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内科医生在旁伺候——使你肉体被刑求到最大痛苦，但不会致死。
● 你是说你受过更重的刑求？
○ 是不是重，要看你怎么比法。
书呆与蛋头
● 你的笔下常出现“书呆”、“蛋头”这类的字眼，可是你为什么没有自觉到，你说的可能就是你自己？像你这种一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既少睡眠又少郊游的妖怪，怎么来了解人间万象与真相呢？
○ 康德一辈子也没离开过他家方圆八十里地，可是他是大思想家，而且他还教世界地理。教世界地理我也行，我在家卧游已久。段数高的人不受时空的限制，他可以间接从书本上的知识做研判和推断。譬如考古学家凭一块死马的骨头，就可以描述出一个天马行空的局面，不需要完全靠实际的接触。
● 可是，如果有观察能力，再加上实际接触不是更好吗？
○ 也不一定。有时候会把重点搅乱。
● 回老实说，你想不想出去看看？
○ 你是说镀金？我不需要镀，因为我本身就是金。那些破铜烂铁再怎么镀也还是破铜烂铁。
● 可是，环境总是很重要的。或许你也已经受了台湾酱缸环境的影响而不自觉。
○ 我觉得我自觉，我没有受台湾这个地区什么影响。如果有，我会自觉。今天在台湾这个岛上，我们无法用一种很宽阔的心胸来处理事情。我举个例子，你就了解。有一次，刘邦问韩信：“你能带多少兵？”韩信说：“多多益善，不管多少我都能带。”刘邦就说：“那我怎么办呢？”韩信回答：“你是带将的，不是带兵的。”
我觉得我是属于带将那种人。但是我现在到处碰到小兵，整天被兵包围，被兵抓来告去，纠缠不清。所以，我无法用传统的知识分子态度来处理问题，好比你碰到人，才能谈人话，碰到狗，只有先跟它打，打跑了再说。
● 可是人的手上老拿着打狗棒，总是斯文扫地啊！
○ 当然。你想，如果胡适手上拿着棒子，那是什么样子？可是，一旦你碰到的都是狗，你有什么办法？在台湾要过一种安宁的战斗方式是不可能的，因为环境不允许。
二郎神及其狗
● 但你不是也说过：“我不该向那些时代渣滓们消耗我的精力”吗？为什么你还一再做这样的事？
○ 狗咬着你不放，你怎么办？只有先把狗弄开再说。就像孙悟空对上二郎神，孙悟空跟二郎神打好了，可是二郎神带了一条狗，先放狗来咬他，怎么办？总得先解决狗的问题才行啊！
● 通常你怎么解决？
○ 我现在的方式很简单。凡是来骚扰我的，是狗就找主人，是和尚就找庙。做主人的、做庙的，别想藏在身后。我一定把他们掀出来打。
● 许多人批评你深染一种骂人癖——
○ 怎么叫骂人癣？那只是我表达正义的技巧，我不愿意用传统的方法表达我正义和理智的结论，我选择一种效果好一点的方法。不要因为是骂人的语言，就抹煞它的结论，问题不在我为什么骂人，问题在他们为什么那么该骂。譬如这次王迎先案引起“侦察中选任辩护人”之争，要修改“刑事诉讼法”，可是，你看，现在花样来了，每次修改就杠上开花，竟然搞到警察可以直接抓人，搞到约谈合法化，这多恐怖！越修正越糟糕！你说该不该骂？
● 你常说你是搞宣传的，不是做学问的。你相信知识的力量吗？
○ 我那句话含有挖苦的意思在里面，我当然相信知识的力量。今天我有这么大力量，你以为我凭什么？就是知识。只是现在很多知识分子的知识有限，以为那点知识就不得了，很让人讨厌。当然知识也有派不上用场的时候，譬如碰到狗来咬你，你除了拿棒子打，一点办法也没有。
● 你的文章也时常流露一种“出气”的味道，出气对你那么重要吗？
○ 出气也是很重要的情感，同时还是很高贵的情感。这没错啊！为什么不要出气？当我们被人欺负了，为什么要忍气吞声？国民党不也常搞些“人心大快”的事吗？人心大快就是出气嘛！
● 你是否觉得你的言行，曾受到存在主义的影响？
○ 如果有，也是很轻微的，至少不明显。我们大学时候很流行那鬼玩意，后来发现也没什么了不起。我的性格是对一切过分抽象的东西，都不接受。
越老越激进
● 人常常是年轻时激进，年老时保守，比起从前，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改变？
○ 我跟富兰克林一样，都是年轻时保守，年老时激进。不过，我的激进与年龄无关，与坐牢有关。就是说，我遭受的压力越大，我就越激进。偏偏又碰到国民党最喜欢不断给人制造压力，这是他们的特色——交朋友很失败，造敌人很成功。而且还专门制造他们打不倒的、特大号的敌人。
● 你在破坏的一面，时常是振振有辞，可是在建议的一面，却几近交白卷。如果有一天，当局改变态度，认为你李敖是对的，愿意接受你的救世方案，你是不是马上交得出一张全盘西化的蓝本？
○ 我不会交给他们。我会先到精神科和耳鼻喉科去治疗我的神经和耳朵——我怎么会听到这种话？
● 你老是喜欢给中国文化看病，看完了却又不给方子，好像把病人架到手术台上，强迫开了刀后，就任他自生自灭。
○ 复健的工作是护士们做的，不是我们医生的事。
● 医生也得负责开药方啊！
○ 我开了呀！告诉你们中国文化不行，要吃西方文化的药。
● “全盘西化”是个易受曲解的名词，你也是这个名词的受害者，连胡适在后来都改说“充分世界化”了，你是否可以更具体地表达你“全盘西化”的意思？
