澜绱笳剑�1949年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并成为这个国家的执政党，而且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印度、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脱离了殖民主义统治。
所有这些事件和无数个更小和不太显眼的事件加在一起，粉碎了长久以来建立的贸易协定，鼓励了针锋相对的保护主义，引发了暴乱和不稳定局势。所有这些又都在阻碍着跨国界的贸易、投资和经济一体化。总之，全世界又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非全球化运动。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工业基础不仅没有遭到任何破坏，甚至相反，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反而得到了增强。因此美国需要为自己的产品寻找出口市场，而美国的资本则更需要向外出口。全世界都渴望得到美国的产品，因为在战后的初期也只有美国货。
此外，技术的进步使得为国际大市场服务变得更加廉价和容易。为此，美国的精英们深信，全球经济的重新一体化不仅能够促进世界经济的普遍增长，而且还对自己大有好处，就着手创建起一些跨国市场。而通过这些跨国市场，商品、资本、信息和技术可以再次以最低限度的摩擦流通起来。当时的这场重新全球化的运动附带上了意识形态斗争的色彩。
1990年，世界的许多地区还不能进行无障碍的货物、货币、人员和信息的流通，只有10亿左右的人生活在一种或者另一种形式的开放式经济中。但是到2000年，根据某些估算，这个数字一跃而成为了40亿。
拥有10多亿人口的中国开始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并对外国的工厂、商品和货币开放。同时，俄罗斯也开始邀请外国来投资。东欧和高加索及中亚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也紧随其后。在美国的敦促下和智利及阿根廷的率领下，南美洲的大部分国家废除了原来的规则，进行了私有化，引进了华尔街的资本，一时间变得“比美国还资本主义”了。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货币也越来越多地从它们的产地被释放出来。我们不仅扩展了全球性大公司的空间延伸度，而且扩展了小公司，甚至那些遥远地区的靠网络联系、运作资金极少的村办企业的空间延伸度，从而激励着人们梦想实现一个完全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在这个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5。1亿平方公里的地球表面没有什么地方你延伸不到。
那些重新投入全球化的人们此时连交好运。
依云矿泉水和亨氏番茄酱这场全球化的运动确实没有发展到它的诸多支持者和反对者想象的那么远。根据白宫金融工作小组主席瓦因加登（R。 I。 Weignarten）的分析，即使在金融部门的内部，全球化这个定义不严格的术语“也在掩盖着差异极大的变化速度。尽管货币市场确实是全球性的，但是证券市场却落在了后面，而股票和债券市场却仍以国内上市的债券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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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准备不足的世界（2）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经济一体化的强大压力导致欧洲统一了货币并设立了中央银行，但是，《金融时报》却发现，“普通股的市场仍然支离破碎，各种规章制度五花八门”。尽管出台了数百条经常受到质疑的新法律条款和规章制度来实行统一化，但是在2003年同一瓶依云牌的矿泉水在法国的价格为0。44欧元，而在芬兰却卖到了1。89欧元；同一瓶亨氏番茄酱在德国标价为0。66欧元，在意大利却为1。38欧元。这可绝对不是布鲁塞尔的独断专行者们所希望看到的。
Z。M。贝佐斯（Z。 M。 Beddoes）在《外交政策》上指出，在全球范围内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只有18个国家能通过正常渠道获得私有的资本”，而且，即使有更多的国家能够获得私有资本，“那也不意味着全球一体化的资本市场就此存在了”。在另一个层次上，尽管许多国家都在努力采用全球统一的标准，但是在世界范围内会计方法仍不尽相同。
尽管如此，早在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35 000～40 000个跨国公司在经营着200 000家子公司或者附属公司。全世界的外汇储备从1961年的10亿美元飙升到了20世纪末的15 000亿美元。全世界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增长到了13 000亿美元。截至2001年，跨国债务达到了17 000亿美元，世界总贸易额达到了63 000亿美元。
今天，为了确定全球化程度所做的最全面的努力之一就是由AT科尔尼公司和《外交政策》杂志开发的一种指数。这种指数可以测量诸如贸易、外国直接投资、有价证券投资的流动、技术、旅行、旅游等方面，然后再将国家进行比较。它还涉及其他许多的可变因素，其中包括文化、通讯、一个国家在国外所拥有的大使馆的数量，以及该国所属的政府间合作机构的数量。
在所有这些的基础上，科尔尼在2003年所做的调查将62个国家进行了排名，结果发现在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名单上小国家名列前茅——爱尔兰、瑞士、瑞典、新加坡和荷兰。美国排名第11，法国第12，德国第17，韩国第28，而日本则排名第35。由于美国在2001年经济发展速度减慢、国外直接投资下降，所以在2002年，跨国经济一体化运动实际上出现了回落。但是总的数量仍然比1999年之前的任何年份都高。尽管出现了这些下滑数字，但是《外交政策》仍不怀疑再次全球化的运动将继续下去。如果我们再加上已经描述过的越来越盛的货币相互影响的因素，我们就会更有理由保持乐观态度了。
