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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编者)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日
“却笑英雄‘有’好手,一江春水走曹瞒”
问:去年的选举结果,使许多人对党外前途深怀隐忧,为什么你倒认为党外是成功的呢?
答:那些立场犹豫的、不明确的、放水的,都被淘汰了,怎么能算失败?当然成功啦!等于党外做了一个很明确的过滤。虽然也有一些党外,像苏秋镇失败了,但他的失败与康系的失败不属于一类。
问:但他们同样都被选民抛弃了。
答:那不一样,他们一个是作战失败,一个是放水失败。
问:然而过滤后的党外也未必都是不放水的。
答:你说的对,谁再放水,我们就过滤谁。
在许世贤时代,她用的主任秘书是党外人士,但到了许世贤女儿时代,她用的就是国民党人士,这显示他们已开始过分跟国民党合作了。上次我在《上县太爷书》一文里,就告诉黄石城他跟国民党过度合作了,譬如国民党开县党部大会时,都请他列席致词,我说你这个党外未免太跟国民党会作了。
我举阿登纳做例子,阿登纳在纳粹势如中天时,担任科隆市长,他反对纳粹党在政府机关胡闹,结果纳粹一火大,干脆把他拉下马,逼他住到修道院,把他太太弄出来诬告他,还找了一个职员在法院说他贪污。但德国垮掉以后,英美联军要找一个没有跟纳粹合作过的,但是,竟然找不到这样的人,因为全都跟纳粹合作过,最后只找到一个,就是阿登纳,他已经老掉了。
这次国民党开代表大会,黄石城他们这些县太爷都表示拥护,这与张博雅用国民党籍主任秘书和党外省议员的全体劝进,如出一辙,都证明这些人有问题,都可能放水。怎么办呢?都批啊!谁放水就批准。
问:如果这样,那最后可能一个党外都没有了。
答:没有就没有。过去我出道时也没有啊!《自由中国》垮掉,我出来稿《文星》时有几个党外?当年《自由中国》的英雄,我们今天看到还剩几个了?我现在只承认一个——胡虚一。他还在作战。其他的像聂华苓跑到美国去了,金承艺跑到澳洲去了,傅正在和稀泥了,夏道平老得不能动了……
问:也许他们只是转到另一个战场作战。
答:不要自欺了。只有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并且唯有现实的战斗是检验的唯一标准。如果说过去战过斗了,现在吃利息,这也不行,像××去还写杂文,现在连杂文也不敢写了,他在吃利息。还有人说等未来,谁要相信未来?今天就是未来,在这个每人都朝不保夕的时代,谁能够控制未来?国民党一九四九年逃到台湾时,他们也没想到三十年后还要继续在这里统治。
过去我老师姚从吾要做一个研究计划,我告诉他那计划要做完,他要活八百岁。钱歌川本来想做文学家,可是他说做文学家要先通语文才行,所以必须先做语文学家,于是他开始研究英文,做了文法学家,现在他七、八十岁了,还是文法学家。你告诉我,钱歌川要什么时候才开始做文学家呢?
对年轻人而言,也许还有一点未来可言,但对我们这种快五十岁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未来?今天就是未来。
问:你愈来愈感到年龄的恐慌吗?。
答:嗯。至少知道到某个年龄以后,什么事就不能做了。
问:你写作的心情也受到年龄的影响吗?
答:过去觉得有很多青春可以浪费,很多东西可以慢慢写。譬如五年或者十年。现在我不太等了,觉得就要在几个月内写完这些东西。因为没有时间等了,能写的就写了,还等什么?
问:可是我们等了很久,还没看到你的文学名著。
答:我正在写,明年以前至少会先出版一册。
问:不少人认为你的杀伤力和破坏力太强,若不把你从党外清除,党外的发展很难健全。也有人觉得你给新生代带来了坏影响,他们从你那里学来了动辄批判的习气,但又没有你治学的工夫。
答:如果我的罪名是给新生代立下写文章批判的榜样,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榜样,证明大家对是非感明确。
问:但我们如何知道那的确是“是非感明确”的批判?党外的批判也时常发生错误。
答:那不怪我,那要怪《前进》。他们常常事情没弄清楚就乱写,譬如讲国民党生殖器串连的关系,有的明明没有,它硬给人家串连;有的明明有,它硬给人家解开。新生代在采证上时常不够细腻。除了《前进》以外,《深耕》、《政治家》都发生这种问题,这不能叫我负责,就好像我没给他们做打麻将的示范,为什么他们打麻将?大家不必用很复杂的手段反对国民党,只要跟我学戒烟戒酒就行了。戒烟戒酒以后,我们来抵制烟酒公卖,烟酒公卖的收入没有了,国民党连公教人员的薪水都发不出,这不是足可置国民党于死命吗?何必搞党外活动呢?大家去宣传戒烟戒酒好了嘛!可是谁有那个决心?为什么他们不跟我学?我认为我树立的都是好榜样,譬如我很有正义感,我很有生气、活力,我主张写文章要有技巧,文章要写得有人看,不要像费希平、傅正之流办。那种没人看的杂志。如果说我这种中古代给新生代立的是坏榜样,那老一代的不全都该死了吗?他们给立了什么榜样?像费希平,他立的是什么榜样?我们为了接纳费希平,党外牺牲重要原则,也就是承认了他们这万年国会的法统。我们欢迎费希平加入党外的标准是他辞职或重新竞选。不然你费希平现在是什么身份呢?是万年国会法统的身份,这样身份的人在党外带头,请问这是什么榜样?
