子珍由于疟疾不时发作，没有随永新的共产党员一起回去，她被留了下来。在这一段时期，她没有实际的职务，有什么工作需要去做，她就主动去做，从不挑肥拣瘦。
当时，在革命队伍里做工作，无所谓任命，也没有那么多等级，有什么工作需要干，大家就去干。再大的干部，工作需要，也可以去做普通战士的工作。红军上山时，带来一部分伤病员，贺子珍一有空就去帮助部队的卫生员照顾他们；部队经常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