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拜而受教，后把麾持节，官至正郎。
【译文】
宋朝人廖德明（字子晦）是朱文公（即朱熹，集南宋理学大成，文是谥号）的高足。年轻时曾梦到自己谒见皇上，守门吏卒索取名片通报，廖德明梦见自己由袖中抽出一张署名“宣教郎廖某”的名片，一惊之下就醒了。
后来廖德明中榜派官，被任命为宣教郎，治理福建。廖德明想起当年的梦境，怕自己官职仅止于宣教郎，不想赴任。但亲友都劝勉他，却拿不定主意，于是去征求朱熹的意见。
朱熹沉思良久，而后说：“我知道了。”接着指桌上的文具：“人和器物不同。像笔只能是笔，不能当砚台用；剑只能是剑，不能当琴弹。所以不论它的年限有多长，它的功用是不变的。惟有人不同，也许早上是凶残的盗跖，到晚上心念转变，立地成佛，成为尧舜。所以一个人的吉凶祸福，也会随人的际遇、心念而改变，很难事先有定论。今天你奉命治理福建，只要尽心竭力嘉惠百姓，梦中所见不必耿耿于怀。”
廖德明拜谢离去，后来廖德明果然官至正郎。
774、吴山
【原文】
丹徒靳文僖贵之继夫人，年未三十而寡，有司为之奏请旌典，事下礼部，而仪曹郎与靳有姻女连，因力为之地。礼部尚书吴山曰：“凡义夫节妇，孝之顺孙诸旌典，为匹夫匹妇发潜德之光，以风世耳。若士大夫，何人不当为节义孝顺者！靳夫人既生受殊封，奈何与匹夫争宠灵乎？”［确论名言。］会赴直入西苑，与大学士徐阶遇。阶亦以为言，山正色曰：“相公亦虑阁老夫人再醮耶？”阶语塞而止。
［评］
今日“节义”、“孝顺”诸旌典，只有士大夫之家，可随求随得；其次则富家，犹间可力营致之。匹夫匹妇绝望矣！若存吴宗伯之说，使士大夫还而自思，所以救旌异其亲者，反以薄待其亲。庶乎干进之路稍绝，而富家营求之余，或可波及单贱，世风稍有振乎！推之“名宦”、“乡贤”，莫不皆然。名宦载在祭统，非有大功德及民者不祀，乡贤则须有三不朽之业。若寻常好官好人，分内之事，何以祠为？又推之“乡饮”亦然。乡饮须年高有德望者，乃可以表帅一乡。今封公无不大宾者，而介必以贿得，国家尊老礼贤之典，止以供人腹诽而已，此皆吴宗伯所笑也！
【译文】
明朝人靳贵（字文僖）的继室，不到三十岁就守寡，官员拟奏请皇帝建坊表扬，皇帝交付礼部研商，而仪曹郎（官名，掌吉凶礼制）和靳家是姻亲，更是极力促成此事。
礼部尚书吴山说：“以往立碑是因普通百姓能发挥忠孝节义的德行，可为子孙模范，其用意是为惕励世人。至于士大夫，哪个不该力行忠义，孝上悌下呢？靳夫人即然曾接受皇上册封，为什么还要和普通百姓争荣宠呢？”
后来在往西苑路上，正巧碰到学士徐阶（字子升，谥文贞），徐阶也赞同建坊表扬，吴山严肃的说：“难道先生是怕靳夫人再嫁吗？”徐阶不敢再多言。
［评译文］
今天（指明朝）建坊表扬忠孝节义，只限于士大夫之家；其次是富豪大户可以用钱营求，至于普通百姓，根本不用梦想。若是吴山的见解能被接受，士大夫们能自我反省，明白建碑坊表扬亲人，就自己身份地位而言其实反而是苛待了亲人，或许能打消一些人请立碑坊的念头。而富豪大户在用钱营求之余，朝廷或许也会考虑为地位卑微的百姓建碑，不也能稍振世风吗？其实，推而广之，一般达官乡绅都应如此。
古时能留名于《祭统》（《礼记》篇名，记祭祀之本）的官员，若不是有极大的功德或对百姓有大恩德的，一律不予祭祀。一般的乡绅则必须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功业，若只是普通好官、好人，这本就是做人的本份，为什么要特别祭拜呢？
至于乡饮（古时每三年举行大考，乡大夫推举贤者于君，临行时饮酒饯别）也是一样。举行乡饮必是推举年高德劭，可以做为一乡表率。可是现在册封名号无不大宴宾客，贿赂风气也随之而起，国家尊老礼贤的典礼只徒具形式。这种种现象，恐怕都会受到吴山耻笑吧！
775、宋均 卢垣
【原文】
东汉宋均常言：“吏能宏厚，虽贪污放纵犹无所害，［边批：甚言之。］唯苛察之人，身虽廉，而巧黠刻剜，毒加百姓。”识者以为确论，［边批：廉吏无后，往往坐此。］
唐卢坦，字保衡，始仕为河南尉，时杜黄裳为尹，召坦谕曰：“某巨室子，与恶人游，破产，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虽大臣无厚蓄，其能积财者，必剥下致之。如子孙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归于人也！”黄裳惊异其言。
［评］
只说得“酷”、“贪”二字，但议论痛快，便觉开天。
【译文】
东汉宋均常常说，官吏若是心地宽厚，纵使稍爱钱财、行为放纵［此是极端言之。］仍不会成为百姓的大害；倒是为人严苛的官吏，虽廉洁刚直，但因太过严峻，反而最是百姓的大患。很多有识之士认为他的说法有道理。
唐朝人卢垣初为河南尉时，杜黄裳为令尹。一天，召见卢垣说：“有个大官儿子不慎交了坏朋友，现在家财败尽。你深入调查一下，了解详情。”
卢垣说：“凡是为官清廉，虽位高权重，仍不会有丰厚家产；若有家财庞大，必是剥削百姓累积而来。假使子孙能守财，那是上天要使不道之家富有，人也没法；若是不能守财，那是取于人还于人，还有什么好调查的。”
