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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按中国一句古话就是说晓之以理，还要动之以利。
李敖：不要日本人这个钱，可是我们怎么来搞这个钱呢？如果要别人捐钱又是不近人情。“你要我们捐钱，你去做好事，”，所以，我就自己牺牲，我把我收藏的艺术品全部拿出来，举办一个大的义卖活动，艺术品的定价可高可低，所以很多我们就卖掉了。马英九来帮忙主持的，我们卖了三千三百万。结果每个慰安妇都拿到五十万。所以日本人的钱我们就不要。
（李敖演讲：什么叫颠倒，颠倒有很多种，有黑白颠倒，有阴阳颠倒，有是非颠倒。民进党文宣部主任做的事情就是“是非颠倒”。）
杨澜：有很多人把你跟鲁迅相提并论，说你们“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这种犀利和文笔的毫不容情，非常地想象。你怎么样评价他呢？
李敖：我认为这样的类比是不太正确的，第一个，我从来不太“横眉冷对”其实我是笑嘻嘻的，我可能是个“笑面虎”。
杨澜：如果你不是这种“笑面虎”的性格，就是说没有顽童的性格在里面，我觉得你现在的身体包括精神的状况会有像现在这么好吗？可能早气死了。
李敖：那我早得了胃癌了，怄气怄死了，就因为我有这种开玩笑的性格，所以我也变得很快乐，没有这方面的病。
杨澜：无论是你白天经过怎么样激烈的…笔战也好，官司也好，你晚上也还是能够倒头就睡吗？
李敖：当然…我白天也很快乐，好比说我打官司打败了以后，法院寄判决书来，我打败了这个官司，我第一个反应不是生气，第一个反应赶紧坐下来整这个法官，你懂我的意思吗？不要花一分钟时间去生气，不要花一分钟的时间立刻展开报复。
杨澜：那别人觉得你打了这么多场官司，你的成功率应该有多少呢？我们大家都觉得你好像经常赢官司。
李敖：其实很低，不要搞错了，我打了三十年官司，以后我是一个有名的诉棍，其实打官司的失败率很高，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国民党当时的秘书长许水德，现在是国民党伪政府的考试院院长，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法院是我们国民党开的。”你想，他开的法院你怎么会赢呢？可是你会赢一段，哪一段呢，过程。
杨澜：跟你打交道得留点神，什么都留着。
李敖：是…黑资料都留着。最有趣的是我当年被抓的时候，台湾的警卫总部派了二十多个人来搜我的家，结果他们无从下手。
杨澜：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搜。
李敖：不晓得怎么下手，这怎么搜…
杨澜：如果现在不是你的话，谁还能够知道这些书是怎么摆的吗？
李敖：恐怕很难了。
杨澜：你为什么要选择写《戊戌变法》呢？因为我…应该是据我所知这是你写的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了吧。
李敖：没有错，我觉得那个里面最好的背景就是说它代表一个性格，在危险跟逃亡之间他选择了危险。
杨澜：你是说谭嗣同。
李敖：谭嗣同。这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内心的挣扎，他为什么要选择那条路。人都这样的，经过内心的挣扎的，经过天人交战的。人一开始不是很勇敢的，一开始不是很正确的，可是，慢慢经过选择、经过错误，最后成功了。我觉得这个，代表他一个人成长过程里面最精采的一部分，所以我把它发挥起来了。
杨澜：前几年当全美的…全美华人协会授予你一个成就奖是，你在感谢信里面好像也写了这样一段，就是说当一个国家面临为难的时候是选择走选择…
李敖：留。
杨澜：对，去留，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如果你在当年戊戌变法的时候你觉得你会选择跟谭嗣同一样的还是…
李敖：我会同梁启超，我会走的。
杨澜：你说，把死的…容易的交给别人，把难的交给我是吗？
李敖：因为梁启超最后走了以后他用《新民晚报》发挥那么大的力量，最后把坏政府推翻，他不要做烈士，他要做个成功的人，做成功的人比做烈士应该更正确。
（李敖演讲：有人会问我，说你李敖你不承认中华民国，你住在哪里？我说我住在中国，所以我的意思，我们要用健康的方法来看这个问题，不要那样子痛苦，痛苦使台湾变得很大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因为自大狂而带给我们的不了解现实的情况，我们是很痛苦的。）
杨澜：前几年你有一次曾经说，你说现在当代中国写白话文的第一名是李敖，第二名、第三名还是李敖。那个只是一时情绪的宣泄吗？你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李敖：我有一点要修整的，当时我说是五十年和五百年内，现在可能要讲一千年内。我当时这样说法是…
杨澜：那句话就是说“你们捧我，我很难过”，是吧？“因为你们还捧得不够。”所以你要自己捧。
