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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她留下“恐艾”的阴影
有个曾不幸落入魔窟的女孩问道：
记得有一次，一个嫖客，大约二十七八岁，强迫要让我给他“口交”，还逼我跟他“肛交”。记得这个嫖客的屁股上有些黑色疙瘩，但他的生殖器上没有长什么，不知他是否是个艾滋病病人，是否我会染上这种疾病。现在真的好痛苦，好害怕。
2001年艾滋病日，中央电视台《夕阳红》、《讲述》等栏目播出我的防艾事迹“走进禁区”、“高耀洁与艾滋病病人的故事”之后，一连几天，我每天都要接无数次的咨询电话。12月4日，我记录了全天的咨询电话，共21起，22人。其中有15人是因嫖娼后怕染上艾滋病而打电话咨询的。他们说：“因生活不检点玩了‘小姐’，做了那事，现在头晕、心慌、烦躁、失眠、厌食、恶心、怕是染上了艾滋病”。
从电话中我得知其中11人是在宴席上酒足饭饱之后干出来的，还有两人是“朋友赠送的‘礼券’”，“不去‘享受’太可惜了”。他们当时以为自己占了便宜，现在却全身乏力﹑口腔溃烂，特地询问：“我是否染上了艾滋病？”电话记录中另有三个女性自称是“坐台小姐”，并且已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问我她们还能活多久。她们说：“我这病是嫖客传给我的，我要传给更多的嫖客！”
上述15个嫖客中有13个不是自己出“嫖资”，而是由他人支付的。难怪“嫖娼卖淫”屡禁不止，原来是“公款”做了开支的后盾。嫖娼卖淫能传播艾滋病，是人所共知的。国外有报道说，娼妓中艾滋病的感染率为25％～85％，国内尚未见报道。作者于1991年至1992年，对1185例性犯罪的女人做过“性病”检查，结果发病率为927％，难怪嫖客们如此害怕。
广州的李某自1999年以来曾给我打过十多次电话，他拿着艾滋病的症状揣摩着对号入座。今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我正熟睡，李某又打来电话说：“高老师，你还记得我吧？三个月前我曾给你打过电话，我玩过‘小姐’，怕染上艾滋病，当时你让我化验艾滋病病毒抗体，结果是‘阴性’。但我现在经常出汗﹑头晕﹑口腔溃烂，可能是艾滋病发作了……”。他又多次去检查艾滋病病毒抗体，结果仍是“阴性”，他仍不相信。两个多月后，他自认为死于艾滋病的时刻就在眼前，于是坐立不安，大写遗书，并警告后人：“艾滋病特可怕，千万莫嫖娼……”。
一天早晨，李某再次打来电话。他说：“我发烧已三天了，不能吃东西，我真的害了艾滋病。”李某这样打长途电话一说起“病情”就滔滔不绝地至少谈半个小时。他翻来覆去地闹了一年多，到处化验艾滋病病毒抗体。他拿着12张艾滋病病毒抗体“阴性”的化验单，仍然怀疑自己染上了艾滋病。两年过去了，他仍不能摆脱怀疑和恐惧，据说前天他又赴北京检查了……
艾滋病的性传播是不是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可怕？笔者在接触的艾滋病病人中，注意了18对夫妻，在一方因卖血或输血感染艾滋病死亡之后，我对另一方追访1~3年，多次化验血，艾滋病病毒抗体均为“阴性”，他们未感染艾滋病病毒，这作何解释呢？有关化验人员说：“临床上经常遇到这类病例，男女一方患有艾滋病其夫或妻未被艾滋病病毒感染。”
中南医院桂希恩教授对97对一方感染艾滋病，结婚5年以上，且性生活中没有采取预防保护措施的夫妇进行了调查，发现仅有9名感染者将艾滋病病毒传给了对方；传播几率为10％。这一调查，一方面说明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的几率不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单配偶婚内性行为艾滋病的传播几率相当低。那些感染艾滋病的病人都已有4~5年的时间，夫妻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床，甚至被同一蚊子叮咬。经科学研究，证明这些接触并不危险，更不用说一般的生活﹑工作接触了。我希望大家都能接受这些知识，因为它们是有科学依据的。
“恐艾”症患者多有高度惧怕、固执己见、内向的性格。他们最明显的表现是精神症状，如压抑、沉默、不能自我解脱。怎样解决呢？医生或家人应首先取得“病人”的信任与合作，必须同情他，理解他，耐心认真地听取他的意见，还要做到：
1要让他正确了解有关艾滋病的知识，对传播途径、预防方法等现实情况能够掌握，以便提高个人的心理素质，抵御对艾滋病的恐惧感。多数人是因无知导致的心理变异，如文中所谈到的15个嫖客，如果他们能够知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又是“不治之症”一旦感染必死无疑，他决不会为贪图小便宜而去嫖娼，找来今天的恐惧、后悔和苦恼。
2对那些确实存在恐惧症而无法摆脱者，那么，劝他应当相信科学，相信医生的诊断，若去正规医院（包括防疫站）半年内连续做过2～3次的化验检查，艾滋病病毒抗体的结果均为“阴性”，证明确实没有感染艾滋病，此时就应当彻底放心了。如文中提及的王姓妇女，从历史上，检查结果上都应该排除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由于她的无知，造成了比一般“恐艾”症更重的“恐艾”症。
3为了消除“恐艾”症这一特殊病态，建议为艾滋病立法，可按法律大力投入“防艾”宣传教育，而每一个人都爱法、懂法、人人关心、参与“防艾”达到家喻户晓。特别对那些患有“恐艾”症者，给予他们精神和心理上的关怀。如约他一起读书，一起游玩；一同参加文艺、体育等集体活动。
