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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的确有比生命更使人想拥有的东西，也的确有比死亡更使人厌恶的东西。这种心愿本不只是孟子才有，而是人人都有，只不过孟子能够保持它罢了。
“鱼与熊掌”的确是我们的生命历程中经常遇到的二难选择。想名又想利；没做官的羡慕当官的权势，而做官的又羡慕不在官场上的人潇洒自由。小而言之，想读书又想打工；想挣钱又想休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之所以难，难在舍不得，难在那不可得兼的东西都是“我所欲也”，甚至，也是人人所欲的。不然的话，也就没有什么可难的了。
活着，这是人类最基本的欲求，也是完全正当的欲求，谁不想活着？“义”即道德义理也是人类的欲求，人人都有道德上的价值，人格上的尊严，这就是人所本有的“良知”。但是，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决不能苟且偷生，而要“舍生取义”。这两种不同的“欲”，有价值上的本质区别，因而才有这样的选择。这完全是一种自我选择，其所以作出这种选择，是有内在根据的，这就是情重于欲。有情才有义，谓之“情义”，这是人之所以尊贵的内在根据，也是人的生命的价值所在。如果为了活着而牺牲生命的价值，就是“无义”之人，人而“无义”，是一种最大的耻辱。
从利、义的选择到生活方方面面的选择，每一种选择都是考验。至少决定了一种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
诸葛亮治理蜀国，什么事都亲自过问，杨容曾经劝谏他，说：“作为丞相，您治理方面应有体统，上下不能侵犯。”诸葛亮不听从。蜀国虽然得到治理，可是自己却费心劳神而丧生。虽然责任感太重，以致于尽心努力去做，却实在不能得到最好的治理，不能达到无为而治的妙用。不仅从政是这样，用人也是这样。要看到别人的优点，用人的过程就是选优弃劣。
作为高层领导来说，只需要挑选中层干部，提拔任用，至于下面各级基层官员的提拔与任用，应由他们处理，不宜详细过问。过问就是侵职，就不懂选择与放弃的道理。
据史书记载，有一天，元顺帝在欣赏宋徽宗的书画。称赞不已，而奎章阁学士进来说：“徽宗是位多才多能的人，惟独一件事没有才能。”顺帝问什么事，他回答说：“惟独不能当皇帝。他身体受侮辱，国家受破坏，都是不能当皇帝所造成的。凡是当君主的，重要的就是能当好君主，而徽宗却不是这样的。”
又有《北窗炙裸记》中周正夫说：“宋仁宗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一个做帝王的人，只要当帝王就够了，一个做宰相的，只要会做宰相就行了，所以仁宗在史载中称他为明君，而历史称丙吉为名相，就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的例子。
重要的一点是你要明白，什么该取就毫不犹豫地获取，什么该舍的就毫不犹豫地放弃。
如何培养自尊心与自信心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
求索才能得到，当然求索有一定的标准，不能违背人性的需要。要想成为一个超古越今、顶天立地的圣贤豪杰，只有从强烈的文化意识里，从坚强的历史意识里，培养自己的自尊心、自信心；从人性的觉醒，从理性的觉悟里，树立起超人的人格与道德，使人能成人、使人与禽兽有所区别，这也就是儒家精神的根本所在。
从中国历史文化上看，这种刚健精神、积极精神，既是儒家精神，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历代都以儒家思想作为正统的主流，而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悠久历史之所以能绵绵不绝，实在是有赖于儒家思想起了砥柱作用。每当社会处于危险时期，儒家思想总能力挽狂澜，起弊振兴。有人认为从宋代以后，中国民族之所以衰落，就是真正的圣贤豪杰不多，使得人们丧失了祖先发扬光辉的古代中国精神。从知识阶层来说，也丧失了古代儒家的真正精神。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这种现象很普遍。世界著名的走钢索人卡尔·华伦达曾说：“走钢索才是我真正的人生，其他都只是等待。”他就是以这种态度来走钢索的，每一次都非常成功。但是１９７８年，他在波多黎各表演时，从７５英尺高的钢索上掉下来死了，令人不可思议。后来也是走钢索名人的华伦达太太说出了原因。在表演的前三个月，华伦达开始怀疑自己“这次可能掉下去”。他时常问太太：“万一掉下去怎么办？”他把很多精力用在避免掉下来上，而不是用在走钢索上。
保罗·盖蒂对自己充满自信。创业之初他就接了一笔订单，许多人对他表示怀疑，６个月他能生产那么多飞机配件吗？盖蒂没有犹豫，他挑选了５０名同样充满自信的优秀工作人员，送他们接受严格的训练和学习，同时制造工具的准备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不久，５０名培训人员回来了，１０套工具也准备就绪。生产开始的时候，６个月的期限还未到呢。开工之后，盖蒂几乎每天都和工人生活在一起，在他的领导下，工人们的生产效率竟是其他同样机型飞机制造工厂的１０倍……
当人们问及盖蒂成功的秘诀时，他说：“一个人的成功，关键是应该坚信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主见，对成功充满自信和乐观的态度。不要满足于已拥有的成绩，局促于自己熟悉的范围，也不要迷信权威。”