○ 西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并不是你要不要全盘西化的选择问题。如果我们从每个细目去看，会发现其实我们已经在走全盘西化的路了。譬如法律，除了民法里的“典权”外，其中役有一样中国的东西，当然还有一点很轻微的，像子女奉养父母的义务之类，但其他的每一条，全部都是外国货。武器也是，你到军队去看看，没有一样是中国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传统文化的刀枪剑戟。全盘西化的结果，中国还剩下什么呢？一点旗袍、一点中餐，还有一点国乐。不！连国乐也不能算了，因为它已经跑到舞厅去伴舞去了……
中国文化的真相
● 可是很多人说你其实是很中国味道的，尤其你穿长袍亮相时，“中化”得像个老古董。
○ 中国传统的许多德国，其实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而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你在我身上看到的中国德目，事实上都是人类共有的，反倒是很多我们中国老古董没有的，在我身上都有。
拿忠来讲好了，中国对忠的观念是很混乱，很不正常的。晏子那时候，皇帝死了，晏子不肯殉难，因为皇帝是偷别人老婆被杀死的。所以晏子说：“皇帝的亲信可以为皇帝死，国家的大臣却不可以。如果皇帝是为社稷而死，我可以殉难，但若是为了个人寻欢作乐而死，我不奉陪。”这表示晏子的忠是有条件的。但过去中国的忠，很多都是无条件的。
孝在中国也出现了很多病态，像母子恋等。至于说仁爱，外国有哪个不讲仁爱的？信义也一样。再说到和平，中国过去的记录，有很多是不爱和平的，像乾隆皇帝已经打了九次，可是他还嫌不够，因为他要凑足一个十字，所以又出兵再打一次准噶尔，好赢来十全老人的雅号。你说，爱好和平的人会这样吗？
● 至少中国没有宗教战争，像外国那样，为了一个信仰打得头破血流，我们看来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 中国的宗教情绪跟外国是有点不同。但中国也有宗教战争，可是在借口上不把宗教搬出来。太平天国是打着宗教旗帜起来的，而曾国藩打太平天国的理由就是维护名教。名教其实不就是孔教吗？孔教在中国已经是一种宗教信仰，只不过本身没有那么多神怪的性质，但实际是一个宗教系统，而孔夫子就是教主。人们对孔夫子的膜拜、上香、磕头，乃至对文字的迷信，都在此表露无遗。
● 这跟文字牵上什么关系？，
○ 古代中国人讲“爱惜字纸”，意思说纸上有字的，就代表神圣，不可以随意丢弃。所以，中国人对孔夫子、对文字的尊敬，就变成一种宗教。为什么仓颌造字的时候，鬼神都哭了呢？因为这是道破天机啊！所以，文字在中国本身就是一种宗教信仰。
我的实验室是监狱
● 中国历代和近代的文人都很少进实验室（社会），你好像也不例外？
○ 我有实验室啊！我的实验室在土城看守所。我一直是在社会里，你以为我在书房子什么？我在研究社会问题啊！进入社会不一定要在万华或是圆环。
● 十多年前，你曾立下宏愿，要写一部能与世界一流著作抗衡的巨著，现在是不是该还愿了？
○ 我在写啊！但是，不是抗衡的，是超过的。我们如果看看从前人写的那东西，就会发现他们实在写的不好，他们的表达那么噜嗦！
● 今天的政论杂志，几乎全是青年人办的，很少看到老一辈的先进出来办杂志，写文章，不知道他们都干什么去了？
○ 死了。
● 不，他们都还存在，只是不写而已。
○ 那跟死了有什么两样？不过是“活死人”的一种。人有他一定的限度。我在《从奸雄学到了什么？》这篇文章中，提到奸雄的特色就是，不管遭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打击，他们都不心灰意懒，也不怀忧丧志。那些动辄心灰志丧的，都是一般人所讲的正义之士，或者好人清流之类，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清流，不是一被打击就跑到美国去了吗？显然清流和正义之士们的战斗性不如革命家和坏蛋们。
● 二十年前，你已经睥睨文坛，今年你四十七岁了，你是否满意你截至目前的奋斗和成就？
○ 如果以一个被酱在台湾、无凭无借、赤手空拳、不与当局合作的个人而言，我想没有人比我做的更多了。所以，从这个相对条件产生出来的结果，我相当满意。
● 是什么力量支持你这样奋斗不懈，特立独行？
○ 是理想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共有的一个信念吧！在我有生之年，我要把我的理想传播出来。很多人不了解，老是说，李敖有洋房有汽车有美女，还闹什么？这真是大小看我了，有些人是可以被收买的，但是有信仰的人是不会被收买的。我在台湾是“金不换”，如果有一天我们要印“中华国宝”，我应该是特辑中的第一辑。
● 孙观汉曾说十五年前的你，很像五、六十年前的胡适，你同意？
○ 有一部分是对的，譬如在文字上的影响力。伯处境却大不相同。胡适那时代的读书人很受重视，当时的文盲很多，知识分子很少，《新青年》杂志从来没卖过一万份，但却有全国性的影响力，这证明他们那时代，出名或造成势力比较容易。 “北洋军阀”对知识分子是很尊敬的，那时既役有“戒严法”，也没有现在这种 “出版法”，电话也不会被窃听……我们在台湾一切都谈不到。
● 过去官方没有限制你出境时，为什么你没有想到要出去？
○ 因为一直没有这样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