第四章 艾滋病的相关论谈3 “扎艾滋针”意味着什么
自2002年元旦后两个月来，“扎艾滋针”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不断有新闻媒体或熟人朋友打电话问我“河南的艾滋病病人来到天津市，用注射器抽出他自己带有艾滋病病毒的血，往他人身上扎……”
一封咨询信
耀洁医生：
您好！
最近，听说河南的艾滋病病人去天津等地扎带有艾滋病病毒血液的针，你知道吗？请你电话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和今后会出现哪些问题。最后请速复。谢谢！
某某
2002年2月2日
扎艾滋针的闹剧越演越烈，到了3月中旬，询问的记者越来越多，仅元月20日那天，我就接到5起电话，我是这样答复的：
1扎针者不可能是河南艾滋病病人，因为他们没有钱，家中可以说是“一穷二白〃，根本没有能力、没有气力跑到天津，因为仅车费一项，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何况到天津后还需其他费用；
2若把血抽在注射器内，很快就会凝固。艾滋病病毒在自然界生存能力极差，会很快失去了传染性能，除非特殊处理，否则难以传染他人，无须恐慌。
当记者问我对“扎针”事件的看法时，我告诉他，2000年春我曾见过一个抽血扎针的艾滋病病人。当时我几经周折才找到他，我问他，你抽自己的血往别人身上扎过吗？他承认扎过，并立即掀开左胳膊的衣袖让我看他那清晰可见的针眼痕迹。他对我说：“我从来不扎老百姓，我只扎那些大腹便便，坐着小汽车到歌舞厅等黄色场所享受的人。”稍停，他咬牙切齿地又说：“这些人都是用‘公款’花费的，我等他们玩得最高兴的时候，我到卫生间抽自己3～5毫升血，立刻往他们腿上或臀上猛地一扎，扔下注射器就走。他本人怕丢人不敢吱声，歌舞厅怕影响生意不敢报案。”
当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一脸无奈地说：“1995年我因车祸住医院手术输血，染上了艾滋病，周围的人见了我和我的家人像躲瘟神一样。我老婆和两个孩子在河南省防疫站检查过多次，证实都没有传染上艾滋病，但她们仍得不到公平的待遇。后来，我叫她娘仨到孩子的姥姥家。因为孩子能在那儿上学，别人不知情，不会欺负她们。现在只有我爹天天给我送碗饭吃。我得的这种绝症是医院造成的，但是他们不承认，也找不到说理的地方。我恨当官的，我扎他们，想让他们也得艾滋病。”
我去他家见他时，他正躺在床上，他让我坐在离床几十米远的凳子上，但是我径直坐在他床边，当时他感动得哭了。他说：“高老师；这么久以来，你是第一个离我这么近的人。”不久，我听说他死了。
在现实生活中，我深深体会到艾滋病病人需要理解和同情，不能一味强调有性行为不端或性道德败坏者才得艾滋病。作者见过数以千计的艾滋病携带者和艾滋病病人，他们绝大多数是因“血祸”引起的，极少数是母婴传播。我还见过不少夫妻一方因卖血或输血染上了艾滋病，另一方健康无恙的例子。由此可见，艾滋病传播并非像有些人想像的那么可怕，我们应该多宣传真实的“防艾”知识与“防御”方法。
“扎针”闹剧呈蔓延之势，不仅天津、北京，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其中有的并非艾滋病病人，而是有些人别有用心地制造恐慌，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人民大学性学专家潘绥铭教授说得好，“我们为什么不能大张旗鼓地告诉人们：在什么样的途径中，艾滋病病毒的传播概率到底是多少？”
可惜，我们有将近一半的人不知道艾滋病的实情，中国人亟待普及艾滋病知识。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在2000年12月共同进行的，随机抽查了7000名年龄在15～49岁之间的人，调查结果表明：有91％的人知道艾滋病是一种传染病，但52％的人不知道艾滋病会通过血液传播，81％的人不知道艾滋病可以通过吸毒者共用针头传播，85％的人不知道艾滋病可以由受感染母体传染给胎儿。大约17％接受调查的人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艾滋病。
总之，“扎针”事件的根源，是对艾滋病宣传教育的欠缺，是对艾滋病病人的关爱和帮助不够，这些无辜感染绝症者，他们感受到的只是羞辱、歧视甚至敌视，当他们觉得社会对他不公平时，怎能不产生报复心理、怎能不做出报复行为？向他们伸出关爱援助之手吧，为了社会的安定，也为了我们美好的明天！
据《北京法制报》2002年1月28日报道：
在天津“扎艾滋针”事件传得沸沸扬扬之时，河南郑州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大夫给我寄来了文章，她写道，艾滋病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医学问题，还需要从社会学、伦理学等多个角度来审视。由于艾滋病和性、死亡等问题联系在一起，它已让人们产生了一种“恐艾症”，仿佛艾滋病大有无所不在之势。
我从天津回来后给高大夫打了一个电话，她指出，谣言的产生来源于现代人浮躁的心理和对艾滋病的无知。她特别担心，这些谣言会加深对河南艾滋病感染者的羞辱、误解与歧视，其实“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高大夫的话让人深思……
“天津事情”的“艾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