人们如果能自强不息，就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不受竞争的淘汰、社会的淘汰。这种刚健自强的精神，能产生巨大的潜力。
坚忍是成功的要诀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中庸》
《中庸》中记载：子路问强，孔子回答说：“南方的强，北方的强，都是抑制下的强。以宽柔来教导，不回报于道，是南方的强。用上等的料子包着，至死不厌，是北方的强。所以君子仁厚而不入俗，中立而不偏颇。强看得太贵重了，在国家清平时就能畅通无阻了。强看得太贵重了，在国家昏乱时，到死都不变动。”这就是孔子的“发强刚毅”、“齐庄中正”的圣贤气象。
孟子说：“自暴的人，不必与他交谈。自弃的人，不必与他同事。”对于自暴自弃的人，我们要谨慎地防范他。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所有特殊的伟大的人物，都是从艰难困苦中，甚至危险中奋斗过来的。就像拿破仑、华盛顿、甘地等划时代的伟人，都是这样的。再像汉高祖刘邦，曾是一个小小的亭长，明太祖朱元璋曾是一个庙里的小和尚。再从中国上古来看，“舜出自于一个庄稼汉，傅说出自于一个建筑工，胶鬲出自于一个鱼、盐的商贩，管仲出自于士人，孙叔敖出自于渔民，百里奚出自于五张羊皮换出来的。”
这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自己的发展力量估计得太渺小，把环境的束缚力量估计得太大。只要我们坚定一种必胜的信念，勇敢地拼搏，一定能有成就。
困难可以诱发人们生命中的坚韧潜力，危险可以开启生命中勇敢的潜力，这两者都能引发出生命的光芒。而困难越多，危险越大，成功与发出的生命光芒也越大。
中国辛亥革命的成功，就是孙中山与他的同志以大无畏的精神，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艰苦奋斗才有的结果。中国抗日、美国的独立战争，都是经过八年的奋战才取得胜利。在民国革命史中，黄兴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将领，他除了天生勇敢之外，最重要的是一刻也不忘战斗的精神。只要有机会，决不放弃，将生命置之度外，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他在许多次战斗中，都是冒死指挥战斗。他曾经说：“天下没有难事，只有坚忍二字，才是成功的要诀。”
敢于为他人付出
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道德经》
人生在世，与人相处，难以回避的就是利益问题。利益关系处理不好，极容易使人陷于困境，也可以说真正的困境是人为的，所以智者意识到这一点后无不强调中庸处世，不贪求利益，而敢于付出。孔子说“君子周急不继富”，意思是说你要帮助了处于困境的人，而不能总是送礼给富足的人。
现在很多人都明白，在工作上，一个人既拥有专业技术和专门业务知识，又了解和把握经营管理规则，并能运用这些知识和规则在市场竞争中操作自如、得心应手，但还不能肯定他就能获得事业的成功。
比尔·盖茨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曾说，虽然自己并不是每天都痛快，但他不愿与别人交换这个工作。他觉得自己能够与一群充满智能与热情的人去工作、去交流，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松下公司始创人松下幸之助在用人上自有其一套独特的标准：即７０分的人才已足够。他认为，人才的雇用以适用公司的程度为好，程度过高，不一定有用。水准过高的人，会认为在这种地方工作很浪费；而如果换成一个普通程度的人，他却会很感激，所以招聘过高水准的人是不适宜的，“适当”两字最重要，适当的公司，适当的商店，招聘适当的人才，７０分的人才，有时会更好。这是对人的充分理解，是对人的“软件”——爱心的看重。
懂得付出才能得到，如果只要对方付出，而自己没有动静，这样的友情是不会长久的。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却错误地认为友情是建立在利益互惠的基础上，这样的人，与他人交往，目的是在于对方有什么利用价值，天天盘算着与人交往会带来什么好处。当对方能满足自己的要求，为自己提供便利时，便心里乐哈哈，与他形影不离，仿佛情深义重，可是一旦对方没有了利用价值，或者遇到麻烦，便推诿责任，退避三舍，甚至落井下石。这实在是一种自以为聪明的愚蠢表现。这样做的结果，无疑向别人表明：自己是多么的无情无义，又是多么的无耻。以后当别人与他交往时，必然会小心提防，以免被其利用。
在人际交往中，很多事情都彼此联系，互相依存。人与人之间不免有些明争暗夺，有些磨擦，这一切都来源于是吃亏还是占便宜的心理，一切又都结束于吃亏与占便宜的行为。吃亏怎么样？占便宜又怎么样？吃亏了，既获得心灵的平静，又可以获得道义上的支持。一旦对方醒悟过来，你的我的自然一清二楚。相反，占便宜的人，心理上永无宁日，让天下人耻笑，别人的钱财你占有，是何滋味？明白了个中道理，吃亏、占便宜也就分得清楚了。
爱因斯坦说：“世间最美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且严正的朋友。”真正的朋友把友谊之情永恒为知心的倾诉，敞开心扉，乐于为对方付出，然后是愉快地享受彼此的劳动成果。生活实在需要太多太多的友情，需要真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