李敖：因为当时…这就是我的文章表达方法，一般人说“我的文章最好，我的文章…千古独步”，可是我不是这样表达的，我是说“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我就这么推了一次“李敖”、“李敖”、“李敖”。所以看了以后你会很气，不服气，“你乱讲”，或者你觉得“你吹牛”，可是那些巨资你放不掉的，你懂我的意思吗，这就是我。我觉得我在处理中文的能力，根据我写的这三千万字作为一个章本，我觉得我比鲁迅他们高明太多了。
杨澜：人家有字典、词典，你现在要编个句典，你为什么有这个想法？
李敖：因为过去，大家有一个错误的思想，以为中文很难学，这是错误。其实中文现在跟电脑结合以后，中文很好学，第一个，中文的文法是全世界最简单的文法，可以直接把形容词当动词来用的，比如说“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红”跟“绿”是形容词，“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个“白”字，“春风又绿江南岸”，这个“绿”字，中文的文法是全世界最简单的。还有方块字，方块字认为是很难的，可是当方块字跟电脑结合的时候方块字很容易了。所以我认为，中文需要给它重新定位，可是定位的话不要被这些洋鬼子、比尔盖茨他们来给我们定位，因为他们定位成功以后一个烂的中文出现了。我们现在看的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那些是烂的中文，怪怪的，念起来怪怪的，什么原因呢？因为它是外国的传教士翻译的，可是你无法消灭它了，什么原因呢？因为它已经有几千万本流传了。
杨澜：先入为主了。
李敖：所以我很怕烂的中文，被洋鬼子们确定，所以我才要抢救中文，所以才要编一部《李敖中文大句典》。有八百万字，由我来确定最好的中文是什么。
杨澜：那其中有多少句子是李敖的呢？
李敖：应该…绝大部分的好句子都是我的，有些烂句子，作为反面教材的那是别人的。
杨澜：你是怎么看书和搜集资料的？
李敖：我看书的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要先有一个脑，这个脑就是“末代人脑的，人家是“末代皇帝”，我是“末代人脑”，这个脑是胜过电脑的。
杨澜：什么叫“末代人脑”？
李敖：我这人脑是胜过电脑的，一般人…等我死了以后就都被电脑统治了，我认为最后一个人脑就在我作设定的时候，题目先设定好。好比说，一般人的设定根据图书馆的分类，好比说我们看到宗教类、天主教类，然后就没有了，我还会继续分类，天主教里面好比说，神甫同性恋这算一类，修女还俗这算一类，好比说中国的天主教情况算一类。
杨澜：就是说你一边看书一边就在你的脑子里都归类了。
李敖：对，然后就剪出来，我看的资料就分类了。所以握有很多书是被我见过的，有的是经过正反影印的，也有这种情况。所以基本上我是靠这些分类，而不是靠这些书，分类分出来以后才是真正的…
杨澜：有些人买了书以后非常爱护的，就是那种碰在…怕它坏了，很小心。你是属于这种要剪的。
李敖：那是错误的，我看了一个故事，达尔文的故事，达尔文买一本新书，把第一张就撕下来，放在口袋里面，人家问他说“多可惜，一本书就撕掉了”。他说“我去外面采集标本，我可以利用零碎的时间躺在草地上就把这一张看完了。一本书我带不过来。他说“你把一本书保持得很完整很好，不看，还是撕下来好。”所以我认为我看了那个故事以后，我对书的爱惜就不像以前那么爱惜书了。
男人的世界里他横冲直撞，女人圈子里却烦恼多多，
杨澜：日本作家池田的作有一次去拜访英国的历史学家汤恩比的时候就问他“你把全世界的历史都研究遍了，你最希望自己做什么时候的人？”汤恩比就跟他说，他说“我最想做唐朝丝绸之路上的新疆那个地方的人。”如果同样这个问题问您的话，你也把中国历史都研究遍了，世界历史你也研究过很多了，你觉得你最希望做什么时候的人，哪里的人？
李敖：我也蛮喜欢做唐朝的人，我觉得唐朝有一种气魄，什么气魄，你记得当时徐敬业，他最后…他的好朋友单雄信跟唐太宗作对，最后单雄信被抓起来了，唐太宗要杀单雄信，徐敬业给他求情，说“我希望你把我的官给我小官，我宁愿用官捐出来来保护我的朋友。”唐太宗不肯，要杀他，结果徐敬业怎么办，割一块肉，给他的老朋友吃掉了，他说“我的一部分肉跟着你去死掉，你是我的兄弟，我一块肉给你，你吃下去跟你一起死掉。”
杨澜：你觉得现在的中国人已经没有这份狭义了，是吧？
李敖：没有了，全世界都没有了…
杨澜：在男人的世界里你一直都是是非分明，而且有很多的战绩，但是好像你也有困惑的地方，比如说在跟女人的关系上，你承不承认那是你的局限所在呢？在你的周围，比如说，从你的母亲到你过去的情人或者妻子，到你的女儿，你似乎好像都有一些困惑是不是？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前辈子大概欠了什么女人的债要还。
李敖：家里人像母亲，像我未婚生的那个女儿，她们带给你的苦恼那个是…有时候你说不出口的，像我这个心狠手辣的人对她们下不了手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的弟弟喜欢做生意，可是老是倒帐，拼命倒自己人的钱，你懂我的意思吧，他没有本领倒别人的钱，拼命倒自己人的钱，所以我跟我母亲讲，千万不要把我的房子给他，结果还是给了他。所以我认为我母亲是劫富济贫，可是你可以“劫”这个“富”可是这个“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