杜黄裳对卢垣的回答觉得非常讶异。
［评译文］
虽然只涉及“酷”、“贪”二字，但议论痛快，别开生面。
兵智部 总序
【原文】
冯子曰：忠武论兵曰：“仁，智，信，勇，严，缺一不可。”愚以为“智”尤甚焉。智者，知也。知者，知仁、知信、知勇、知严也。为将者，患不知耳。诚知，差之暴骨，不如践之问孤；楚之坑降，不如晋之释原；偃之迁延，不如菪之斩嬖；季之负载，不如孟之焚舟。虽欲不仁、不信、不严、不勇，而不可得也。又况夫泓水之襄败于仁，鄢陵之共败于信，阆中之飞败于严，邲河之縠败于勇。越公委千人以尝敌，马服须后令以济功，李广罢刁斗之警，淮阴忍胯下之羞。以仁、信、勇、严而若彼，以不仁、不信、不严、不勇而若此。其故何哉？智与不智之异耳！愚遇智，智胜；智遇尤智，尤智胜。故或不战而胜，或百战百胜，或正胜，或谲胜，或出新意而胜，或仿古兵法而胜。天异时，地异利，敌异情，我亦异势。用势者，因之以取胜焉。往志之论兵者备矣，其成败列在简编，的的可据。吾于其成而无败者，择著于篇，首“不战”，次“制胜”，次“诡道”，次“武案”。岳忠武曰：“运用之妙，在乎一心”。武案则运用之迹也。儒者不言兵，然儒者政不可与言兵。儒者之言兵恶诈；智者之言兵政恐不能诈。夫唯能诈者能战；能战者，斯能为不战者乎！
【译文】
岳忠武的兵法说：“仁智信勇严，为将用兵者缺一不可。”我个人以为，最重要的还是“智”——智慧。
智慧是一种明澈无比的理解，由此可生发出对仁、信、勇、严的深刻理解。带兵作战能以智慧为本，则想要不仁不信不勇不严也不可能。
历史上的战争，有不战即胜的，有百战百胜的；有正大光明的获胜，也有以诈取胜的；有以没有前例的战法获胜，更有仿效古人兵法而获胜的。天时不同，地利不同，敌情不同，因此对敌作战的方式也不同。这种种应敌获胜的方法如何选择，便靠智慧。
历史上的兵书不乏，其成败得失也都有明确的记载，我这里只实录历史上一些用兵不败的故事，分为“不战”、“制胜”、“诡道”、“武案”四卷。岳忠武说：“运用之妙，在乎一心”。这些故事便是巧妙运用的真实例子，或可供做印证启发之用。
儒者不屑谈军事，这正是儒者没能力谈论兵法的缘故。儒者总说用兵不可诈胜，但真正有用兵智慧的人，正唯恐不能想出各种诡诈的作战方法来。只有能行诈的人才能作战，而亦唯有能战的人，才能消弭天下的兵灾战祸。
不战卷二十一
【原文】
形逊声，策绌力；胜于庙堂，不于疆场；胜于疆场，不于矢石。庶可方行天下而无敌，集“不战”。
【译文】
有形的武力不如无形的影响力，策谋也远比蛮力更有用；能在庙堂上折冲取胜，就不必要赴战场对决；在战场上的将帅能善谋慎断，就不必让兵卒亲冒矢石。如此，才能行遍天下无敌手。
776、荀罂 伍员
【原文】
鲁襄时，晋、楚争郑。襄公九年，晋悼公帅诸侯之师围郑，郑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围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与之战。不然，无成。”［边批：亦是。］知菪曰：“许之盟而还师以敝楚：吾三分四军，与诸侯之锐，以逆来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犹愈于战，暴骨以逞，不可以争。大劳未艾。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乃许郑成，后三驾郑，而楚卒道敝，不能争，晋终得郑。
吴阖闾既立，问于伍员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将自己有之矣，伐楚何如？”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闾从之，楚于是乎始病。
［评议］
晋、吴敝楚，若出一辙。然吴能破楚，而晋不能者，终少柏举之一战也。宋儒乃以城濮之战咎晋文非王者之师。噫！有此议论，所以养成南宋为不战之天下，而竟奄奄以亡。悲夫！
按：吴璘制金，亦用此术。虏性忍耐坚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于是选据形便，出锐卒，更迭挠之，与之为无穷，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坚忍之气，俟其少怠，出奇胜之。
【译文】
春秋时代鲁襄公时，晋楚争夺郑国。襄公九年，晋悼公联合其他诸侯的军队围攻郑国，郑人恐惧之余，遣使求和。荀偃（晋人，字伯游，卒谥献）说：“继续围攻郑国，等楚救郑时，就可以迎战楚军；如果与郑议和，就得不到实际的利益。”
荀罂（晋大夫，卒谥武子）却说：“不可以，应该与郑结盟引兵而归，如此楚国就会出兵讨郑。我们要先使楚军疲惫不堪，办法是把军队分成三路，联合其他诸侯军队分路迎战楚军。那么我军在未疲惫前，楚军早已疲累得不能作战了，远比现在就跟楚国交战要好得多。