黄色尘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国际开发局前副局长哈丽雅特。巴比特（Harriet Babbitt）的话语里还深藏着另一个原因。该前副局长曾说过：“我们将……堕落行为的全球化速度要比道德行为的全球化速度还要快。”
比如，根据联合国的统计，非法毒品是一笔4 000亿美元的生意，竟然占去了世界经济的8％。从阿富汗和哥伦比亚到里约热内卢的教室和贫民窟一直到芝加哥的人行道上，毒品走私者们在经营着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即使哪一个国家愿意对其加以控制，它也没有能力做到这点。
色情业同样也是全球性的。在阿尔巴尼亚的一所难民营里，被从罗马尼亚绑架过来的年轻女性在等待被运往意大利去做性奴隶。在布加勒斯特，所谓的“代理处”将“舞蹈演员”贩卖到希腊、土耳其、以色列甚至是日本的商业色情贸易商手里。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统计，每年大约有100万贫穷的年轻人，其中大多数为女孩子，被卷进色情业之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或者终止这个行业。
《外交政策》杂志的编辑摩西。奈姆（Moisés Naím）在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里解释道：“毒品、军火、知识财产、人和金钱并非国际犯罪团伙为牟取暴利而非法进行的唯一商品交易。他们还贩卖人体器官、濒危物种、被盗的艺术品和有毒的废弃物。”正因为这些活动是非法的而且需要逃避侦查，所以这些活动经常改变其运送“产品”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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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准备不足的世界（3）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在受贿官员的帮助下，带着假护照文件的走私分子轻而易举地进出海关，但是追捕走私分子的警察们却被拦在边境处。正如奈姆解释的那样，各国政府都会怒气冲冲地保护自己的“主权”空间不受别国侵犯，但是就是这种空间的主权却“被那些为了牟取暴利而犯法和无国家而言的网络所破坏，而不是被有国家形式的国家所破坏。”比如，委内瑞拉就不允许美国的飞机进入其领空来追捕来自哥伦比亚的走私分子，可是这些走私分子却规律性地侵犯这个所谓的主权领空而不受任何惩罚。
奈姆得出结论，我们想要控制地下经济的这些非法和反社会活动的努力将会失败，因为政府的战略是根植于“错误的思想、错误的假定和陈旧的机构”之中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阻止这些活动。要想做到这一点得需要全球的努力，或者至少需要多边的努力。
还有从中国北部沙漠上刮过来的经常漫及韩国首尔的“沙尘暴”，还有那释放着浓浓的呛人烟雾、让成千上万的马来西亚人和新加坡人喘息咳嗽的印度尼西亚大火，还有从罗马尼亚溢出的污染了匈牙利和塞尔维亚河流的氰化物，全球变暖、空气污染、臭氧层耗尽、沙漠化以及水资源短缺，所有这些问题就像毒品和色情犯罪一样，都需要地区性甚至是全球性的努力来解决。这可不是谁想不想的问题。
真正的信仰者今天，就进一步进行跨国界一体化所带来的利益和代价问题在全球展开了广泛、激烈的争论。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生活是不公平的。经济一体化及其空间的重要意义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什么“平如水面的比赛场地”——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的形而上学概念。
我们没必要就扩展空间延伸度和经济全球化能带来哪些好处和代价重新辩论一番。即使是准确地确认哪些是好处哪些是坏处也要比表面上看起来复杂。为此，匈牙利经济学家、布达佩斯的世界经济学研究所主任安德拉斯。伊诺塔伊（Andr？觃s Inotai）为那些加入欧盟的国家做出了利弊的分析。他的分析对全球性的经济一体化也颇为适用。
在提及我们这里所分析的两个深层原理时，他指出：“好处和损失来得并不那么平均，而产生的结果也存在着时间上的差异。”他说，短期的收益或者损失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可能走向相反。有些好处或者损失此时此刻都存在，另有一些好处或者损失在这里的空间存在，但不发生在现在，还有一些现在存在但不是在这个空间。
争论的双方把这些复杂的问题变成了粘贴在汽车保险杠上的标语口号了。
支持和反对全球化的文献铺天盖地而降，似乎要把我们埋起来。光是Google的搜索引擎就有150万份相关的文献。《新闻周刊》对40家主流报纸和杂志所做的调查发现，1991年关于全球化的文献有158份，而2000年就有了17 638份。
鉴于有如此多的关注，我们很容易指出全球化的邪恶一面，尽管其中的许多邪恶更多地与腐败、环境恶化和野蛮的法律实施有关，而与经济一体化的关系不是很大。
如果石油价格随着储备量的减少仍然居高不下甚至继续窜升，如果稳定的联盟解体，如果贸易保护主义重新蔓延，如果因为恐怖主义、流行病或者其他什么原因而对通关的每一个集装箱、每一个包裹和每一个人都更加仔细地检查，那么，重新全球化的运动也可能戛然而止。
所以，在我们面前的真正问题是：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之久的重新全球化的运动是暂时停下脚步喘口气呢，还是突然间要调回头再次折返跑呢？尽管工厂和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流动性越来越大，尽管有互联网和数字化空间，尽管人们在大幅度地旅行和移动，但是事实上我们得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即将再次经历一次从重新全球化到反全球化的历史性的转移呢？因为这关系到在最近的未来，我们将在哪儿生活、工作、投资和创造财富等重大问题。如果是这样，那将是我们与一个深层原理之间关系的又一个令人痛苦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