问:你的著作如此之多,生产速度又这么惊人,你估量过你的影响力吗?
答:十年以后当知我,二十年以后当知我,五百年以后更当知我。这问题就像你问耶稣他的影响力何在一样。当时耶稣影响力不强,在他临死前,他的十二个门徒还有人出卖他,还有人在天亮鸡叫前三次不认他,可是多少年以后,他的作用会发生。我的情况也是如此,我的影响力在今天也许不大,但若干年后会发生。
问:你想读者在看你的书时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
答:看热闹,看好戏。我想,很少人是以信徒的心情来读的,如果是的话,他们会跟我一样,会有同样的奋斗或牺牲,但他们显然不是。
问:他们的心情不严肃,是否是因为你的写作形式不够严肃?
答:用语不严肃,并不是我的真意不严肃,我奇怪为什么不严肃的用语不能用?这是文字技巧嘛!最好的中文就是这样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中文呢?如果党外也像国民党一样变成八股套子,讲那种没有个性的话,那叫什么党外?我们党外就是要讲有个性的语言。
问:忙碌的读者也许会问,读李敖的书真是有用的吗?读他的书,既不能使我们的荷包增大,也不可能使我们在谋职时方便一点,你想你为读者带来什么?
答:这问题不应由我答复,应该让马太、马可、路加去答复。他们写福音时是要给众人什么呢?当然我们不能拿福音去谋职嘛!除非你要做周联华!
问:那是宗教——
答:我们也相当于是宗教,我们给人家一种心灵上的信念。
问:什么信念?
答:反抗国民党就是一种信念,叫老百姓不要做羊就是一种信念,不要相信张晓风那种羊,不要相信三毛那种羊,也是一种信念。政府德政没什么好感谢,就是一种信念。不要轻易相信女人,也是一种信念。
问:但反抗国民党也是要讲求手段的,你认为党外在手段上表现得如何呢?
答: 现在党外跟国民党都斗得太粗糙了,批的不够细腻,挖他们的根也挖的不深。为什么我李敖厉害?因为我细腻。我每一次出拳都是重拳,这你们都看到的。以前我打胡秋原打得他不能动弹,他就吵说:“这哪里是一个人干得了的事情?一定是一个集团搞出来的。”后来人家看到了我的书房,才相信是我一个人干的事。
问:拳击手出拳以后总希望有反应,不然老打空拳有什么意思?像你常出重拳是没错,可是出了拳,对方不反应,不是也很累吗?
答:他不反应也是输,反应也是输,只是输的方式不同而已。其实,又要什么反应呢?我们对国民党的警告也好、劝告也好、他都是不可能改变的,改变就不是国民党了。大家以为舆论可以影响国民党,这完全错误,国民党根本不看你的,也不听你的,国民党的压力团体在美国参议院、众议院,根本不在台湾。以为国民党听人劝的人,完全高估了自己,国民党哪里会采纳民意呢?国民党的民意渠道绝不来自舆论,甚至也不来自他们自己包办的舆论,他们的渠道完全来自贴身那几个宦竖意见而已。
我承认国民党不能改变,我写文章的目的也绝不是要国民党改变。而是让我们知道国民党怎么错,我们不要这样子再错。你国民党也不要以为你干的坏事别人不知道,我们给你写出来,给你追臭万年。
问:如果是留下历史记录,你以为共产党挖国民党根的工夫还会不如你吗?
答:各有千秋……(略——编者)
问:你已说过国民党是不会改变的。如果国民党继续不改变,读者也继续沉默,我们很怀疑你所说的,若干年后你的影响力会发挥。
答:读者不是这样的。耶稣死时有十二个人不沉默,胡适、殷海光死时,他们也没想到有李敖这样一个人把他们继绝学而开“战争与和平”。清朝有个学者叫崔述,他生平只收一个学生,这学生只跟他见面两个月,后来他死了,学生就把他所有著作出版,倾家荡产不说,最后连自己儿子都不要了,但老师的著作一定要流。传。这样一个薪火相传,就是这么单线的、微妙的,没有那么复杂,这不需要一堆人,也许就是那么一个半个。若干年后,台湾整个岛枯人亡了,可是历史会写下某年某月某日,在这个岛上有一个活人,有一个英雄好汉,这人就是李敖。我们现在看南宋、南明的历史,那么一个小朝廷,什么都没留下,历史上只那么一句南宋偏安、南明偏安,就带过了。那些孤臣孽子,我们只记得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其他还知道谁呢?发现新大陆,我们只知道哥伦布,哥伦布的大剧是谁,就没人晓得了。我李敖就是那一个拔尖的,我会流传下来。
问:这是支持你生存、战斗的理由吗?
答:不,那是副产品,那是我死后的事。如果我完全为了我死后的声名,那我去司马光,花十九年时间去写《资治通鉴》好了,我绝对写得比他好。我可以留那种安全的名嘛!但我是战斗的人,不是滑头的人,我在有生之年就是战斗嘛!至于完全牺牲眼前、为了死后的声名的人,那是和尚嘛!有人说和尚是没有欲望的人,错了!和尚是最有欲望的,他们牺牲了现世,是为了来世能够成佛,他们认为现世的一切都是虚幻的,死后那些才是真的,但我是那样的人吗?我当然不是。 ……(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